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1人的特殊“冒险”

这个群的人数还在不断增加。

它成立于南京启动第一轮全员核酸检测期间。整座城像是突然被抛入紧急状态，两天时间要完成931万市民的采样，每个岗位都缺人手。7月21日晚，位于南京老城的鼓楼区江东街道，采样点尚未搭建完成，门外排队的群众已经拐弯。街道团工委书记张春阳粗略一算，秩序维护、信息录入、物资后勤、扫楼扫街，急需大量志愿者支援。于是，她在人来人往的现场临时拉了个群，取名为“青爱的江将好”。“它的寓意是，拥有青年力量、被青年们爱着的江东街道，会越来越好。”截至目前的271名群成员里，有经常上电视的著名律师、收入不菲的金融投资专家，也有尚未成年的食堂配菜工和刚上大学的年轻女孩。但在群里，每个人被简化成两个符号：姓名+电话。这是张春阳定下的规矩，方便联系，也便于日后答谢。群里超过八成以上的志愿者，张春阳直到现在也没见过。但透过群里不断传回的现场照片，她能想像出那隐藏在头像和备注后面，每一个挂满汗珠、诚朴而炽热的脸庞。

那是一座城市的人民在突遇磨难时，最本能而真实的反应。

“他们是来帮我的，不是欠我的”

连张春阳自己都说不清这个群怎么会广为人知，只知道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扫码和邀请进群。最多的一天，100多人陆陆续续涌了进来。

广东汕头人刘灿立是最早的一批群成员之一。他和张春阳在去年疫情防控期间做志愿者时认识，在他眼中，这个刚满30岁的女孩头脑灵活，不被条条框框所限制，解决问题的思路总是不拘一格。

当时，街道有个小区出现疑似确诊病例，朋友提醒“那边危险，阿立你不要去”，他却觉得去那里帮忙是“给祖上积德”。但最后，连张春阳也没有同意他去，而是把名额优先给了共产党员。

这成了他的遗憾。小区卡口撤点后，两人一年多没有联系，再聊天时已是南京此次“一采”启动前夕。听说张春阳要招募志愿者，他爽快地进了群。

在刘灿立看来，这种时候像他这样的人待在家里是“愧对社会”。除了在采样点上做志愿者，他操心所有跟疫情相关的事情。得知南京血库缺血，他把一张汇总全市所有献血车点位的长图，一股脑转发到三四个400人的群里。“特殊时期，方便的话男人一起扛。”他在转发时说了一句“重话”。第二天，这个自称“糟老头子”的52岁男人偷偷跑去献了400cc血。

相比之下，周文的进群是“误打误撞”。7月23日晚上，他吃完饭后躺在床上休息，突然被一位朋友拉进群里。这个群是谁建的，属于什么性质，他一概不知，只看到大家都在@一位叫“张老师”的人。

得知这个群为志愿服务而建，周文立刻表示“我都可以，随便你们安排”，随后得到“张老师”的回复，“根据你自身情况，自主选择点位。”

这是张春阳为志愿者服务定下的原则，她讨厌“分配”。“我一直认为，必须先尊重志愿者，让他们拥有自主选择的权力，而不是任务分派似的安排。他们是来帮我的，不是欠我的。”

她不止一次在群里提醒，凡是在点位上受委屈的志愿者，都可以直接找她。“三采”的信息录入必须用安卓系统的手机，她一个人顶着太阳跑去新街口，租了一箱二手手机抱回来。

她协调街道社区为每位志愿者提供有荤有素的盒饭。一位上大学的男孩第一次来时，腼腆地说自己去外面解决午饭，被张春阳拒绝，“你来帮我们，不可能让你饿着”。

“四采”结束当天晚上，群里讨论起各自点位上吃过的盒饭，一位女大学生说，自己做过那么多志愿服务，第一次吃到饭，许多人纷纷跟进，表示赞同。

十几人同时编辑的文档

要让将近300人的志愿者群实现自主选择，张春阳的方法是“在线文档”。刚刚过去的河南暴雨中，这种在线编辑形式帮助3000多人得到救助，被人称为“救命文档”。

在这个群里，文档被丢进去时，已经列好采样点位、服务时间和现场联系人，志愿者们要做的，就是根据自身情况，把姓名和电话填在合适的一栏，随后各自去往遍布全街的12个采样点（最多时）。

