路遙，一個國內家喻戶曉的名字，他的文字打動了一個時代的人，所獲殊榮已經難以計數。馬雲就說過：

“對我影響最大的人是路遙，是他的作品改變了我，讓我意識到不放棄總有機會，否則我現在還在蹬三輪車呢”。

可是，這樣一個文采斐然，聲名在外的大作家，竟然被後人稱爲“窮”死的人。這是怎麼回事呢？

路遙確實一直很“窮”，他雖然每月的收入在當時並不算少，而且獲獎也很多，可卻總是面臨着“無米下鍋”的狀態。

當年，他的小說《人生》獲得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通知他去北京領獎。可是，他竟然沒有去北京的路費，最後不得不找弟弟借錢。

無獨有偶，《平凡的世界》再次獲獎，一舉奪得“茅盾文學獎”，可他還是沒有錢付路費。路遙只好再次打電話給弟弟，弟弟拿着電話愣了好久，因爲他也不知道該如何告訴哥哥：我也沒有錢。

但是，這種獲獎機會對一個作家太重要了，不只是露臉的機會，更是聲名的崛起。

於是，弟弟最後找到了當地延安地委副書記馮文德，將這一現實和盤托出。馮文德在考慮到路遙這一獎項對西北作家的影響力之後，最終捐了5000塊讓他去領獎。

弟弟拿着這筆錢交給路遙，當時只說了一句話：“你以後可別再獲什麼獎了，要是你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我可沒地方給你找外匯。”

當時的路遙有多窘迫可想而知，但他只是哈哈大笑一下，然後罵了一句。

這就是一個文人的真實人生，一輩子爲着文字苦耕，可在獲獎之後卻拿不出錢來去領獎。也正因爲如此，人們纔會好奇，路遙一個月掙多少錢？得了這麼多獎爲什麼會沒有錢呢？說起來還真是尷尬：習慣足以致命。

上世紀八十年代的路遙，工資確實不多，一個月才四十多塊錢，到了九十年代，一個月有兩百多塊。這些錢對於普通人來說，可能生活是夠了，但想要消費奢侈的東西還不足夠。

當然，路遙還有很多的稿費，他的收入在當時怎麼也算得上一個中上層收入羣體，因爲那個年代基本也就是這種水平了。

但路遙不一樣，他是文人，有着文人的偏執與自我。

每天早上西式餐點不可少，咖啡不可少。

試想想，一個月只有幾十塊收入的人，每天要花幾塊錢喝咖啡、喫西餐，這消費水平是什麼狀態？但他卻這樣說：

“像我這樣出身的人，最大的敵人就是自己看不起自己，需要一種格外的張揚來抵消格外的自卑。”

這如果放在心理學中，那路遙絕對是內心報復性的消費反彈。可他除了西餐、咖啡之外，還有一個更爲讓人難以接受的習慣：吸菸。

而且，他有着西北人特有的粗曠本質，吸菸如同喫飯一般。更爲重要的一點，他習慣在創作的時候吸好煙：恭賀新禧。

這是一種什麼煙？我們不吸菸不知道他的價格，但當時路遙在寫《平凡的世界》時，因爲苦於沒有靈感，最後只能將香菸點起來，於是，很快他便開始了一本名著的創作：1975年2、3月間，一個平平常常的日子，細濛濛的雨絲夾着一星半點的雪花，正紛紛淋淋地向大地飄灑着。

這本書一寫就是六年的時間，而路遙爲這本書點燃得“恭賀新禧”總累積費用是四萬多元，每天約2－3包。據說，當時路遙的書架上並沒有多少書，但其中一格放的是滿滿的香菸，而且都這樣的好煙。

有人粗略地統計了一下，九十年代的四萬元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當時，北京二環的房價還不足2000塊一平米，而四萬塊若在陝西買房子，估計三、五套根本就不是個事。這樣一兌換，路遙竟然在創作一本小說的時候，不知不覺抽掉了幾套房子！

當然，在獲得“矛盾文學獎”之後，路遙也有了一些錢，他將所有的錢都存在一張存摺裏，共計一萬元。而這一萬塊就是路遙一生所存的唯一收入。顯然，這相比他創作時抽掉的香菸錢，實在是相差懸殊了。

所有人都記得這樣一個畫面：在路遙準備用“現實主義”創作《平凡的世界》時，將幾十條香菸加兩罐咖啡裝進紙箱裏，直接去了煤礦找靈感。

路遙的朋友這樣總結他爲什麼那樣窮：“他窮的原因並不複雜，一是掙得不多，二是花得不少。”而他花得最不少的莫過於香菸，而且，據說路遙對香菸已經有了收集的狂熱愛好，各種煙盒抽完了也會收集起來，擺在那裏就是他對一種香菸的熱愛程度。

他曾經有過將一個月的工資全部買成香菸的行爲，這也足以說明，路遙最後“窮死”的最大原因，恐怕還是來自對於好煙的熱愛。

我們常說，叛逆是對成長的回饋。

路遙的童年、青年都是處於貧窮狀態的，他對朋友說：“我這十幾年，喫的是豬狗食，乾的是牛馬活……”，所以，在他能夠消費，或者說想要消費的時候，他選擇了異於常人的偏執。

香菸看似只是他“致窮”的一個原因，但現實還是他對這種心理渴望的回饋。但願我們每個人的成長都充滿了“富足”，從而遠離對於物質不屑卻又渴望不已的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