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6日，大宗商品价格与输入性通胀走势分析——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系列政策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以“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和风险管理”为主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金融学系研究员李正强进行了发言。

“面对着不管是输入性因素也好，还是各种因素也好，导致了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以及经济形势带来的变化。从微观企业来讲，应该学会和了解利用大宗商品的这种衍生品市场，来管理好价格波动的风险。”李正强说。

在李正强看来，我们不能够被动地在那里等待着、观望着价格波动，原来价格大幅度的上涨，导致采购成本大幅度的上涨，产品价格大幅度的下跌，导致营销收入大幅度的下跌，给我们一些产业带来很大的波动性。微观企业，微观机构，应该主动的去了解，去学习，去运用大宗商品的期货，或者期权这样一些工具，来管理好价格波动的风险。

“中国应该加大力度，加快衍生品市场的开放和发展，要加快推进大宗商品的人民币定价中心建设。如果说我们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在中国的市场里面，能够形成以人民币定价的大宗商品的定价中心，用人民币的定价，能够比较真实的反映中国的真实供求关系，这样的话我们可能来自于外部的输入性的通胀压力，就会小很多。”李正强说。

以下为发言全文：

各位老师，网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刚才听了两位的介绍，我也很受启发，特别是刚才两位老师在交流的时候，都谈到了大宗商品的期货价格问题，尤其是汤珂教授还做了一些实证的分析，我们两个人的想法有一些比较相近的。

今天我想说的在判断PPI的走势和CPI的走势，通胀问题的时候，我们比较习惯用了CPI这个指数了。清华大学也发布了iCPI的指数，CPI指数是一个现货的价格，是一个过去信息的反映。iCPI应该是一个线上的价格，线上的价格比CPI速度肯定更快，也更加灵敏，实证分析也证明这了一点。

我想另外还需要一个，就是两位老师都已经谈到的，我们还需要一个未来的价格信息，作为我们判断通货膨胀未来走势的一个很重要的参考，这就是大宗商品的期货价格指数，两位老师都用到了，而且还做了实证的分析。

所以我想过去信息的CPI，线上信息的iCPI，再加上代表未来价格信息的商品期货价格指数，这样能够比较好的帮助我们来对未来的通胀，未来的大宗商品价格走势，有一个比较好的判断，这是我想分享的一个想法。

第二，我想聊一下关于大宗商品期货价格的情况。刚才汤教授谈到了大宗商品价格走势，包括它的金融化的问题，他也得出了结论，近期的波动主要不是金融化导致的，而是供求关系，汇率和美元的状况引发的，我非常同意他这个判断。

我是想说商品期货的价格，特别是大宗商品期货价格，现在在国际贸易里面，已经成为一个定价的基准，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大量的大宗商品定价基准是采取了期货价格，哪个交易所贡献了这个期货价格，这个期货交易所就成了大宗商品的国际定价中心，实际上是哪个交易所给的价格，要看是什么币种，一讲到国际大宗商品的时候，都是用的美元，大家都已经习惯了。现在大宗商品国际定价都是用美元定价的，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为什么大宗商品期货价格能够成为大宗商品国际贸易的定价基准，现在上国际很多贸易开始用了大宗商品期货价格，比如说铜的问题，比如说国内的大豆和棕榈油的问题，现在国内大宗商品的贸易，普遍都采用了期货市场的价格作为定价基准。现在所讲的基差贸易的形式，已经非常普及了。

为什么会导致这么一个结果，我想分享这么几点想法，第一，这个期货的价格是代表了未来的价格，是由大量的买方和卖方共同参与，形成的一个真实的交易价格，可以说它是大量的买方和卖方，也就是说大量的市场参与者，对未来不确定的供求关系给出的一个判断，也就是说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给出了一定的计量，它的价格发现功能可以在这些方面做一些解释。

第二，为什么它能够成为定价的依据，因为它是能够解决了大量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它是一个公开的，透明的价格。而且它非常及时，我们知道现在很多很多的价格信息，我们国家统计局做了很多的工作，线上交易也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是我们采集这个信息的时候，即使你的加工过程非常快捷，非常便利，但是也有一个滞后。这个滞后，当我们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事实上市场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现在我们在做这种判断的时候，在谈判的时候，我们需要未来的一个供求关系，对未来供求关系的一个基本的判断，期货市场的价格恰恰是提供了这么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所以它能够成为大宗商品的定价基准的一个很重要的依据。

