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蘇維埃國家銀行：第一個紅色國有銀行的實踐

原標題：薪火|中華蘇維埃國家銀行：第一個紅色國有銀行的實踐

蘇維埃國家銀行當時承擔的第一個使命是取締僞鈔雜幣、發行貨幣、統一蘇區的金融。

1932年一天夜裏，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下稱“蘇維埃國家銀行”）行長毛澤民正在爲蘇區出現假幣的事犯愁，突然一不小心，毛衣袖口在火上燎了一下，發出一股焦臭味。毛澤民受到啓發，想到了在製造紙幣的紙漿里加入細羊毛的辦法。沒想到，加入細羊毛不僅增加了紙幣的柔勁和韌勁，在火上一燒還會發出焦臭味，在太陽光下還會發亮，很容易辨別真僞。

1930年10月至1931年9月，紅軍連續取得三次反“圍剿”的勝利，鞏固和發展了中央革命根據地，中共中央決定以贛南閩西根據地爲依託，建立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宣告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緊接着，發展蘇區金融被提上日程。1932年2月1日，蘇維埃國家銀行在江西瑞金葉坪創立，成爲中國共產黨局部執政下的第一個“國有銀行”。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舊址內景

“根據地創辦初期都面臨着市面上流通多種貨幣且難以統一、金融秩序混亂等問題。蘇維埃國家銀行當時承擔的第一個使命是取締僞鈔雜幣、發行貨幣、統一蘇區的金融。”江西省瑞金市黨史辦蘇區研究中心主任鍾燕林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蘇維埃國家銀行在1932年7月正式發行了蘇維埃紙幣。但紙幣發行後不久，一批假幣的出現擾亂了蘇區的金融市場，也就出現了毛澤民巧計解決紙幣防僞問題的故事。

錢從哪裏來？

鍾燕林向記者展示了自家收藏的一張五角錢蘇幣，這是他爺爺留給他的“傳家寶”。

鍾燕林的爺爺叫鍾文棋，是一名老紅軍，參加過第四次反“圍剿”，因爲在戰鬥中腿部中彈，留在家中休養，後來救助過一名受傷的紅軍，這名紅軍爲了報答他，給了他一張5角紙幣。

“這張紙幣一直被爺爺珍藏着，被視爲革命友誼的見證。爺爺去世後，奶奶就把爺爺的殘疾軍人證和這張紙幣小心地放在箱子裏。我小時候不懂事，常常吵着要翻出來看，奶奶就說這是你爺爺留下的財富。”鍾燕林說。

記者看到，這張五角的紙幣早已泛黃，除了細羊毛防僞措施外，幾個 “錯別字”特別顯眼。“ 比如第二個國字，少了一點，銀字左邊的金字旁寫錯了，這都是當時的防僞標誌。”鍾燕林說。

爲了防僞，紙幣上還印有毛澤民和時任中央財政部部長鄧子恢特殊的親筆簽名，中央造幣廠、印刷廠還採取了印製鈔票和編號碼分開操作的辦法。

在蘇維埃國家銀行籌備建立之初，啓動資金從哪裏來，是毛澤民面前的一道難關。

在毛澤東的協調下，陳毅將由其保管的20萬軍費暫時借給了毛澤民，作爲銀行啓動資金。銀行成立兩個月後的1932年4月，紅四軍在福建漳州打了一個大勝仗，繳獲浪105萬大洋，這筆錢對蘇維埃國家銀行來說是雪中送炭。

“毛澤民當時調了200多個挑夫，從福建漳州把這105萬現大洋挑到瑞金，這對蘇維埃國家銀行來說是極其重要的一桶金。” 鍾燕林說。

105萬現大洋放到哪裏成了問題，毛澤民和鄧子恢商量，在鄰近的石城縣找了一個藏紅薯的地窖作爲“祕密金庫”，派了兩個警衛員喬裝成小作坊的老闆和夥計看守這批金銀。這批珍貴的資金直到1934年10月長征開始時才重新啓用，一路挑擔到陝北，延續了紅色金融的命脈。