周文在珠江路电子城工作13年，对“在线文档”再熟悉不过。他没想到这种广泛用于商务场所的小程序，会出现在一个志愿者服务群里。进群当晚，一份“二采”表格被发进来，本不属于江东街道的周文，对上面的地址都很陌生。他打开手机地图挨个搜，最终选出离自己最近的采样点，做到晚上11点才走。

这个群急速壮大时，不少新人表示加不上张春阳个人的微信。但很快有人发现这是多此一举。“你只要在表格填好信息按时去，到了现场打联系人电话就行。”周文说。

只要手头没事，他都会在第一时间点进去，几乎每次都能目睹表格从空白到被填满的全过程。最多时，十几个人同时编辑，右上方的作者头像一栏常常装不下，只能显示出数字。在周文连续参加十多次志愿服务后，张春阳终于注意到这位积极的“大叔”，并主动加了他的微信。

有人在表格上的位置是固定的。19岁的女大学生曹田甜，每次报名都选择宁海中学分校的晚班。她住在与学校只有一街之隔的小区，却属于紧邻江东街道的凤凰街道。虽然放了暑假，但维护院系公众号等一系列事务压在她手上，只有晚上才能抽出整块的时间。7月下旬以来，她习惯在吃过晚饭后出门，步行到宁海中学分校，从长长的队伍旁走过，来到采样台前。

曹田甜没想过自己会以这样的形式回到母校。她在这里度过3年时间，毕业后，遍布校园的石楠花就一直藏在记忆深处。但今年夏天，管理严格的校园向所有市民敞开大门，位于一楼的四间教室被辟成采样点，身穿防护服的登记和采样人员坐在里面，课桌上摆着棉签、试管和消毒液。

她一度就在自己初一坐过的教室里，给前来的市民做登记。她顾不上回忆过去。这个因为地处街道边缘、人员稀少的采样点，突然间被人发现“不用排队”，并口口相传，反而火爆起来。透过眼镜和面罩，她不时会认出熟悉的所在小区的面孔。“二采”开始后，曹田甜几乎每次都要忙到深夜12点半以后回家。

一天夜里将近两点，曹田甜在结束志愿服务后发了条朋友圈，“怎么处处都宁海人，志愿也能偶遇宁海人”。那天，她在志愿服务现场遇到两位宁海中学校友。她是系学生会副主席，从班长群里收集学生资料时发现，全系每10个人里，就有一位正活跃在南京各区的抗疫一线。

“去死吧，新冠！”

张春阳会提醒每一位新入群的志愿者，把自己的备注改成“姓名+电话”的格式，这是快速联系到一个人时所需的最核心信息。单位、职务，在这里统统消失。她希望群里的每一次聊天，都是在讨论志愿服务本身。

但也有少数人“打破”这种规矩。38岁的冷星星，在自己的备注里加上“中共党员”四个字。在这位入党16年的老党员看来，亮明这个身份能获得更多的“优待”，能多领到一些特殊任务。

南京禄口国际机场疫情发生以来，冷星星一直在通过各种渠道寻找志愿任务，她觉得自己“应该做点儿什么”。但她刚进群，就被从天而降的黄码“按”在了家里。等到申请转绿时，南京已在开展第二轮核酸检测。

群里发布新一批志愿服务招募需求，家在江北的冷星星一看到信息，第一时间带着爱人开车赶过来。第一次做信息登记时，她一口气在4个小时里扫了51根管子。她在群里“炫耀”，一激动，把人数当成管数，说成了“510”根。

张春阳很确信，自己这个将近300人的群里，所有人都是真心想做志愿服务。“没人动员没人勉强，没有表彰，进群全凭自愿，只要抽出时间，大家都愿意过来。”

17岁的刘昌广总在群里自称“猛男”，实际上体重只有108斤。“三采”收官，江东街道动用流动车辆为剩下的居民测核酸，考虑到穿脱防护服不方便，又要跟随车子在辖区内转悠，张春阳把报名条件限定在“男熟练工”。刘昌广看到消息，一口气报了全天。

