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志学医救国

这里是被日本殖民统治长达四十年之久的大连，于中麟的故乡。儿时的于中麟从记事起，家里的长辈就告诉他父亲是如何躲开特务的威胁，帮助张学良修电线，抵抗日寇的故事。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迅速沦陷，除了大规模的资源掠夺外，日伪政府更是对东北开始了奴化的教育。

“在大连上学，就考上了一个日本人的学校。学校一个班里面，大概有4个中国人，其他都是日本孩子。那个时候很受歧视，有一个同学就特别愿意欺负我，老欺负我，最后就打架！打架打到最后，我们俩都打到走廊上去了。”

“那时候就想中国要强盛起来，再不要受日本人气了，我们得有能力，得强起来。”

因为战争，于中麟的求学之路异常颠簸，他换了几所学校，总是中断，又总是被他想办法接上。他考虑得很多，想学本事，又担心学费不够。想快些毕业，又思虑什么样的专业才能尽快救国。若想自强，唯有寻求办法，才能改变命运。这本是于中麟的处世智慧，却在乱世与新生的交界中成为他报国的法则。

1951年，于中麟如愿考入天津医学院。

“当时高兴得不得了，天津有很多医学专家，那个时候校长是朱宪彝，是全国知名的内分泌专家，所以教学力量是很雄厚的。那个时候我记得有时候跑步淘气吧，看到这个稻田里有螃蟹，就顺手逮个螃蟹。拿了螃蟹怎么吃呢？没法吃啊，就在学校那个烧开水的锅炉里头，上去烧一下子，拿出来吃这个螃蟹，非常有意思。”

黑暗中摸索

1958年，于中麟毕业后终于如愿以偿，身披白衣进入了北京友谊医院消化内科。而他的对手，就隐匿在人体八大系统之一—涵盖了口腔、咽部、食管、胃部、胆囊、小肠、大肠等器官的消化系统中。你可能有所不知，人类距今为止能够获知的5000种疾病，死亡率最高的肿瘤，都来源于这一如河流般错综复杂，却又不失神秘的生理构造中。

“那时候消化道大出血很厉害的。说下三腔管压，压完了止血，有的时候还没出院呢第二次又出血了，第三次的时候，大概就救不过来了。眼看着病人出血，治不过来，慢慢休克了，血压上不来就死了。那时候医生能治的病太少，内科大夫手上没有功夫，就靠药，药解决不了的问题，你着急也不行。”

这样的日子，一挨就是15年。怎么安慰病人呢？于中麟只有守在他们的身边。怎么才能和死神抢病人呢？于中麟唯有不断前进，企图接近光明！终于，直到七十年代，于中麟在协和医院看到来自日本专家的消化内镜演示时，他猛然间意识到这才是未来消化内科诊疗的发展方向！在院领导的支持下，他最终购置了一整套，这也让友谊医院成为当时全国第一家购置胃镜的医院。这可能是于中麟在长达15年的黑暗摸索中，第一次看到微弱的光芒。

行动也是迅速的，于中麟立刻开始着手开展消化内镜的工作，这对于消化道早期癌确认很有帮助。“我记得发现第一个早期胃癌的时候，是燕郊化工厂一个30多岁的技术人员。他有一个溃疡，我们一看像癌，人民医院外科给他手术了，我听他们传给我的信息说，连外科大夫都认为，你们这个内镜大夫太了不起了，那么一点的癌变都能看见。”

内科大夫发现了最早期的胃癌！这在当时引起了轰动。于中麟从中受到鼓舞，为发现更多癌症，他制定奖励政策，医生通过内镜检查发现一例早期癌，奖励100元钱。为了加强医生检查的准确性，于中麟常常鼓励身边的同事说，只要拿起内镜，就不要错过任何一个早期癌的踪影。

迎难而上，迎难再上

1981年，于中麟前往日本，学习早期胃癌诊断这一课题。经历了经济腾飞的日本，已从早期胃癌的诊断，发展到对无症状人群的筛查，并很快将胃癌筛查纳入国民癌症筛查计划。而这一切在当时的中国，根本没有办法实现。

于中麟的年龄慢慢大了，但他要开始加速地奔跑。从事消化内科工作50余年来，他通过实践进行研究，率先在消化内镜上开展胆道引流，使梗阻性黄疸的造影后严重并发症的死亡率由11.3%降至为零，并在国内率先开展经皮经肝胆道造影及内外引流术；他最早开始肝癌的介入治疗；最早开展B超引导下的肝囊肿硬化治疗，使囊肿闭合率达80%……

1997年，这位心系患者的医者早已年过花甲，于中麟毅然决定自筹经费30万，前往甘肃武威开展胃癌高发地的筛查。他用最有限的经费，做了最大范围的普查，并从1000多人中筛查出9例早期胃癌患者，挽救了他们的生命。

“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毛主席也这么讲，人，是人间最宝贵的。这九个人的生命，远远超过了三十万的价值。”

2016年，于中麟86岁了，他被查出患有肠癌。之后5年的时间，陆续患上了6种癌症，又都进行了极为顽强的抗争。作为中国最早倡导早癌筛查的人物之一，前瞻与敏感，或许使得他的身体在晚年有所获益，又或许为这般的反复折磨，带来了一点理性的安慰。

但他的故事，显然不止于此。

“作为共产党员，你在党章上，你在誓词上，都说你要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所谓终身，就是一辈子，到死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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