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志學醫救國

這裏是被日本殖民統治長達四十年之久的大連，於中麟的故鄉。兒時的於中麟從記事起，家裏的長輩就告訴他父親是如何躲開特務的威脅，幫助張學良修電線，抵抗日寇的故事。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東北迅速淪陷，除了大規模的資源掠奪外，日僞政府更是對東北開始了奴化的教育。

“在大連上學，就考上了一個日本人的學校。學校一個班裏面，大概有4箇中國人，其他都是日本孩子。那個時候很受歧視，有一個同學就特別願意欺負我，老欺負我，最後就打架！打架打到最後，我們倆都打到走廊上去了。”

“那時候就想中國要強盛起來，再不要受日本人氣了，我們得有能力，得強起來。”

因爲戰爭，於中麟的求學之路異常顛簸，他換了幾所學校，總是中斷，又總是被他想辦法接上。他考慮得很多，想學本事，又擔心學費不夠。想快些畢業，又思慮什麼樣的專業才能儘快救國。若想自強，唯有尋求辦法，才能改變命運。這本是於中麟的處世智慧，卻在亂世與新生的交界中成爲他報國的法則。

1951年，於中麟如願考入天津醫學院。

“當時高興得不得了，天津有很多醫學專家，那個時候校長是朱憲彝，是全國知名的內分泌專家，所以教學力量是很雄厚的。那個時候我記得有時候跑步淘氣吧，看到這個稻田裏有螃蟹，就順手逮個螃蟹。拿了螃蟹怎麼喫呢？沒法喫啊，就在學校那個燒開水的鍋爐裏頭，上去燒一下子，拿出來喫這個螃蟹，非常有意思。”

黑暗中摸索

1958年，於中麟畢業後終於如願以償，身披白衣進入了北京友誼醫院消化內科。而他的對手，就隱匿在人體八大系統之一—涵蓋了口腔、咽部、食管、胃部、膽囊、小腸、大腸等器官的消化系統中。你可能有所不知，人類距今爲止能夠獲知的5000種疾病，死亡率最高的腫瘤，都來源於這一如河流般錯綜複雜，卻又不失神祕的生理構造中。

“那時候消化道大出血很厲害的。說下三腔管壓，壓完了止血，有的時候還沒出院呢第二次又出血了，第三次的時候，大概就救不過來了。眼看着病人出血，治不過來，慢慢休克了，血壓上不來就死了。那時候醫生能治的病太少，內科大夫手上沒有功夫，就靠藥，藥解決不了的問題，你着急也不行。”

這樣的日子，一挨就是15年。怎麼安慰病人呢？於中麟只有守在他們的身邊。怎麼才能和死神搶病人呢？於中麟唯有不斷前進，企圖接近光明！終於，直到七十年代，於中麟在協和醫院看到來自日本專家的消化內鏡演示時，他猛然間意識到這纔是未來消化內科診療的發展方向！在院領導的支持下，他最終購置了一整套，這也讓友誼醫院成爲當時全國第一家購置胃鏡的醫院。這可能是於中麟在長達15年的黑暗摸索中，第一次看到微弱的光芒。

行動也是迅速的，於中麟立刻開始着手開展消化內鏡的工作，這對於消化道早期癌確認很有幫助。“我記得發現第一個早期胃癌的時候，是燕郊化工廠一個30多歲的技術人員。他有一個潰瘍，我們一看像癌，人民醫院外科給他手術了，我聽他們傳給我的信息說，連外科大夫都認爲，你們這個內鏡大夫太了不起了，那麼一點的癌變都能看見。”

內科大夫發現了最早期的胃癌！這在當時引起了轟動。於中麟從中受到鼓舞，爲發現更多癌症，他制定獎勵政策，醫生通過內鏡檢查發現一例早期癌，獎勵100元錢。爲了加強醫生檢查的準確性，於中麟常常鼓勵身邊的同事說，只要拿起內鏡，就不要錯過任何一個早期癌的蹤影。

迎難而上，迎難再上

1981年，於中麟前往日本，學習早期胃癌診斷這一課題。經歷了經濟騰飛的日本，已從早期胃癌的診斷，發展到對無症狀人羣的篩查，並很快將胃癌篩查納入國民癌症篩查計劃。而這一切在當時的中國，根本沒有辦法實現。

於中麟的年齡慢慢大了，但他要開始加速地奔跑。從事消化內科工作50餘年來，他通過實踐進行研究，率先在消化內鏡上開展膽道引流，使梗阻性黃疸的造影后嚴重併發症的死亡率由11.3%降至爲零，並在國內率先開展經皮經肝膽道造影及內外引流術；他最早開始肝癌的介入治療；最早開展B超引導下的肝囊腫硬化治療，使囊腫閉合率達80%……

1997年，這位心繫患者的醫者早已年過花甲，於中麟毅然決定自籌經費30萬，前往甘肅武威開展胃癌高發地的篩查。他用最有限的經費，做了最大範圍的普查，並從1000多人中篩查出9例早期胃癌患者，挽救了他們的生命。

“人的生命是最寶貴的。毛主席也這麼講，人，是人間最寶貴的。這九個人的生命，遠遠超過了三十萬的價值。”

2016年，於中麟86歲了，他被查出患有腸癌。之後5年的時間，陸續患上了6種癌症，又都進行了極爲頑強的抗爭。作爲中國最早倡導早癌篩查的人物之一，前瞻與敏感，或許使得他的身體在晚年有所獲益，又或許爲這般的反覆折磨，帶來了一點理性的安慰。

但他的故事，顯然不止於此。

“作爲共產黨員，你在黨章上，你在誓詞上，都說你要爲黨的事業奮鬥終身。所謂終身，就是一輩子，到死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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