除了使用戰爭的“槍桿子”獲得銀行資本金外，有豐富經商和金融經驗的毛澤民發現贛南盛產鎢礦，他意識到這可能是中央蘇區最重要的財源，毛澤民同時兼任了中華鎢砂總公司的總經理。鎢是稀有金屬，是製造武器的重要原料。20世紀30年代初期，德國正在恢復軍火業，需要大量從中國進口鎢，當時贛南探明的鎢砂儲量位居世界第一。紅軍如何才能成功賣出鎢砂賺錢？ “紅軍和白區的商人交易，主要是靠私人關係，靠信用進行的。當時白區經商的都是本地人，也有從蘇區逃出的地主，他們瞭解了蘇區政府對商人的政策，就偷偷地做起生意來。” 鍾燕林告訴第一財經記者。1933年11月20日，十九路軍發動福建事變，公開樹起抗日反蔣旗幟，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與紅軍訂立抗日反蔣協定。

根據《中央革命根據地財政經濟史長編》，1933年冬至1934年春，十九路軍佔領龍巖，軍需品——鎢砂也可以從江西經長汀運到新泉，再經古田運往龍巖，鎢砂由貿易公司進行貿易，每擔50元光洋。蘇區與十九路軍交易採用以貨換貨的形式。

“ 交易的過程中，對方把我方需要的緊缺物資運到河岸上，紅軍把鎢砂裝到船上，雙方向天開槍，開幾槍後，我方假裝逃跑，把貨留在船上，就這樣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完成交易。”鍾燕林說。

據史料記載，直到中央紅軍長征之前，紅軍通過鎢砂出口賺到620萬銀元。這筆錢支撐了中央銀行的現金流。

在運行過程中，蘇維埃國家銀行還組織發行合作社股票，開辦合作社，動員羣衆將餘錢存於信用合作社；組織當地幹部羣衆踊躍購買公債。

從1932年起，蘇維埃國家銀行先後發行了三次公債，分別是60萬和120萬的戰爭公債，300萬的經濟建設公債，所籌集資金促進了農業生產，活躍了蘇區經濟，支持了軍隊建設。此外，國家銀行統一了財政制度，建立了國庫制度、會計制度，爲新中國財政金融秩序的建立打下了基礎，並承擔了今天財政部的一些功能，比如農業稅、商業稅的徵收。

“蘇區前期主要是靠打土豪得來的資金支撐革命運動，後期靠農業、鎢砂貿易等籌集資金，同時靠國家銀行發行公債。國家銀行充當了國家錢袋子的重要角色。錢袋子和槍桿子之間形成了互爲輸血和造血的關係。” 鍾燕林說。

化解金融危機

土地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軍隊在廣大農村地區創建革命根據地，開展土地革命。在根據地內部，農民長期受到傳統租佃制度與高利貸的雙重盤剝，各種社會矛盾交織。

爲了瞭解贛南和東固地區（永豐、吉水、吉安、萬安、興國縣一帶）土地鬥爭的實際情況，毛澤東在1930年5月和10月分別進行調查，並寫出了《尋烏調查》和《興國調查》。

《尋烏調查》對“農村土地的高度集中”的情況這樣描述：“尋烏縣占人口總數7.4%的地主富農階級擁有全縣70%土地，而占人口總數92.6%的農民只有 30%土地”。《興國調查》的數據懸殊更大，地主富農的人數不過6%，卻佔80%的土地。當時的剝削分爲：地租剝削、高利剝削、稅捐剝削；高利剝削中又分爲錢利、谷利、豬利、牛利、油利、當利6種，揭示了當時中國農村土地的尖銳矛盾。

中國人民銀行編著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金融發展簡史》描述，當時的高利貸分爲貨幣和實物兩種形式。

貨幣貸月息至少三分至五分（相當於年化 36% ~ 60% ），其中以“滾滾利”和“筋斗利”最兇狠，滾滾利是上個月或上年的利息，下個月或下年度又生利，1元錢10年變成1024元。筋斗利是按3天一計息，借10元3天后需還20元。

