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金才抒己见：借金融开放东风上海加速建设全球资管中心

原标题：上海金才抒己见：借金融开放东风，上海加速建设全球资管中心

建设全球资管中心，是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一环。一直以来，上海深耕资产管理行业，且在全球的影响力有目共睹。

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发布，其中提到，以服务共建“一带一路”为切入点和突破口，积极配置全球资金、信息、技术、人才等要素资源，打造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核心区，强化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率先构建高标准国际化经贸规则体系，打造我国深度融入全球经济发展和治理的功能高地。

在此过程中，建设全球资管中心尤为重要。作为我国资管行业发源地之一，上海记录了多个“第一”的诞生，比如，孕育了国内第一家专业信托公司、第一批基金公司、第一只封闭式基金、第一只开放式基金、第一只QDII基金，以及第一张企业年金受托人牌照等。

上海还是全球资管机构的重要集聚地。目前上海持牌金融机构超过1600家，绝对数量位居全球前列。而且，随着金融对外开放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外资金融机构也选择将上海作为落户首选地。截至2019年末，在沪各类外资金融机构总数达517家，占上海金融机构总数的31%。

目前，在业内人士看来，上海正成为开放的人民币资产配置中心，全球一流投资者只要投资人民币资产，首先会想到上海。金融的本质是服务于资金，作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全球资管中心的建设进程至关重要，而这也需要资管人才的点滴耕耘。

在去年三类金才评选过程中，第一财经记者采访了“领军金才”的入选者黄健（摩根大通上海分行环球企业银行中国区总裁）以及“青年金才”的入选者沈博文（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固定收益投资部投资总监助理兼富国香港固收投资总监），他们从亲历者的角度分享了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看法。

在迈向全球金融中心的道路上，上海的一大“标签”就在于对外开放，而业内赋予上海的使命也是，朝着具有更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国际金融中心迈进。作为从业20多年的金融干将，黄健对此有着深刻感受。

从复旦大学毕业后到美国，再从美国华尔街派驻回到上海，如今在摩根大通负责的业务范围辐射全中国，黄健在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拓展海外市场、助力国际投资者进入中国日益成熟的资本市场的同时，也一路见证与支持了上海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

在黄健看来，上海在打造全球金融中心方面具有多重优势。一方面，从资源配置、人才吸引上来说，上海发达的金融体系和完善的金融生态已使其成为了中国对金融人才吸引力最强的城市，目前上海金融从业人员已达47万，相比十年前翻番。

对于外资机构而言，上海开放的市场环境也颇具吸引力。在上海，目前仅仅在浦东新区就有870家银、证、保持牌金融机构及其分、子公司，6000家新兴金融机构，3000多家专业服务机构。其中，包括了全国41%的外资法人银行，全国近1/3的公募基金公司和全国90%以上的外资私募机构。

另从各种金融要素上来看，上海已成为了全球金融要素市场集聚度最高的城市之一。这里有股票、债券、期货、货币、票据、外汇、黄金、保险、信托等各类全国性金融要素市场，直接融资额超过12万亿元。

同时，上海也是中国金融产品最丰富的城市之一。除了已被人熟知的“沪港通”“债券通”“沪伦通”等，黄金国际板、国债期货等重大金融工具，以及跨境人民币业务、跨境ETF等业务创新也都汇聚在上海，为跨境资金的互联互通提供了重要产品和渠道。

而在这些“硬实力”之外，上海还出台了很多鼓励金融行业发展、促进对外开放的政策和措施，并在日常工作中提供了专业、细致的引导和服务。黄健说道，“就以新冠疫情期间为例，市里和区里的领导们多次跟我们联系，了解摩根大通各项防疫工作的具体情况和具体需求，并给我们送来了各种防疫物资，还为我们的海外员工返回上海工作提供了很多帮助。”

由此，总体而言，黄健认为，上海是中国金融业开放的一扇重要窗口，不久的未来还将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国际金融中心。“希望上海能够早日实现建成第一流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并为国内外的金融机构和人才提供更多大展身手的机会。”

作为外资机构，摩根大通也在深入参与上海的金融中心建设之中。2021年，摩根大通迎来了公司发展史上的一大里程碑——在华展业100周年。在刚刚过去的2020年，得益于金融对外开放的不断推进，摩根大通也在华取得了重大进展。

