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國醫者丨張彤以吾之信仰照亮吾之熱愛

我還年輕，我要征服生活

張彤人生第一堂黨課，在飛機轟炸中開始。

那時黨課快要結束，指導員講的最後一個問題竟是“馬上趕去救護”。張彤和戰友跑步進入鹽城，看到了敵人轟炸後極其悲慘的一幕。張彤那時明白了一個事實，這場戰爭，是一定要流血犧牲了。

那時的張彤只有16歲，一心想着抗日，在老師吳天石的指引下，年輕的她加入了新四軍，並被選送到正在籌建中的魯迅藝術學院華中分院美術系學習。在學校裏，張彤過的是軍事般的生活。剛領到軍衣，指導員就告訴她，軍紀扣一定要扣好，軍人要有軍人的樣子。

學校還未開學，突變就發生了。這天，教導員孫湘緊急集合全體學員，悲憤地傳達了“皖南事變”。那是1941年1月初，新四軍軍部及所屬部隊約9000餘人在安徽涇縣茂林地區突遭國民黨軍隊約8萬餘人的包圍襲擊。新四軍英勇抗擊，除2000餘人突圍外，其餘少數被俘，大部分壯烈犧牲。

張彤的公公朱鏡我——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倡導者，新四軍第一任宣傳教育部部長，便犧牲於皖南事變中。當時，朱鏡我身患重病，新四軍軍長葉挺要求他們換了衣服就地在老百姓家居住，希望能躲過國民黨的掃蕩。但朱鏡我不同意，他要跟軍部待在一起，與大家共患難。朱鏡我舊病復發，在擔架上大量吐血，極度虛弱。

幾日後，戰鬥已十分激烈，朱鏡我拒絕戰士揹他突圍，他不想連累戰士，要求把槍給他，自我解決，但是警衛員哪裏肯給。之後途經一個山坡時，朱鏡我決絕地一躍而下，跳下了山崖，壯烈犧牲。之後，連屍體都未找到。

張彤的兒子回憶道，聽父親說，給自己取名“曉皖”，就是爲了不要忘卻皖南事變。1941年1月25日，重建新四軍軍部誓師大會在鹽城召開。張彤說，那帶給了她極大的震盪。“皖南事變使我產生了質的變化，我覺得共產黨是真正抗日的，是要解放全中國人民甚至於世界人民。”

人並不是因爲美麗而可愛而是因爲可愛而美麗

革命歲月中，張彤迅速成長，她從一名文藝兵，走入了農村根據地，又走入了大學校園，新中國成立時，北京的醫療資源十分匱乏，北京市委陸續籌建了北京兒童醫院、積水潭醫院、第九綜合醫院（即宣武醫院），以及第十綜合醫院（即朝陽醫生）。張彤就此與醫院結緣，先後進入積水潭醫院與北京友誼醫院任職黨委書記。

張彤對工作飽有高漲的熱情，初到積水潭醫院，她像軍人一樣打着揹包就投入了無休止的工作。儘管對醫療並不熟悉，但張彤不甘心做外行，她在實踐中努力學習醫療知識，她頭腦靈活，甘於喫苦，更特別的，是她對知識的尊重，對人才的珍惜。她始終認爲，“沒有一流的人才，辦不成一流的醫院。”帶着這樣的想法，她調入友誼醫院。

回憶每位老專家，是張彤在採訪時最開心的時刻。她說到曾任北京友誼醫院院長的鐘惠瀾，“有個特點，出現場，然後回來在室內研究。感染寄生蟲的貓、白蛉子，養在辦公室，他自己喫住也在辦公室。”說到改革開放之初，院裏渴望送更多人才出國深造，“大多數去不了，要先解決主任們的英語口語問題，我們成立了一個英語口語高級班，年輕大夫都在窗戶外面趴着看。”說到外匯奇缺，工資緊張，張彤想辦法和國外的醫院達成互派。“國外來的醫生住哪兒呢？我就給送到北京飯店，因爲我們一個美元都沒有”。

張彤有一句話總掛在嘴邊，“我們做後勤的一定要做人梯，一點不能馬虎，”她就是這樣一點一滴，幫助友誼醫院各個科室成長、進步，激起更大的聲浪。

往事依稀渾似夢，都隨風雨到心頭

年輕時的張彤酷愛文學，受巴金小說的影響很深。她還喜歡俄國文學，喜歡托爾斯泰。她的精神世界很豐盛，卻對物質世界的要求很簡單。這或許來自八十年前一樁慘案對她的影響，日寇對華中魯藝的一次大掃蕩——“北秦莊慘案”。那年，魯迅藝術學院華中分院的400多名師生在轉移過程中，遭遇日僞軍的掃蕩，丘東平、許晴等新四軍文藝戰士犧牲在這裏，魯藝師生損失慘重。

張彤將逝去戰友的照片工整地貼在紙上，背面密密麻麻清晰記載着每一位戰友的生平。這份簡報她保留了近八十年，回憶起戰友們，張彤的神情似乎恍惚了，“他們什麼樣子我都記憶分明，誰是什麼樣，我忘不了他們。”又喃喃自語道，“有的時候我就想，我沒有所求，因爲什麼？我們現在多好的條件，多好的環境，當我想起他們，我無所求，沒有要求。”

張彤說，“共產黨員，要有一顆憂國憂民的心。”她很少落淚，不常傾瀉內心的情感，但講到戰友，講到革命理想，講到她熱愛的農村百姓，她數次哽咽，眼眶溼潤。張彤一生，沒有成爲生活的愛子，但她從未徘徊，奮力燃燒着生命，那些似夢一樣的往事，如今都成爲了她所照亮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