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医者｜钱元福关于结核病这一课

初识肺结核

1952年，中央直属机关第一医院防痨科的病房里，咳嗽声正响彻不绝。每次剧烈地咳，都可能引发大咯血，而大咯血则会导致患者的生命迅速凋亡。这一切，都被一位刚刚从上海风尘仆仆赶来的年轻医生看在眼里，那一刻，他心中涌出的悲哀辛酸无以言表！

重担，是年轻医生主动请缨得到的。钱元福这样告诉我们“我那个时候是率先到的中央直属机关第一医院，一个科最大的500张床，什么啊？防痨科。500张床，6个病房，都是躺在床上动不了的病人，大吐血，吸氧气，呼吸困难，重的不得了。”

这位刚刚从医学院毕业，远道而来的“客人”哪曾料想，自己的行医之路竟会如此艰难。他的对手，是与黑死病同样恐怖的传染病，曾造成人类文明史上的一道巨大伤痕。

结核杆菌，世界上最古老、分布最广泛的病原体，3000年以来，一代又一代的医者不断找寻着与之相抗衡的方法，但不幸的是，结核病的阴影从未散去。

2700年前中国出现最早有关结核病的记录；

公元前5世纪，希腊医生描述phthisis（痨病）是一种消耗性疾病；

公元1600-1685年，英国统治者查理二世“用手摸”了10万个患有淋巴结核的子民，该病被称为“国王的罪”；

1689年，结核损伤被描述为tubercles，在显微镜下得以观察；

1882年，罗伯特·科赫隔离并确认了结核病的致病杆菌；

1884年，纽约的萨克纳克湖开始建立著名的肺结核疗养院；

1895年，威廉·伦琴发现X线，使得医生可以可以筛查结核病人；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同年肺结核病人超过2700万，每年死亡人数超过138万，18岁以上的结核感染率高达90%以上。

“当时最难治的就是咯血，没有药治啊，打点药也不行。后来我在一本书里面找到了，用脑垂体后叶素静脉注射，打了一针，那个大咯血好了，是个案报告。我就赶快拿回来跟我们几个同事商量，试试看好不好？结果我们有二三十个病人，效果非常好。大咯血不咯了，那多灵啊！”

这次尝试给年轻的钱元福带来了莫大的鼓舞，他紧接着又研发出自来水负压吸引的装置，最大程度上解决了结核病患者的自发性气胸问题。几年后，钱元福通过支气管镜检查发现了结核性淋巴结支气管瘘，并在匈牙利国际大会上进行宣读。

钱元福的事业很顺利，论文接二连三的得到发表，但这位个子矮矮的，操着一口上海普通话的中国医者，却从未因此停下脚步。钱元福将目光投向了医院以外的广袤农村，他知道，那里才能找到中国的“大多数”。

走，到病人身边去

此时，肺结核的神秘面纱已被揭下，被视为20世纪初重大医学突破之一的卡介苗及第一种有效治疗结核病的抗生素——链霉素，乃至异烟肼、氨基水杨酸两个能够与链霉素形成合力，用来防止患者耐药的联合用药三联疗法纷纷横空出世。

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80%以上仍是农村人口。为解决广大劳动人民的病痛，上世纪六十年代，在那最偏僻的土地上、最深远的大山里，也不断活跃着一批医者的身影。他们将各种医疗器械、药品运往山区，一路逆行，只为走到病人身边。

“健康爱心检查。我们拿一些机器，外面装个小棚棚，里面放个X光线机器，我穿一件防护衣，开个小门，一个一个进来，一个一个我都透，一天能透3000人。”

由于结核病的患者需要准时吃药才能有效地控制疗效，钱元福全天都待在医疗队，并且亲自带药按时送上门交给患者服用。

“农村没有医生的地方，就挑学历比较高一点的乡民来培训，半年的时间，让他懂一点医学知识，感冒了吃点阿司匹林，拉肚子了吃什么，这个叫赤脚医生。中国发明了赤脚医生，我们教赤脚医生，送医送药送上门，看服药到口，看他吞进去。”

此后，钱元福每年都要去到农村医疗队，在这里，他不仅是一名结核病的专科医生，更是一名全科大夫，大病小病他都尽力帮助病人解决。但此时的他从未想过，在若干年后，将代表中国医者走出国门去往大洋彼岸。

续写故事

1971年10月25日，中国各地的人们正相聚遥望，他们在等待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的压倒性优势，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提案。每一个中国人都明白，我国在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合法席位的恢复，是超级大国敌视、孤立和封锁新中国政策的破产，是我国外交战线上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

此后，中国全方位地走向世界，世界卫生组织在看到中国结核病防治过程中的有效经验后，希望中国遴选一位一流的公共卫生专家，支援西太平洋地区的防痨事业。而钱元福正是他们要找的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