比如，2020年3月，摩根大通控股的摩根大通证券（中国）有限公司正式开业，业务范围包括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以及证券承销与保荐；6月，摩根大通的期货业务获得证监会的核准，成为国内第一家外资全资控股的期货公司；随后，摩根大通银行获批成为上海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首家试点银行，为试点企业的跨境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提供更加便利的跨境结算服务等。

黄健称，很高兴在下一个在华百年开启之际，摩根大通实现在中国业务的全面发展，未来将进一步积极参与推进临港新片区资金管理中心的建设，更加深入参与中国市场，在系统、机制、操作等诸多层面与境内机构分享经验，在股票、债券、期货、资产管理等各个领域发挥优势，助力上海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国际金融中心。

作为跨境固定收益投资研究最早的一批从业者，沈博文过去一直在海外工作，直至2018年才回到国内。促使她回国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看到国内对外开放的程度越来越高了，这为许多海外人才提供了更多空间。

单就资管行业来看，对外开放进程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从最早允许外资入股境内的资管公司，到外资通过QFII/RQFII额度参与投资中国境内市场，再到批准外资私募以外商独资企业的模式成立境内全资控股公司并在境内募资。

在此过程中，一批又一批国际知名的资产管理公司落户上海，积极谋划在中国的布局和发展；与此同时，境内金融机构也在摩拳擦掌，不断夯实与外资同台竞争的基础。

“其实早在2015年的时候，我就考虑过回上海。”沈博文说，但由于当时资管行业对外开放程度并不高，再加上国内的跨境固收业务刚刚起步，一些公司在招聘时更倾向有境内从业经验的人员，因此就选择了继续待在境外。

但到了2018年，情况发生明显改变。沈博文介绍称，会有很多猎头主动找上门来，并提供确切的岗位和需求，这说明，在上海，金融国际化程度的越来越高，并非流于口号和形式，而是落实到了业务层面。特别是此前在国内较为小众的跨境固收投研业务，也有了更多的从业者参与，不仅包括基金公司，还包括银行理财子公司、券商资管公司等，同业之间协同效应明显。

所谓跨境固定收益投资主要指境内资金通过QDII额度投资海外，例如此前发行很火热的中资美元债，以及海外资金通过债券通等方式投境内，每月约有1500亿人民币资金流入。作为国内头部公募基金公司，富国基金也积极参与其中。“一开始大家要么是只做境内、要么是只做境外，很少有两者都做的，但公司提供了这个机会，让我同时做境内和境外，对我帮助很大。”沈博文说。

回国后，沈博文在公司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美元债投研团队，包括信用研究、策略研究等，并带领团队设计多个新产品填补了多项国内空白。例如：结合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成立了全国首个“中资美元债”投资策略；配合上海金融中心建设，设计了多个国内首创产品并成功应用等。

实际上，得益于自贸区及新片区推出的一系列先行先试举措，上海在跨境业务方面有着明显优势。通过利用先发优势，上海可不断完善和提高跨境产品线，培养一批跨境业务人才，提高中国公司在资管行业的综合竞争力。

在沈博文看来，目前资管行业已经度过了最初的探索阶段，进入到了一个“百花齐放”、多元发展的时代，这也意味着更激烈的竞争，上海建设全球资管中心面临着更大的挑战。毕竟，市场的开放代表着需求端、供给端、投资者和融资者的更多元化，在上海推进全球资管中心的建设过程中，中外资机构的公司治理结构、经营理念将碰撞得更为激烈，竞合是必然趋势。

沈博文认为，总体而言，境内机构仍较为缺乏对境外投资者投资习惯的理解和认识。因为过去境内机构更多是针对境内投资者创设产品，很少真正去参与海外市场的投资。而金融开放强调的是双向开放，我们在欢迎境外机构进入国内市场的同时，也面临着“走出去”的要求。未来，金融机构需对海外市场进行更全面的了解。

另外，她还提及，相关金融产品的创设还需进一步考虑与国际市场的连接，提高国际地位。目前国内一些金融工具，如外汇期货、外汇对冲、境内境外收益互换等，仅限于在部分领域应用，但这些产品对境内外机构拓展双方市场较为重要。“在这方面，其实监管也提供了很多机会，去讨论研究、去做创新，未来，这一市场值得期待，将有助于全球资管中心的建设。”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