第三，刚才汤教授谈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期货价格和现货价格两个差别问题，提到了基差。基差在衍生品市场里面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概念。我是想说现在的大宗商品的交易里面，不仅仅交易期货价格，还在交易这个基差，现在的大量的基差贸易合同，它的签署的基础，就是期货价格加上基差，这两个都是交易出来的。那么这个基差是不是意味着期货价格一定会持续的偏离现货价格，我是想说由于大宗商品，大多都采用了实物交割这么一个机制安排，而且在期货交易机制里面有一个当日无负债的结算的机制，就使得这个期货的价格不会持续偏离现货的价格，因为一个期货合约到期之后，这个期货合约就要进入最后的交割阶段，这个交割就是期现货结合，如果期货价格过度偏离这个现货的价格，就一定会有一个套利的力量，让你的期货价格回归到现货里面去，所以我想说由于这几个因素的存在，就使得现在期货价格越来越成为大宗商品的定价基准。

当它成为大宗商品的定价基准之后，显然它就对我们预言预判未来的大宗商品，一个行业，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和经济走势，就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参考。我们有时候讲大宗商品对于我们预言预判经济形势，帮助我们改善宏观调控，其实都是有很大的帮助。

第三，现在从实际情况来看，现在国际市场里面已经有了大量的用商品期货市场的价格来预言预判经济形势，来跟踪和监测经济形势的一些指标，比如说CRB，这个用得比较多，还有标普和高盛的商品指数，还有瑞银的商品指数，还有彭博的大宗商品指数，以及国内的关于南华期货的综合商品指数。

现在还有另外一个指数，就是中国保证金期货监控中心发布的中国大宗商品出口指数，这些指数都在跟踪和监视CPI和PPI，特别是走势，预言预判经济形势方面，其实都发挥了比较好的作用。

第四，面对着不管是输入性因素也好，还是各种因素也好，导致了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以及经济形势带来的变化。从微观企业来讲，应该学会和了解利用大宗商品的这种衍生品市场，来管理好价格波动的风险。我们不能够被动地在那里等待着、观望着价格波动，原来价格大幅度的上涨，导致采购成本大幅度的上涨，产品价格大幅度的下跌，导致营销收入大幅度的下跌，导致我们一些产业带来很大的波动性。微观企业，微观机构，应该主动的去了解，去学习，去运用大宗商品的期货，或者期权这样一些工具，来管理好价格波动的风险。

最后我也想提几个建议，第一个建议，中国应该加大力度，加快衍生品市场的开放和发展，要加快推进大宗商品的人民币定价中心建设。刚才汤教授也谈到了，现在在大宗商品的波动里面，很重要的一块就是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美元无限量化宽松，他的利率政策等等。如果说我们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在中国的市场里面，能够形成以人民币定价的大宗商品的定价中心，用人民币的定价，能够比较真实的反映中国的真实供求关系，这样的话我们可能来自于外部的输入性的通胀压力，就会小很多。这个事情应该引起政府，还是学术界，还是实物界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

还有我们争夺国际话语的定价权，从价格的形成来看，通胀就会有产区价格，有销区价格，中国更多的是一个销区，我们的需求量很大。中国按道理来讲，从逻辑上来讲，我们作为一个最大的买方，我们应当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形成，贡献我们的一些力量。这应该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我个人并不认为是一个争夺定价权的问题，我们坚定不移的要加快大宗商品人民币定价中心的建设。

第二，我们应该采取一些鼓励和支持的政策，让微观企业更多和更好应用大宗商品的期货期权市场，管理好价格波动的风险。

第三，衍生品市场本身也需要花更多的功夫，来进一步提升我们定价的能力，来提高我们市场运行效率，来维护好市场的平稳运行，维护好系统性的风险，这样的话让我们的市场能够真正为实体经济，为这个市场提供公开、透明的、有代表性的价格，来服务于我们的实体经济，来应对好各种不确定性带来的冲击。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