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整理自《永遠是創業第一天 : 科技巨頭保持領先的文化基因》[美]亞歷克斯·坎特羅威茨 著，36氪經授權發佈。

2018年10月，谷歌全球辦公室約有兩萬名員工同時離開辦公桌上街遊行。在這場現在被稱爲大罷工的抗議行動背後，除了打破谷歌管理層包庇性騷擾指控以及性別歧視等問題，我們還能看到什麼？

事發前一週，《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報道，稱安卓系統創始人安迪·魯賓因性騷擾行爲指控而離職後，谷歌公司向他支付了9000萬美元的賠償金。文章進一步報道說，谷歌還保護了其他被控有類似行爲的人。

這次大罷工表明，谷歌正在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幫助谷歌員工創造出突破性產品的通信工具現在顯示出了另一面。無論在哪裏，只要這些工具存在足夠長的時間，都會引發沒有統一組織的反抗運動，並隨後引發兩派觀點與意見的相互對立。現在，谷歌自身也開始經歷這些力量的衝擊。

大罷工的開始與以解放廣場（Tahrir Square）革命、佔領華爾街運動和女性大遊行運動爲代表的“網絡化”抗議活動非常相似，都是由原本默默無聞的普通人發起的一系列社交媒體活動。雖然這次運動針對的是一家公司，而不是一個獨裁者或一個腐敗的政治體系，但其最初始的故事有許多相同的特徵。

《紐約時報》的文章刊出後，許多谷歌員工都被激怒了。根據《紐約時報》的報道，一名控告者表示，魯賓在與一名同事的婚外戀情中，曾強迫她進行口交。魯賓否認了這一指控，像英雄一樣離開了公司，帶走了一筆豐厚的離職賠償金和拉里·佩奇的公開祝福。佩奇寫道：“我希望安迪在接下來的日子裏一切順利。他創造了安卓這個真正了不起的系統，後者已經擁有超過10億的用戶。”

讀到這篇報道後，YouTube產品營銷經理克萊爾·斯特普爾頓十分震驚。對她來說，令人驚訝的不僅僅是真的會發生這樣的事，而是這樣的事發生在谷歌。她說：“（這樣的事）與谷歌激勵人們追求更好的文化比肩而立，這令我感到十分震驚。”

之後的一天，斯特普爾頓一直關注着內部一個名爲 “谷歌媽媽郵件通信組” 成員的反應。在這個通信組中，她的同事們匿名分享自己受騷擾的經歷、在人力資源報告過程中令人感到精神崩潰例子，以及受到歧視的故事。整整一天閱讀這些信息後，她決定採取行動。

斯特普爾頓向 “谷歌媽媽郵件通信組”發送了一封電子郵件，提出了應採取大規模行動的想法。“我想知道我們應如何利用我們的集體影響力......如果團結起來，我們能做些什麼？” 她寫道，“抗議？罷工？或是給桑達爾寫公開信？谷歌的女性（及其朋友）現在真的是怒火中燒，我想知道我們應該如何利用這一點來迫使一些真正的改變發生。”

第二天，斯特普爾頓創建了一個新的 “女性散步”（Women’s Walk）郵件通信組，以便協調集體行動，並隨時與媽媽郵件通信組分享信息。她說：“我立刻知道我們在做一件有意義的事，因爲人們蜂擁而至加入這個通信組，並且開始在此表達強烈的憤怒。”

當通信組的成員開始準備向領導層提出的訴求時，其中一個成員創建了一個谷歌文檔來追蹤這些訴求。人們以真正的谷歌方式進行這項工作，文檔中同時有數十個人添加自己的訴求並對其他人的意見做出評論。除了文檔和郵件通信組，這個新興的運動還使用了一個內部谷歌網站來爲同事們提供最新信息，並使用谷歌電子分享表格來彙總聯繫人信息。這次罷工的組織者（現在已經有很多人）所做的一切，都是在谷歌的工具上公開進行的，並且使用了他們的真實姓名。

斯特普爾頓說：“我們真心認爲這是一個谷歌時刻。我們必須要承認，谷歌文化爲我們創造了這樣做的一個空間。因爲我們已經如此習慣於在谷歌的郵件通信組和谷歌內部網站上展開辯論，人們不斷地表達他們的不同意見。這是文化中好的一面。”

在斯特普爾頓創建她的郵件通信組不到一週後，他們號召那個星期四舉行罷工。“這是一次完美的協作，” 她告訴我，“它讓我想起A型性格的人和學霸的行事風格，特別是當這些人身在谷歌，併爲了一個共同的目標而走到一起時。”