“你这样来回跑，不累吗？”张春阳问。

“记住了，我是猛男。”刘昌广说。

“不行，我不允许，只给报半天。”张春阳当着群里所有人的面，“强硬”了一次。

事实上，因为年龄太小，张春阳当初差点拒绝接收这位未满18岁的“小杆子”。但刘昌广很倔强。他在疫情刚发生时直接跑到社区，问哪里能做志愿者，随后在采样现场遇到张春阳，被拉进群。一开始，他从不在群里讲话，遇到招募时却第一时间直接私聊张春阳，“我就想让她第一时间看到，尽早安排我”。

去年疫情期间，他在安徽阜阳老家憋了一个多月，每天只能睡觉、玩手机、打羽毛球。他在超市门口看到穿红马甲的人给市民喷酒精、量体温，萌生了去做志愿者的想法。但3月18日他回到南京时，疫情形势已经向好，留给志愿者的岗位不多了。

这次南京成为“风暴眼”，刘昌广几乎是“报复性”地做志愿。他在南京大学鼓楼校区的茶餐厅工作，每周有一天休息时间，可以自己支配。这半个月，他不断向领班提前预支假期，却从不透露自己去哪。

南京启动“二采”当天晚上，他承担起为试管封箱搬运的任务。工作间隙，他对着一袋试管拍下照片，发了朋友圈。

“去死吧，新冠！”他这样写道。

“期待拍一张不戴口罩的大合影”

在宝地园社区主任顾陈梅眼中，张春阳和她的群仿佛有股神秘力量，无论任何时候需要，她都能第一时间“摇”来自己需要的人。

“一采”是宝地园社区所有社工压力最大的时候。6名社工要负责7000多户籍人口核酸采样，采样点还没布置好，闻讯前来排队的居民已有几百号人。黄码转绿时，每天都有居民到社区抱怨，说着说着就变成了吵架。有人拉住社工掰扯两个小时，还有人没聊两句，直接把顾陈梅的微信拉黑。

连续多日凌晨三四点回家，顾陈梅终于撑不下去了，她找张春阳“要人”，当天就有一位话不多的男大学生找上门来。简单培训后，顾陈梅把打电话排查信息的任务交给他。

几个小时后，男生递给她一张表格，上面密密麻麻写满每一位居民的排查信息，字迹清晰工整。顾陈梅把隔壁的同事叫来让他们看，最后的核对显示，这份表格的错误率比很多社工还低。

第三轮核酸检测收官，冷星星和其他志愿者负责起给居民打电话，核查有无做过采样。她原本做好心理准备，要接受话筒那端“狂轰滥炸”，谁知听到的字眼一个比一个温暖。

一位老人解释自己有脚痛风，出门困难，冷星星告诉他可以安排人上门采样时，老人连连拒绝：“那太麻烦你们了，我吃过药，争取自己走过去。”有的人已经做过，没有被大数据捕捉到，但并未对这个“多余”的电话表现出不耐烦：“没有关系啊，你们辛苦了，我们会一直配合。”

刘昌广成了大家口中“很棒的小刘”。学还没上完，他就跑出来打工，辗转多个饭馆，每天闷在后厨里，整日面对大锅和灶台。此次出来做志愿服务，他没想到自己能同时得到这么多人的认可，在群里的发言逐渐活跃起来。张春阳专门为他争取一个社会青年推优入团名额，消息发在群里的时候，不少人冲他竖起“大拇指”，表示祝贺。

“二采”结束后，张春阳得知刘灿立没有打新冠疫苗，说什么都不让他再参加了。刘灿立结束了自己短暂的志愿服务，最后一天晚上，他忙完手头的活儿，站在采样台前，让其他人给自己拍了张照片，并把它换成自己的微信头像。“人难免不考虑自己利益，只有做志愿的那一刻不是为自己而想。”

在鼓楼高新区一家科技公司担任行政主管的李睿，每次带着七八位同事，清一色二十五六岁的年轻人，去最近的采样点服务。有时前线人手不够，她刚把求助信息发到工作群，领导就在下面发话：“手头工作少的，立马下楼去！”在联创大厦做志愿时，她经常看到像自己一样的“领头儿的”，带着一队人走过来，上前一打听，都是高新区的邻居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