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安股權變更的背後，是商業運營與文化傳承的新命題

189天之後，隨着中赫集團和北京國安俱樂部發布完成股權變更的聲明，「國安」的名字正式被保留了下來，所有人在歡喜之餘都長出了一口氣，就像打贏了一場艱苦的戰役。

而周金輝也用實際行動實現了，自己在入主俱樂部之初「一定會保留國安」的承諾。

文 / 宋鑫宇

編輯 / 陳點點

1992年6月，時任中國足協主席的袁偉民，在此後被稱作中國足球職業化道路起點的紅山口會議上提出，「從1994年開始，舉辦全國俱樂部聯賽」。

半年後，北京市體委、先農壇運動技術學校和中信國安實業發展總公司，在北京國安賓館正式簽下協定，合作成立「北京國安足球俱樂部」。與其他的11支球隊一同開啓了中國足球的新篇章。

從那之後，在中國足球27年的職業化歷程中，無數俱樂部沉沉浮浮，不斷地更名、轉讓、遷移。而「國安」這兩個字，和「國安永遠爭第一」的響亮口號，卻始終屹立不倒，在無數個夜晚，迴盪在北京的每一個角落，成爲這座城市靈魂深處的烙印。

2019年，《南方都市報》發起了一份中國足球職業化26年以來「哪支球隊最偉大」的俱樂部評選，邀請了26位國內知名媒體的體育記者擔當評委。最終，北京國安力壓山東魯能和廣州恒大，成爲了這次評選中的「最偉大俱樂部」。這也是對於國安自92年成立以來，始終走在中國足球專業化、職業化改革的前端的肯定。

回想2004賽季中超元年，北京國安聯合7家中超俱樂部與中國足協談判，不僅揭開中超盛行一時的假賭黑內幕，更是大大推進了中超職業化改革。2018賽季，耐克以10年總金額8億壟斷中超球衣之後，國安同樣孤身一家跳出來反對，讓被球迷和俱樂部抱怨已久的耐克開始正視中超，並從美國派出團隊，專門爲國安進行中超球衣的設計。

事實上，國安的這些舉動，給球隊本身並沒有帶來太多的收益，G7事件後，國安除了被扣分罰款，還遭到當時裁判們的聯合抵制。但是所提出的「行政退出、資本決定、政企分開、管辦分離、公司化經營」等建議，在體制結構與資本性質方面，對中國足球職業聯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正是這樣一支能夠充分代表城市性格的球隊，才讓一代又一代的北京球迷，如此無條件的熱愛、支持和追隨。

保留「國安」只有一條路

去年12月14日，中國足協在上海召開2020中國足球職業聯賽專項治理會議，公佈了《關於各級職業聯賽實行俱樂部名稱非企業化變更的通知》。無差別的中性名變更要求，令國安在內的許多俱樂部猝不及防。

足協關於中性名的規定很明確，俱樂部名稱中不得含有俱樂部任何股東、關聯方或控制人字號、商號或品牌名稱。這意味着，要想保留住「國安」只有一條路可走--老東家中信將其所持有的36%的俱樂部股份全部轉讓出去，由中赫或者第三方公司接手。

一場關於「國安」名字的保衛戰，從此打響。

在向足協申請延期之後，1月29日中信集團向北京產權交易所掛牌交易北京中赫國安足球俱樂部股權，轉讓國安俱樂部36%的股份，標出的轉讓底價爲1元。

隨後很長一段時間雖然再無更新消息，但中赫集團與中信集團雙方一直在進行積極的協商，足協主席陳戌源也在接受央視記者白巖松《新聞1+1》欄目採訪時表示，中赫集團正在收購中信集團的相關股份，北京國安俱樂部的名稱很大程度會保留。

3月25日，國家企業信用信息系統顯示：北京中赫國安俱樂部更名爲北京國安足球俱樂部有限責任公司，這意味着基本能夠確認「國安」兩字得以保留下來。

而經過不斷的協商、談判，北京時間6月21日，中赫集團正式宣佈，完成與中信之間的股權轉讓事宜，「北京國安」重回中超。而對於中國足球來說，「北京國安」的保留，也給這個動盪不安中性名改革畫上了一個句號。

