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國醫者｜錢元福關於結核病這一課

初識肺結核

1952年，中央直屬機關第一醫院防癆科的病房裏，咳嗽聲正響徹不絕。每次劇烈地咳，都可能引發大咯血，而大咯血則會導致患者的生命迅速凋亡。這一切，都被一位剛剛從上海風塵僕僕趕來的年輕醫生看在眼裏，那一刻，他心中湧出的悲哀辛酸無以言表！

重擔，是年輕醫生主動請纓得到的。錢元福這樣告訴我們“我那個時候是率先到的中央直屬機關第一醫院，一個科最大的500張牀，什麼啊？防癆科。500張牀，6個病房，都是躺在牀上動不了的病人，大吐血，吸氧氣，呼吸困難，重的不得了。”

這位剛剛從醫學院畢業，遠道而來的“客人”哪曾料想，自己的行醫之路竟會如此艱難。他的對手，是與黑死病同樣恐怖的傳染病，曾造成人類文明史上的一道巨大傷痕。

結核桿菌，世界上最古老、分佈最廣泛的病原體，3000年以來，一代又一代的醫者不斷找尋着與之相抗衡的方法，但不幸的是，結核病的陰影從未散去。

2700年前中國出現最早有關結核病的記錄；

公元前5世紀，希臘醫生描述phthisis（癆病）是一種消耗性疾病；

公元1600-1685年，英國統治者查理二世“用手摸”了10萬個患有淋巴結核的子民，該病被稱爲“國王的罪”；

1689年，結核損傷被描述爲tubercles，在顯微鏡下得以觀察；

1882年，羅伯特·科赫隔離並確認了結核病的致病桿菌；

1884年，紐約的薩克納克湖開始建立著名的肺結核療養院；

1895年，威廉·倫琴發現X線，使得醫生可以可以篩查結核病人；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同年肺結核病人超過2700萬，每年死亡人數超過138萬，18歲以上的結核感染率高達90%以上。

“當時最難治的就是咯血，沒有藥治啊，打點藥也不行。後來我在一本書裏面找到了，用腦垂體後葉素靜脈注射，打了一針，那個大咯血好了，是個案報告。我就趕快拿回來跟我們幾個同事商量，試試看好不好？結果我們有二三十個病人，效果非常好。大咯血不咯了，那多靈啊！”

這次嘗試給年輕的錢元福帶來了莫大的鼓舞，他緊接着又研發出自來水負壓吸引的裝置，最大程度上解決了結核病患者的自發性氣胸問題。幾年後，錢元福通過支氣管鏡檢查發現了結核性淋巴結支氣管瘻，並在匈牙利國際大會上進行宣讀。

錢元福的事業很順利，論文接二連三的得到發表，但這位個子矮矮的，操着一口上海普通話的中國醫者，卻從未因此停下腳步。錢元福將目光投向了醫院以外的廣袤農村，他知道，那裏才能找到中國的“大多數”。

走，到病人身邊去

此時，肺結核的神祕面紗已被揭下，被視爲20世紀初重大醫學突破之一的卡介苗及第一種有效治療結核病的抗生素——鏈黴素，乃至異煙肼、氨基水楊酸兩個能夠與鏈黴素形成合力，用來防止患者耐藥的聯合用藥三聯療法紛紛橫空出世。

但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家80%以上仍是農村人口。爲解決廣大勞動人民的病痛，上世紀六十年代，在那最偏僻的土地上、最深遠的大山裏，也不斷活躍着一批醫者的身影。他們將各種醫療器械、藥品運往山區，一路逆行，只爲走到病人身邊。

“健康愛心檢查。我們拿一些機器，外面裝個小棚棚，裏面放個X光線機器，我穿一件防護衣，開個小門，一個一個進來，一個一個我都透，一天能透3000人。”

由於結核病的患者需要準時喫藥纔能有效地控制療效，錢元福全天都待在醫療隊，並且親自帶藥按時送上門交給患者服用。

“農村沒有醫生的地方，就挑學歷比較高一點的鄉民來培訓，半年的時間，讓他懂一點醫學知識，感冒了喫點阿司匹林，拉肚子了喫什麼，這個叫赤腳醫生。中國發明瞭赤腳醫生，我們教赤腳醫生，送醫送藥送上門，看服藥到口，看他吞進去。”

此後，錢元福每年都要去到農村醫療隊，在這裏，他不僅是一名結核病的專科醫生，更是一名全科大夫，大病小病他都盡力幫助病人解決。但此時的他從未想過，在若干年後，將代表中國醫者走出國門去往大洋彼岸。

續寫故事

1971年10月25日，中國各地的人們正相聚遙望，他們在等待一個非常重要的消息。第二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以76票贊成的壓倒性優勢，通過了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合法權利的提案。每一箇中國人都明白，我國在聯合國和安理會的合法席位的恢復，是超級大國敵視、孤立和封鎖新中國政策的破產，是我國外交戰線上取得的一個重大勝利。

此後，中國全方位地走向世界，世界衛生組織在看到中國結核病防治過程中的有效經驗後，希望中國遴選一位一流的公共衛生專家，支援西太平洋地區的防癆事業。而錢元福正是他們要找的人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