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浙江，爲啥這麼富？

浙江更好地實現了均衡發展。

浙江嘉善縣姚莊鎮橫港村。圖片來源：新華社

文|柯銳

近日，國家統計局發佈上半年31省份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數據，前三名均爲上海、北京、浙江。

浙江的這兩大“實力”數據僅次於京滬。其中的一大亮點是，浙江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僅次於上海，高居全國第2。

那麼，浙江人爲什麼這麼“能賺又能花”？其兩大“實力”指標何以力壓第一經濟大省廣東和富庶的鄰省江蘇？

最硬核的答案，顯然是：富裕，關鍵是農民也很富裕。

居民人均消費支出數據。  來源：國家統計局官網截圖

浙江農民“錢袋子”領跑全國36年

當前，隨着鄉村振興戰略的推進，農民收入將進一步提升，農民人均消費支出也在快速增長，增長率甚至已多年超過城鎮居民。但是，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農民收入相比城裏人，仍有較大差距。

上半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14566元，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7464元。二者相差近一倍。

農民收入和消費水平偏低，與城鎮居民差距較大，仍然是制約不少地區均衡化發展的重要因素。

在此方面，浙江，稱得上是“模範生”。

數據可以證明這一點。

2020年，浙江居民人均消費支出比全國平均水平（21210元）高10085元，居31個省份第3位，僅次於上海和北京。

其中，最值得關注的是，浙江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比全國平均水平（13713元）高7842元，居全國第2位，僅次於上海。

到今年，這一數值還在繼續刷新。

今年一季度，浙江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居全國第2位，增速比位次較上年同期提高2位。

衆所周知，上海是中國最發達的地區之一。經濟發達，產業結構完善，人均消費能力強。

浙江的農村居民人均消費僅次於上海，浙江農民“買買買”的能力，可見一斑。

支撐消費的，是收入。在居民可支配收入方面，浙江也是表現突出。

居民可支配收入數據。 來源：國家統計局官網截圖

2020年，對浙江也是很特別的一年。這一年，浙江全體居民收入和農村居民收入分別邁上“5萬元”和“3萬元”臺階，城市、農村居民收入水平分別連續第20和第36年榮膺全國各省區（除直轄市外）第一。

今年上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上海、北京、浙江依然位列前三名。

31省份中，上海上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40357元，位居全國第一；北京、浙江則分別以38138元、30998元緊隨其後。

還有一個數據，可能更值得注意。

2020年，浙江城鄉居民收入比爲1.96，遠低於全國的2.56，並且已連續8年呈縮小態勢，也是自1993年以來首次降至2以內。

而根據7月27日公佈的最新數據，浙江今年上半年的城鄉收入倍差已降至1.78，比上年同期縮小0.03。

浙江省嘉興市海鹽縣，工作人員在採收葡萄。圖片來源：新華社

這爲浙江走向共同富裕打下堅實基礎。

反觀同屬經濟強省的江蘇、廣東等地，在城鄉收入方面的差距，遠高於浙江。

2020年江蘇省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爲2.19。

而在廣東，2020年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達2.5。

浙江農村的富裕，可謂名不虛傳。

數字化成浙江農民增收利器

浙江的資源稟賦並不算優越。

浙江的地形特點素有“七山二水一分田”之稱，自然資源優勢並不明顯。

但是，浙江人在市場經濟大潮中的表現卻可圈可點。

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的民營經濟崛起，鄉鎮企業引領潮流，大批農民洗腳上田，在市場大潮中大展拳腳。

由於民營經濟發達，浙江形成了一批強縣和特色鎮。

2020年中國百強縣中，浙江佔24席，數量居全國第一。

近年來，在移動互聯網的浪潮中，數字化技術、電商成爲促進農民增收、撬動農村消費市場的重要工具。

浙江人似乎對電商格外敏感，浙江農村在電商、數字化領域的表現很突出。

據報道，目前至少有7000多名“農創客”活躍在浙江農村。

“農創客”的概念，就是在浙江省率先誕生的，這是專指年齡在45週歲以下，擁有大專及以上學歷，來到農村創業創新的人才。

這些“農創客”年紀輕、學歷高，以80、90後爲主，不乏畢業於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名校的高材生，他們成爲數字時代新農村的致富達人。