與中赫集團以及北京國安俱樂部感謝中信集團過往貢獻相對應，中信集團在隨後發佈的公告中，也同樣給中赫集團以及北京國安俱樂部送上了誠摯的祝福。

中國足球改革迷途

事實上，包括中性名改革、限薪等一系列「強制性政策」的背後，根源都來自於2015年出臺的《中國足球改革發展總體方案》，其中明確提到：優化俱樂部股權結構。實行政府、企業、個人多元投資，鼓勵俱樂部所在地政府以足球場館等資源投資入股，形成合理的投資來源結構。

近幾年中國足壇不斷有球隊解散或是退出，究其原因，在於許多職業俱樂部本質上是主要持有人的附屬工具。俱樂部的存亡興廢，皆取決於企業經營策略，甚至老闆的個人喜好。

對於很多控股方來說，俱樂部不是一個可以自給自足的業務，而是一個需要不斷輸血才能保持運營的廣告平臺。若運營職業俱樂部不能給持有人帶來預期的回報，或持有人的主營業務出現了經營問題，撤資便成爲了必然的結果。

而在多數中國職業俱樂部股權結構較爲單一的背景下，持有人撤資對於俱樂部將造成巨大的衝擊，難以找到下家的俱樂部，只能被迫吞下解散的苦果。

就像是上個休賽期中的江蘇蘇寧，在奪冠僅僅108天之後就宣佈停止運營，而由於禁止異地轉讓球隊、中性名時代新金主無法冠名球隊的政策，以及球隊的高額負債，讓球隊在投資方宣佈撤資後，很難找到願意接盤的新資方，只能宣告解散。

由此看來，推進職業足球俱樂部股權結構的多元化工作，的的確確是大勢所趨。但落實到實際操作層面，推進股權多元化，在新階段的中國足壇難度並不小。

首先，投資一家中超球隊，即使是小股東也意味着每年需要投入一筆不小的資金。根據恒大此前的財報，以及上港集團年報中關於俱樂部的內容，大致可以推算出中超爭冠集團球隊的年投入在20億元左右。同樣天海在此前轉讓案中曾披露俱樂部最後一年中有7億元負債，這意味着，中超保級球隊的投入也將近10億元。

廣州隊每年虧損金額（統計截止至2019賽季）

簡單推算一下，若某股東在該俱樂部佔據30%股份，那麼每個賽季需至少要花費3億。

但是作爲小股東，投資人實在沒必要花一筆鉅額投資一家既不具有賺錢能力、又很難給自己帶來廣告效應的俱樂部。另一方面，新股東入局之後產生分歧的案例並不少見，特別是在中國足壇。由於歷史原因，老體制下的球隊雖然通過股權變更名義上改爲職業化足球俱樂部，但是原本掌控球隊的地方體育局或是國企，並不願意完全放手。

雖然在從上世紀90年代初足球職業化改革後，國內各省市區的足球隊都已轉爲職業俱樂部球隊，在參加重要賽事時以職業俱樂部球隊的身份參賽。但全運會等賽事的存在，決定了地方體育局依舊會承擔起一定程度的青訓責任。

同時，隨着職業聯賽環境的惡化、運動員成績的下降和違紀現象的增多，像遼寧、延邊這樣的傳統足球強省，出現了一旦職業俱樂部出了問題，本省的足球事業就將全軍覆沒的尷尬現象。

因此，爲了保證本地職業化體育項目的長遠發展，地方體育局經常會通過注資、重建專業隊或職業俱樂部等方式扶持本地職業化體育項目發展的做法。

2015年延邊富德俱樂部成立之初，佔股70%的富德集團作爲大股東在兩個賽季中一共投入1.7個億。首個賽季延邊便成功衝超，並在隨後2016年的中超處子賽季中取得了第九名的好成績。

然而，作爲小股東的延邊體育局，不但承諾的投入資金遲遲沒有到位，同時更不願意放棄對球隊的實際操控權。花了錢卻管不了球隊的富德，覺得自己變成了「別人的錢包」，最終選擇了與延邊分道揚鑣。

有意思的是，「誰出的錢多誰的發言就更有分量」的投資人「完全決定製」，很多時候會讓球迷們的權益難以得到保障。

在英超賽場上，這樣的案例尤其屢見不鮮。阿森納的大股東克倫克早已被所有槍迷視爲不共戴天的最大死敵，而紐卡斯爾球迷更是巴不得球隊老闆阿什利早點走人。

而這樣的故事如今也在中超開始上演，當洛陽市政府出資成爲河南建業股東之後，俱樂部擬更名爲「洛陽龍門足球俱樂部股份有限公司」的決定，引起了幾乎所有河南球迷的不滿。雖然最終通過輿論施壓，得以保留了「河南」兩字，但是可以預見的是，如果一味推進股權改革，這樣保障資方利益最大化的事情，並不會是個案。

