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從工業革命以來，城市就開始源源不斷地爲人們提供“現代”意象。從路燈、自來水管網，到霓虹招牌、摩天大廈，城市中承載技術的物品，往往是有計劃設計的產物，體現着需要遵循的規則和秩序。地鐵正是這種秩序的化身。從視覺引導到座椅形制，地鐵爲一切安排了時間表、標準體系和號碼序列。憑藉高度標準化的知覺形式，地鐵爲人們提供着平穩的預期，將人生地不熟之類人爲的“意外”竭力摒除，並作爲可見、可觸摸的形象，表徵了人們通過技術達成的控制。

地鐵出站的人。本文圖片均爲 澎湃新聞記者 周平浪 圖而在這些“無微不至”的細節背後，技術架構的日益複雜，也將其無法預料的一面疊加累積。科幻作家韓松在小說《地鐵》自序中就曾寫道，當人們“都在擁抱一場地鐵的狂歡”而失察於其深邃幽暗的側影，作者不由感到“恐懼而孤獨”。正因作家敏銳抓住這種不知何時降臨卻已成爲必然和客觀存在的“意外”，纔將地鐵從可控性的紀念碑，轉換爲對人加以宰制的意象。

而今人們沉痛看到，正是地鐵！來自自然的災害，將其“可控性”的表象擊得粉碎，它平日提供的庇護，轉瞬間化爲無能爲力的絕望。這種絕望無法被事後的任何書寫覆蓋，有甚於作家的洞見不因故事中有意爲之的荒誕而消失。在一次“偶然”的災難中，城市精心營造的舒適、可控化爲泡影。長久以來，城市與技術已形成了一個正反饋循環：人們習慣了城市營造越來越安全和可預期的生存環境，並要求城市朝着更可控的方向發展。歐盟在對“韌性城市”的定義中，將“意外”也納入“計劃”進行評估的範圍，無疑是追求“控制”到極致的表現。

哲學家、文化理論家維利里奧（Paul Virilio，1932-2018）提醒我們，在技術“進步”的表象之外，總有負面因素如影隨形，但人們大多對此視而不見。他甚至不惜以誇張口吻聲稱：“發明船舶就是發明沉船；發明飛機就是發明飛機墜毀；發明電力就是發明觸電。”在他看來，現代技術對速度的追尋，已使工具運動的速度超越了工具所應承載的意義——也就是它對人的意義。單獨一次事故或許是局部的，有清楚的邊界；然而，對可控性的沉迷卻已無處不在，它使城市中的我們普遍“自願地限制着身體的對於某些動作、某些衝動的影響範圍”。一動不動地坐在交通工具上，任憑“遠方”撲面而來，即便到了緊要關頭而起身四顧，也找不到掌握方向的把手。

在行進的列車上奔跑，並不能對列車的方向和速度起到明顯影響。這一物理知識如同一則寓言，象徵了人們在技術面前、在對“控制”的偏執面前，那種被剝奪了能動性而反過來受到技術控制的無力。我們看到悲劇，這樣的悲劇無法不讓人感同身受。誠然，積累對過去災難事故的教訓，總可以對未來的技術提出新的要求，改進其使用方式，從而推動技術再次取得“進步”。我們當然不能拒絕這種“進步”。但遲來的“進步”無法在任何意義上構成對逝去的補償。而此類技術“進步”，終將撞擊到殘酷的現實。面對這一事實，人們應當怎樣才能面對？

我們發現，雖然“控制”很大程度上與技術聯繫在一起，但它本身不是一個技術內部的概念，而是孕育了一類特定技術的文化取向。在這個意義上，當我們談論“技術的界限”，與其說是指客觀上技術的可行性限制，不如說更多是指應如何正視技術，如何在文化觀念的層面把握並最終規約技術。

具體到城市語境中，如何面對“終有意外”的技術？這質問的是如何讓城市居民重新獲得劃定技術邊界的權力。不幸的是，就連技術文化本身至今還停留在技術認識（technical literacy）的程度，技術的普及不時受到外在干擾，影響了技術文化走向這一自覺的階段。

落在他人身上的雨，也終將落在每一個人的頭上。我們看到太多技術“進步”背後因“控制”的偏執而來的悲劇，而付出代價的往往是那些被剝奪了能動性的人們。“他們”不能只是被“客觀”地凝視，隨着技術的擴張，“他們”終究也是“我們”。

地鐵盾構。在此意義上，應從技術文化的“批評”，走向對它的“批判”（critique）。也就是說，對技術得以依憑的概念基礎和文化觀念展開反思。長久以來，從文化角度，人們對技術所作的“反思”，往往基於盧德主義“反對機器”的迷思，或是停留在“公共情緒”之中。這使得少數精英的技術文化取向並未遇到真正的制衡力量。唯有探明技術合理性的根據，即尋求其所必然面臨的界限——諸如，城市中究竟有多少是能夠控制的、應該控制的，問題才能獲得更爲清晰的定義和探析。畢竟，只有對自身命運的審慎省思與果斷行動，方能開闢出擺脫困局的荊棘路。

（作者朱恬驊繫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來源：澎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