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从工业革命以来，城市就开始源源不断地为人们提供“现代”意象。从路灯、自来水管网，到霓虹招牌、摩天大厦，城市中承载技术的物品，往往是有计划设计的产物，体现着需要遵循的规则和秩序。地铁正是这种秩序的化身。从视觉引导到座椅形制，地铁为一切安排了时间表、标准体系和号码序列。凭借高度标准化的知觉形式，地铁为人们提供着平稳的预期，将人生地不熟之类人为的“意外”竭力摒除，并作为可见、可触摸的形象，表征了人们通过技术达成的控制。

地铁出站的人。本文图片均为 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而在这些“无微不至”的细节背后，技术架构的日益复杂，也将其无法预料的一面叠加累积。科幻作家韩松在小说《地铁》自序中就曾写道，当人们“都在拥抱一场地铁的狂欢”而失察于其深邃幽暗的侧影，作者不由感到“恐惧而孤独”。正因作家敏锐抓住这种不知何时降临却已成为必然和客观存在的“意外”，才将地铁从可控性的纪念碑，转换为对人加以宰制的意象。

而今人们沉痛看到，正是地铁！来自自然的灾害，将其“可控性”的表象击得粉碎，它平日提供的庇护，转瞬间化为无能为力的绝望。这种绝望无法被事后的任何书写覆盖，有甚于作家的洞见不因故事中有意为之的荒诞而消失。在一次“偶然”的灾难中，城市精心营造的舒适、可控化为泡影。长久以来，城市与技术已形成了一个正反馈循环：人们习惯了城市营造越来越安全和可预期的生存环境，并要求城市朝着更可控的方向发展。欧盟在对“韧性城市”的定义中，将“意外”也纳入“计划”进行评估的范围，无疑是追求“控制”到极致的表现。

哲学家、文化理论家维利里奥（Paul Virilio，1932-2018）提醒我们，在技术“进步”的表象之外，总有负面因素如影随形，但人们大多对此视而不见。他甚至不惜以夸张口吻声称：“发明船舶就是发明沉船；发明飞机就是发明飞机坠毁；发明电力就是发明触电。”在他看来，现代技术对速度的追寻，已使工具运动的速度超越了工具所应承载的意义——也就是它对人的意义。单独一次事故或许是局部的，有清楚的边界；然而，对可控性的沉迷却已无处不在，它使城市中的我们普遍“自愿地限制着身体的对于某些动作、某些冲动的影响范围”。一动不动地坐在交通工具上，任凭“远方”扑面而来，即便到了紧要关头而起身四顾，也找不到掌握方向的把手。

在行进的列车上奔跑，并不能对列车的方向和速度起到明显影响。这一物理知识如同一则寓言，象征了人们在技术面前、在对“控制”的偏执面前，那种被剥夺了能动性而反过来受到技术控制的无力。我们看到悲剧，这样的悲剧无法不让人感同身受。诚然，积累对过去灾难事故的教训，总可以对未来的技术提出新的要求，改进其使用方式，从而推动技术再次取得“进步”。我们当然不能拒绝这种“进步”。但迟来的“进步”无法在任何意义上构成对逝去的补偿。而此类技术“进步”，终将撞击到残酷的现实。面对这一事实，人们应当怎样才能面对？

我们发现，虽然“控制”很大程度上与技术联系在一起，但它本身不是一个技术内部的概念，而是孕育了一类特定技术的文化取向。在这个意义上，当我们谈论“技术的界限”，与其说是指客观上技术的可行性限制，不如说更多是指应如何正视技术，如何在文化观念的层面把握并最终规约技术。

具体到城市语境中，如何面对“终有意外”的技术？这质问的是如何让城市居民重新获得划定技术边界的权力。不幸的是，就连技术文化本身至今还停留在技术认识（technical literacy）的程度，技术的普及不时受到外在干扰，影响了技术文化走向这一自觉的阶段。

落在他人身上的雨，也终将落在每一个人的头上。我们看到太多技术“进步”背后因“控制”的偏执而来的悲剧，而付出代价的往往是那些被剥夺了能动性的人们。“他们”不能只是被“客观”地凝视，随着技术的扩张，“他们”终究也是“我们”。

地铁盾构。在此意义上，应从技术文化的“批评”，走向对它的“批判”（critique）。也就是说，对技术得以依凭的概念基础和文化观念展开反思。长久以来，从文化角度，人们对技术所作的“反思”，往往基于卢德主义“反对机器”的迷思，或是停留在“公共情绪”之中。这使得少数精英的技术文化取向并未遇到真正的制衡力量。唯有探明技术合理性的根据，即寻求其所必然面临的界限——诸如，城市中究竟有多少是能够控制的、应该控制的，问题才能获得更为清晰的定义和探析。毕竟，只有对自身命运的审慎省思与果断行动，方能开辟出摆脱困局的荆棘路。

（作者朱恬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来源：澎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