休閒觀光、鄉村旅遊、文化創意等新業態，近年在浙江也欣欣向榮，農民的財產性收入快速增長。

“豪華別墅高級感十足，浙江農村富裕程度驚呆外國人！”“浙江農村的富裕程度超出了你的想象！”。

近年來，網絡上，有關浙江農村的這些話題頻頻走紅。

收入增長是促進農民消費的最大動力。隨着收入增長，農民的消費熱情必將進一步釋放。

浙江GDP不算太靠前

論GDP，浙江並不算太靠前。

上半年GDP排名，東部省份廣東、江蘇、山東繼續居前三名，浙江排第四。

這個位次和2020年一致。彼時，廣東省GDP已連續32年位居全國第一。

在考察地方經濟發展狀況時，還有一個重要指標——人均GDP。

2020年，31個省份中，有6個省份人均GDP超過10萬元，分別是北京、上海、江蘇、福建、天津和浙江。

浙江省2020年度人均GDP約10萬元，在31省份中排名第6。

在這個指標上，浙江的表現較廣東好，但遜色於江蘇。

雖然經濟總量不算太靠前，但浙江更好地實現了均衡發展，其訣竅，可能在於浙江在發展中處理好了很多重要關係，包括城市與鄉村、內資與外資、大型企業與中小型微企業之間的關係等。

浙江的經濟發展，不同於廣東、江蘇等地以外資爲主，而是以內資爲主；此外，浙江也重視大型企業，但更積極扶持中小微民營企業發展。

這些，可能是浙江經濟發展能夠藏富於民的關鍵原因。

爲全國推動共同富裕探路

6月1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支持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範區的意見》發佈，賦予浙江重要示範改革任務，爲全國推動共同富裕提供省域範例。

共同富裕，成爲浙江的又一個新名片。

7月19日，浙江發佈《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範區實施方案（2021—2025年）》，明確提出未來五年重點目標。

在五年重點目標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內容：實施中等收入羣體規模倍增計劃。

其內容包括：中等收入羣體規模不斷擴大，家庭年可支配收入10-50萬元的羣體比例達到80%等。

未來要扶持中等收入羣體“後備軍”

擴大中等收入羣體規模，逐漸形成以其爲主體的橄欖型社會結構，對實現共同富裕來說非常關鍵。

我國擁有全球規模最大、最具成長性的中等收入羣體。

據測算，2017年中等收入羣體已超過4億人。彼時，中等收入的測算標準是指，按照典型的三口之家來看，年收入在10萬元到50萬元之間。

然而，我國中等收入羣體佔總人口的比重仍然偏低。

浙江亦然，雖然其農村富裕程度在各省份中表現優異，但是整體而言，中等收入羣體佔比仍然不高。

中等收入羣體佔比偏低，仍然是包括浙江在內的我國各發達省份的軟肋。

相關數據顯示，目前浙江、江蘇等省份的中等收入羣體佔比不到三分之一。

而按照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普遍經驗，建成“橄欖型社會”的最低標準是中等收入羣體比重至少在45%以上，發達國家的比重一般在60%至70%。

因此，此次浙江提出實施居民收入和中等收入羣體雙倍增計劃，有非常重大的價值。

要建設共同富裕示範區，扶持中等收入羣體“後備軍”必然是浙江未來發力的重點之一。

目前，浙江已提出，將激發技能人才、科研人員、小微創業者、高素質農民等重點羣體增收潛力，讓更多普通勞動者通過自身努力進入中等收入羣體。

形成以中等收入者爲主體的橄欖型社會、實現共同富裕，浙江正在給人們逐漸打開巨大的想象空間。

相信，浙江將爲人們帶來更多的經驗和有益啓示。

新京智庫首席研究員| 柯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