皮查伊這次也側耳傾聽了員工的呼聲。 在罷工舉行前，他給員工發了一封公開信，爲公司在前一次會議上不痛不癢的回應表示了歉意（當時谷歌領導團隊只是敷衍地說了聲“對不起”，隨後便轉到了谷歌相冊的演示環節），並表示他十分重視公司對不當行爲採取更強硬的態度。然後，他告訴員工，在罷工期間，他們會得到所需的支持，他會把他們的意見放在心上。“你們中的一些人提出了非常有建設性的意見，希望我們能進一步改進我們的政策和流程，”皮查伊寫道，“我聽取了你們的所有反饋，以便我們能將這些意見付諸行動。”

到了罷工當天，斯特普爾頓的郵件通信組已經有大約2000名成員，她和其他組織者都不知道會有多少人蔘加。他們呼籲，谷歌全球各地辦公室的員工在當地時間上午11點準時離開座位罷工，從而形成“滾滾雷聲”的接力行動。罷工行動首先發生在亞洲，日本、新加坡和其他地方的許多谷歌員工參加了罷工，接下來是歐洲、紐約和山景城。到當天結束時，共有約2萬名員工參與了罷工行動，是斯特普爾頓通信組人數的10倍。在各個地點，谷歌員工使用擴音器分享了他們的不公平遭遇一一這一切發生得太快，無法申請官方許可。

“儘管還沒有取得任何實質性的成果，但人們充滿了興奮，陶醉於集體的力量。” 斯特普爾頓說，“這是一場聲勢浩大的行動，是一股巨大力量的強大展示。”

這次罷工行動並沒有讓任何一方都完全滿意。谷歌的領導層被自己的員工所羞辱。現在，它必須考慮如何面對一支不穩定的員工隊伍。

而對那些參加了罷工行動的員工來說，他們的要求只有一個得到了滿足，即結束對現任僱員的強制仲裁。與“佔領華爾街”和“女性大遊行”行動一樣，他們抗議活動比較分散，提出的訴求也五花八門，例如，其中一項訴求是要求董事會中有員工代表。但是，除了威脅進一步舉行抗議活動，他們幾乎沒有權力讓這些訴求成爲現實。

我問斯特普爾頓，他們的罷工行動如何能夠避免像“佔領華爾街”運動那樣的命運，那場運動在取得了小幅讓步後最終失敗，而她告訴我這並不是重點。“我們並不是真的要像這次罷工展現出的那樣， 一直步調一致地行動。不會真的出現那種情況，” 她告訴我，“我們在某個郵件通信組上有2000個成員，但據估計有2萬人參加了罷工行動。我們甚至不知道這些人到底是誰，以及如何聯繫他們。實際上，沒有人會真的認爲這將是一場持續的運動。但我懷疑，如果某天發生新的事件，它又會被重新激活。”

就像大多數抗議運動一樣，尤其是由社交媒體推動的分散性抗議運動，谷歌的抗議運動隨後變得頗爲混亂。當我們在山景城談話時，我曾問肯特·沃克，谷歌是否認爲這些運動富有成效。“總的來說，開放、反饋和員工參與的文化與我們創造的創新文化緊密相連，”他告訴我說，“我們對這一點十分重視；我們需要找到一種方法，使之能夠大規模地發揮作用。”

沃克暗示的是，谷歌正在重新構想其內部通信網絡應該如何運作，而谷歌公司很快就發佈了一項政策，不鼓勵發表政治性言論。據兩名女性當事人透露，谷歌也對斯特普爾頓和另一位罷工組織者梅雷迫思·惠特克進行了報復，兩人最終都離開了谷歌。事件發生後， 到2018年年底，谷歌員工對皮查伊及其領導團隊的信心指數出現了兩位數的下降。

谷歌的員工運動以及谷歌對這些運動的回應令現任和前任員工開始懷疑，公司的文化在其達到十萬名員工的規模後能否持續下去。在大罷工運動之後，谷歌的領導層也在這個問題上苦苦掙扎。皮查伊和他的副手們已經降低了公司的開放性，縮減了TGIF的規模，並解僱了一些積極分子，這些舉動旨在保護谷歌文化中好的一面，同時減少爭議和抗議行動。但若想兩者兼得無疑很難。

最終，皮查伊將不得不做出決定，他是想保持透明，處理由此引發的員工抗議活動，還是廢止這一企業文化，並承擔由此引發的後果。對谷歌來說，更加開放和辯論只會幫助它在未來做出更加深思熟慮的決定。同時這還將使它保留集體智慧的思維模式，而這種思維模式，無論在有時候多麼難於管理，正是谷歌能夠通力協作，解決像“助理”這樣複雜項目的原因。如果沒有它的通信工具及其相關的開放性，谷歌的名字可能不再是一個動詞，而是成爲像Lycos、AltaVista、Ask Jeeves 等公司一樣，曾經在搜索領域名噪一時，最終黯然出局。沒有一家企業不想贏，也沒有一家企業不想一直贏。但是，如何持續勝出，是一個擺在無數企業面前的長久難題和痛點。

《永遠是創業第一天 : 科技巨頭保持領先的文化基因》亞歷克斯·坎特羅威茨 著作者簡介

來源：36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