在目前中國足球尚未形成良好商業環境的情況下，中國職業足球需要在現有的投資人模式和股權多元化改革之間尋找平衡點，充分照顧二者權益的情況下推進。而中赫集團這樣本身對於球隊存在感情基礎的單一股東，反而從某種程度上是在「亂世」中較爲穩定的模式。

迴歸球迷，中超俱樂部的重中之重

由此可見，中國職業俱樂部的股權模式不可能完全照搬國外，國內俱樂部股權多元化改革道路還需要不斷探索。

事實上，陳戌源在也曾在接受新華社採訪時給出過自己的意見--可以借鑑歐洲經驗，發展會員制俱樂部，讓個人會員的意願反映到俱樂部決策層面上來。

畢竟俱樂部發展離不開球迷，紮根城市文化、讓足球迴歸球迷是俱樂部應盡的義務。根據商業調查給出的統計，職業俱樂部收入的三大基石：轉播收入分成、商業收入以及比賽日收入，均與球迷基礎息息相關。

2018年5月，中赫國安首獲T?V萊茵SQS-Sports體育服務質量管理體系認證，是中赫入主國安後，對於俱樂部的商業化和職業化運營爲俱樂部建立可持續盈利能力的一種探索。

因此在很多的歐美地區，球隊允許球迷組織可以通過地產、球場、會員或者優先股參股等方式參與到俱樂部的議事中。一方面能夠保證，俱樂部不會成爲資方的一言堂，另一方面也能幫助球隊更好的進行職業化改革。

而對於中超而言，通過球場入股的方式或許是最合適的辦法。

在中國足壇，很少有球隊擁有自己的球場。即使是承載了北京球迷無數榮耀與回憶跟國安早已牢牢綁定的工人體育場，其所有權和土地產權此前一直隸屬於北京市總工會。每打一場主場比賽，國安都必須繳納租賃費用和安保費用，兩者相加大概在100萬左右。也就是說，每年國安都要上交接近2000萬的租子，才能在「自己的主場」踢球。

那麼，對於中超球隊而言，除了每年都要從原本就不算很多的門票收入裏拿出很大的一部分來交租之外，時不時還要爲演唱會或是大型活動讓路。2018年北京國安就曾因爲TFBOYS的演唱會需要，而不得不在主場比賽時關閉部分看臺。

因此，對於俱樂部來說，擁有自己的足球場無疑有着更大的收入發展空間。據報道，隨着北京國安的母公司中赫集團，牽頭聯合體中標北京工人體育場改造復建項目，並將在工體改造完成後拿到球場的運營權。這意味着，北京國安不再像之前那樣只是一個單純的「租客」。對於國安俱樂部而言不需要再按場次交租，也就意味着門票收入裏會有更大的比例，投入到俱樂部的運營裏。

考慮到自己承擔安保和場地維護等費用的支出，這樣的改變，或許並不意味着短期能省下多少錢，但能通過服務質量的提升來獲取更大的收益。比如，比賽日的餐飲服務、定價更高的貴賓席和包廂、球迷商店周邊銷售、平時的球場參觀等等，都是擴大收入的渠道。

舉例來說，尤文在此前使用座位數近7萬的德爾-阿爾卑球場，和暫用都靈奧林匹克這兩個綜合性球場期間，每個賽季的比賽日收入只有1000多萬歐元。但2011年，俱樂部換到擁有自主經營權的新尤文競技場（現在的安聯）之後，雖然座位減少到了4萬出頭，但在包廂、餐飲、停車位、廁所等配套設施升級帶來的觀賽體驗全面提升刺激下，比賽日收入立刻就上漲到了4000多萬歐元，幾乎是此前的三倍。

再加上，後來陸續在周邊加設了8個餐廳、24個酒吧、兩條商店街、一間度假酒店、俱樂部新辦公樓和醫療中心等配套設施，整個地塊給尤文帶來的不僅是商業收益，更是在都靈這座城市留下了強有力的品牌地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