“實物借貸有谷利和油利等形式，5月借谷一石，8月需還谷兩石；油利也要翻倍地還。借了債的貧苦農民，家裏的房屋或者勞動工具，比如耕牛都被地主拿去抵債，實在沒有資產償債的農民，只能把自己的兒子過繼給別人，女兒賣爲童養媳。”鍾燕林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爲解決高利貸對蘇區老百姓的剝削，蘇維埃政府成立的當月就頒佈了《借貸暫行條例》，明確規定取消和廢除一切形式的高利貸，要求今後利率“最高短期每月不超過一分二釐，長期週年不超過一分”，且不得利上加利，首次以正式文件的形式規定了借貸利率上限。“毛澤東當時明確指出，發放高利貸都屬於剝削階級，以反革命罪論。蘇維埃中央政府出臺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規，嚴禁用高利貸剝削羣衆。國家銀行同時也發放一些低息貸款，促進農業、小工業、小手工業的發展，解決農民生活和生產上的問題，蘇區高利貸剝削的問題得到了治理。”鍾燕林說。

蘇區面臨的另一個困境是國民黨的經濟封鎖。在紅軍取得了三次反“圍剿”戰爭勝利時，國民黨針對紅色革命根據地先後頒佈了封鎖條例十餘種，明文封鎖食鹽、煤油、藥材、布匹等，企圖將紅軍和蘇區“餓死”“凍死”“憋死”。1934年，根據地反圍剿的情況比較嚴峻，老百姓兌換需求突然增大，蘇區紙幣擠兌風波發生，蘇幣面臨一次金融挑戰。

有一天，毛澤民從外地回來，看到銀行門口擠滿了人。他聽有人說，“現在做生意的都不收紙幣了，紙幣不值錢了，我留着它幹什麼，趕快給我換銀元。”當時毛澤民立刻意識到銀行業最忌諱的擠兌風波出現了，他趕緊找來鄧子恢商量對策。

毛澤民提出，一定要維持蘇維埃紙幣的信譽，按照一元現鈔兌換一塊現大洋，不能失去蘇幣的信譽。

幾天過去了，前來兌換的人越來越多，鄧子恢詢問毛澤民要不要動用祕密金庫，毛澤民表示暫時不用。第二天，蘇維埃國家銀行門口來了十幾名士兵，每人挑了一擔大洋，前來兌換銀行的老百姓看到感嘆道，“我一輩子也沒見過這麼多大洋，我們蘇區銀行的實力很雄厚。”

鍾燕林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其實這些擔子裏上面是銀元，下面是石頭，毛澤民用這一辦法贏得了羣衆對蘇幣的信任，穩住了金融秩序。

就在這一關鍵時刻，1933年2月，紅軍在黃陂打了一個大勝仗，繳獲了大量現大洋和物資，時任中革軍委總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親自護送這批錢財物資到瑞金。紅軍開始在各個合作社銷售蘇區緊俏的食鹽、布匹等物資，並要求只能用紙幣購買。

老百姓一看這種情況，大家紛紛道，“誰說紙幣不值錢，誰說紙幣要垮了，紙幣不僅能按照現大洋來兌換，還能買稀缺物資。”

於是大家又紛紛把現大洋換成紙幣，就這樣，沒幾天，紅軍收回的現大洋，比當初兌出去的還要多，一場金融風波就這樣解決了。

突破經濟封鎖的鬥爭

蘇維埃國家銀行成立於瑞金，但也離不開閩西和贛南兩地紅色金融的實踐。1929年的8月，在江西吉安東固成立的東固平民銀行，成爲蘇維埃國家銀行的起源；1930年11月7日在福建龍巖成立的閩西工農銀行也爲蘇維埃國家銀行的創立提供了制度基礎。

1929年1月井岡山斗爭遭受挫折後，毛澤東、朱德率紅四軍突圍下山，到了江西中部的東固根據地。到了東固後，首先要解決的是紅軍喫飯的問題，建立銀行、發展經濟成爲當時根據地的迫切需要。

