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紐約時報》網站7月20日發表文章《美國不再做世界警察了嗎?》,作者是斯潘塞·博卡特-林德爾。全文摘編如下:

美國宣佈從阿富汗撤軍時,塔利班立即發動攻勢奪回這個國家,拉響民衆大規模流離失所和政府垮臺的警報。但美國總統拜登並未改變撤軍計劃。

他本月說:“我們不是去阿富汗建設國家的。唯有阿富汗人民有權利和責任決定自己的未來,決定他們希望如何管理自己的國家。”

這一訊息與21世紀初盛行的說法截然不同。當時,喬治·W·布什宣稱,“結束世界上的暴政”已成爲“我們這個時代的使命”。這些年來,美國對人道主義軍事幹預的興趣是如何消長的,拜登應該對此採取何種態度?

軍事力量主導戰後秩序

美國並非一直自視爲“世界警察”。雖然美國19世紀擴大了在西半球的主導地位,但直到二戰才成爲全球軍事超級大國。

歷史學家丹尼爾·伊默瓦爾去年在《紐約人》週刊上解釋說:“法國1940年淪陷,促使美國領導人認爲有必要加入戰鬥。1941年,出版商亨利·盧斯更進一步提出了‘美國世紀’:由美國的價值觀、制度,最終是軍事力量主導的戰後全球秩序。盧斯的想法起初很有爭議,但到戰爭結束時,它似乎成爲必然。”

美國保持軍事優勢的部分理由是戰術性的。二戰後,美國領導人開始將蘇聯和共產主義的傳播視爲國家安全威脅。一份提交給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重要文件寫道:“日益縮小的世界現在面臨核戰爭的威脅。在這樣一個世界裏,僅僅尋求遏制克里姆林宮的圖謀不是長足目標,因爲國家間缺乏秩序的狀況越來越令人無法容忍。這個事實要求我們爲了自身利益,承擔起世界領導責任。”

人道主義軍事幹預的邏輯在20世紀90年代大行其道,那是在蘇聯解體和“9·11”襲擊之後。蘇聯解體後,就進入了美國佔支配地位的“單極時刻”。

自由派也有人爲干預行動辯護。最重要的擁護者之一是薩曼莎·鮑爾。她是貝拉克·奧巴馬總統時期的美國駐聯合國大使,現任美國國際開發署署長。她在2002年出版的《地獄之問》一書中表示,“永不重演”的承諾使美國有義務制止世界各地的暴行,必要時單方面動用武力。

軍事介入在美不得人心

不管是好是壞,海外軍事介入乃至美國的主導地位在美國已經不得人心。

一個原因是,美國佔據優勢的國家安全理由不再像“9·11”事件後那樣有吸引力。政治學家邁卡·曾科和《波士頓環球報》專欄作家邁克爾·科恩在其著作中寫道:“美國人生活在比人類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安全和更自由的世界裏——比其他國家安全和自由得多。”他們認爲,華盛頓圈內人幾十年來圍繞外國威脅制造恐慌的做法掩蓋了真正傷害美國人的東西——不達標的教育和醫療體系、破舊的基礎設施、槍支暴力、不平等、國會僵局和氣候變化。

全球反恐戰爭和出兵伊拉克也嚴重削弱了軍事幹預的人道主義理由。歷史學家斯蒂芬·沃特海姆認爲,在盧旺達發生種族滅絕事件後,新保守派和鮑爾這樣的自由派干預主義者嚴重低估了制止民族衝突的難度,忽視了戰後國家建設的挑戰。干預主義者把軍事幹預說成是絕對必要的——不管後果如何,也不管輿論如何,爲2003年出兵伊拉克鋪平了道路。

布朗大學沃森國際與公共事務研究所說,美國在“9·11”事件後發動的11場戰爭造成超過80萬人死亡,3700萬人流離失所,耗資約6.4萬億美元。美國還持續比其他國家出口更多武器,包括向六個最具干涉主義色彩的中東國家當中的五個出口武器。

許多外交政策思想家認爲,如果沒有了美國的主導地位,世界就會像美國前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所寫的那樣,“淪爲一個狗咬狗、強權即公理的所在”。但沃特海姆不同意這種觀點。他2019年在《泰晤士報》上寫道:“華盛頓當權派想象的世界是一個空白空間,一個被動等待被領導的‘權力真空’。真實世界裏到處都是準備捍衛‘自身自由’的人。今天,減少了美國軍國主義的世界很可能總體上就減少了軍國主義。”

外交政策未與傳統決裂

本月初,在海地總統若弗內爾·莫伊茲遭暗殺後,拜登拒絕了該國代總理提出的提供軍事支持的請求。有些評論人士將這一決定視爲美國霸權不斷萎縮的又一跡象。

外交政策分析家馬克斯·布特在《華盛頓郵報》上寫道:“世界警察正式下班。拜登沒有使用‘美國優先’的口號,但他和前總統唐納德·特朗普一樣反感國家建設,並且希望結束‘無休止的戰爭’。”

不過,還有些人(比如著名歷史學家、政治學家諾姆·喬姆斯基)沒有看到太多決裂。他在一封電子郵件中說:“在國際問題上,拜登迄今爲止基本沒有改變傳統政策。”他堅持認爲,在當前形勢下,新保守派不會有興趣向海地派兵,而無論人們如何看待從阿富汗撤軍,美國都仍然可以選擇在那裏發動空襲。

喬姆斯基還說,拜登沒有取消對古巴的禁運或者對伊朗的制裁,他“只有撤銷毫無道理的野蠻行爲”(比如取消人道主義援助),背離了特朗普“徹底出賣巴勒斯坦人的做法”。而且“在其他領域,例如中國,他採取了比前任們更具對抗性(而且相當危險)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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