東固平民銀行第一任副行長邱有文的孫媳、東固革命根據地博物館原館長夏淑英向第一財經記者講述了東固平民銀行創建的過程。

1927年，以賴經邦爲首的幾個東固青年知識分子，在吉安城裏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學說。他們祕密回到家鄉東固，創建東龍黨支部，恢復組建東固農民政權東固農協會，成立東固山第一支工農革命武裝東固農軍，並且發起了“東固暴動”，開始了根據地革命鬥爭。

“東固暴動的勝利，震撼了東固周邊的縣市。同時，也引起了國民黨反動派的仇視，多次派兵對東固進行征剿，並對東固實行經濟封鎖。一時間，東固的生活物資、醫藥物資緊缺。”夏淑英表示。

爲了粉碎經濟封鎖，1928年春，東固黨組織委派黃啓綬在此創立了東固平民借貸所。同年10 月，中共東固區委、紅二團以借貸所爲基礎，創辦了東固平民銀行，發行了蘇區第一張紙幣。

“當時正在書院任教的爺爺參與籌建東固平民銀行，晚上挨家挨戶動員羣衆集資辦銀行，一共籌集了4000銀元，後來紅二團又捐助 4000銀元，這8000銀元成爲辦銀行的啓動資金。” 夏淑英說。

當時，東固面臨着油、鹽、藥品等生活物資的封鎖。東固平民銀行隔壁就是消費合作社，合作社的人員輪着去吉安挑封鎖物資。“他們用帶隔層的木桶，下面放封鎖物資，上面盛着大糞。他們用的扁擔也不是通常那種竹片做的扁擔，而是竹棍，把竹棍裏的節打通，裏面還能塞下封鎖物資。”夏淑英講述道。

東固平民銀行的業務範圍包括髮行貨幣、兌換紙幣、收存現金、借貸。“東固平民銀行發行的貨幣在當地比較受認可，籌集了各個地區的資金，解決了經濟封鎖的問題，極大地方便了人民羣衆，活躍了東固經濟，爲中央蘇區紅色金融的開創奠定了基礎。”鍾燕林表示。

隨着革命形勢的發展，東固平民銀行也不斷擴大規模，1930年7月，贛西南蘇維埃政府決定將其改組爲東固銀行；11月，爲解決紅軍戰爭經費問題，江西省蘇維埃政府在東固銀行的基礎上籌集100萬元資金創辦江西工農銀行。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隨後各主要機關都在瑞金安家。中華蘇維埃政府決定以江西工農銀行和閩西工農銀行爲基礎，籌建蘇維埃國家銀行。

“因工作需要，爺爺邱有文奉命調到瑞金中央軍委印刷廠工作，並擔任副廠長、總務主任，同時改名爲丘金山。當時印刷廠中有大批東固籍工人。”夏淑英說。1933年冬，邱有文奉命調離中央軍委印刷廠，到“中華鎢礦公司”擔任經理（第三任）、中央貿易局局長。

1034年10月，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央紅軍開始長征。中華鎢礦公司和中央軍委印刷廠也被解散，蘇維埃國家銀行留下一名副行長在蘇區堅持革命，其他15名工作人員編入“第15大隊”，200多名挑夫挑着幾十擔蘇幣、幾擔金條和幾十擔印刷蘇幣的原材料踏上長征征途。

蘇維埃國家銀行在戰火中仍然堅持運轉，被稱爲“扁擔上的銀行”“馬背上的銀行”，伴隨兩萬五千里長徵，薪火相傳。

薪火·紅色金融（1921-1949）特別專題

學術顧問

馬林|金融史研究專家、原中國人民銀行中共金融史編寫小組組長

魏協武|延安市人民銀行原副行長、陝甘寧邊區銀行紀念館創始人、陝甘寧邊區金融史研究專家

馬強|上海市銀行同業公會常務副會長

何成鋼|中國金融作家協會理事、上海市地方史志學會理事

陳德翔|上海財經大學國際銀行金融學院普惠金融研究員

範永進|上海愛建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黨委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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