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畫派”的概念泛化

過去的畫派大多以地域命名，是在具有一定文化傳統的地域概念上產生的。藝術家的生活環境、人文環境差異，在創作中自然得以顯現，傳遞出文化的信息與傳承的文脈。

黑龍江省美術家協會副主席、黑龍江省書畫院創研室主任荊桂秋以黑土畫派爲例，談到畫派的地域文化傳統。“東北山川壯美，物產豐富，四季分明，無邊的田野給人豐收的喜悅。獨特的地域環境鑄造了其特有的人文氣質、文化性格和審美示範，形成了鮮明的繪畫風格，孕育了黑土畫派的產生。該畫派的藝術特色主題鮮明、色彩濃烈，開放創新，關注人生、關注社會、關注時代的發展。老一輩的藝術家有王仙圃的山水畫、曹楣的北大荒版畫、於志學的冰雪畫等，中青年畫家人才輩出，爲文藝的繁榮與發展做出了貢獻。”

很多人將傳統意義上的“浙派繪畫”與“新浙派”混爲一談。現居杭州的畫家吳建明指出，除了地域上的交叉外，兩者並無多大聯繫。即便兩者均側重筆墨並強調其表現性，定位也不盡相同，更何況前者後期用筆過於刻露、粗率，有傷雅格。談及“浙江畫派”這一稱謂，吳建明表示：“業界對其認同感不足，相對而言，‘新浙派’的指向性更明確；而在表達上，‘浙派人物畫’則比‘新浙派’更爲具體。”

1964年，攝於黃岩，左起王乃辰、周昌谷、張品操、吳山明、蔣文兵

20世紀50年中期，浙江美術學院（現中國美術學院）經歷了撤繪畫系、設彩墨畫繫到恢復繪畫系的過程。人物畫教學和創作應時代及人物畫自身發展的需要，以中國傳統筆墨爲基礎，大量吸收花鳥畫、山水畫筆墨技巧，有效融合了西方的造型方法和觀念，從而形成自己獨特的藝術觀念和麪貌，周昌谷、李震堅、方增先、顧生嶽、宋忠元是第一代“浙派人物畫”的代表性畫家。其中周昌谷以代表性作品《兩隻羊羔》確立這一畫派的奠基人地位，方增先以作品《粒粒皆辛苦》《說紅書》和《結構素描》《怎樣畫水墨人物畫》二書完善了“浙派人物畫”創作實踐和理論的基礎，成爲了該畫派的重要人物。

吳建明認爲，如果把周昌谷、李震堅、方增先、顧生嶽、宋忠元的探索時期視作“浙派人物畫”的開創階段，那麼劉文西、吳山明、吳永良、王慶明、劉國輝這一代人則屬於繼承階段。繼承階段的代表性畫家雖然依舊在解決和完善造型與筆墨的關係，依然在爲筆墨的純粹性和當代性的兼容做努力，但較上一代人有了更大的自主性，在個性化和多樣性上走得更遠，劉文西到陝西后還成爲黃土畫派的代表。從師承上看，尉曉榕、程寶泓、吳憲生無疑屬於第三代浙派人物畫代表性畫家，只是他們的作品中已經沒有了“浙派人物畫”的標籤，他們以更爲開放的姿態回望着那段歷史，以更爲理性的表現方法詮釋“浙派人物畫”的核心訴求。“浙派人物畫”在特定時期成功解決了中國畫傳統向現代轉型的重大課題，讓生活與藝術的銜接有了最大程度的可能性，爲中國畫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參照。

在今天，畫派的概念已經泛化，關於畫派的話題卻常說常新。王艾認爲，“畫派”是歷史因素作用下，藝術家羣體面對具體情景做出選擇的產物，從這個角度而言，畫派的式微、消融與去地域化取決於藝術發展的歷史階段需求，而不在於“畫派”本身的意志。沒有了“畫派”也會有“畫學”“藝術組織”“藝術社團”等方式代替發生。藝術本身是生長的，奢望一個概念亙古不變地綿延至今本身就不符合歷史規律。

“她水墨”展覽海報

天津美術學院藝術與人文學院教授楊維民提出，過去的畫派以“地域區劃說”爲多，但伴隨着“地域說”的學術內核是“風格說”爲上，也就是說藝術創作風格追求趨同是畫派學說的實質核心。譬如，中國畫自20世紀80年代逐漸多稱爲“水墨畫”，從這一稱謂轉變與泛化的過程可以看出，中國畫學說已產生了重大而深刻的藝術變革。現如今，高度發展的交通和信息網路，加速了人們地域之間的快速流動和文化交流高速融通，從而使得畫派中的地域性特點不再鮮明；而在有着相對前衛的實驗性和當代思辨，以及相對完善、有規律的教育研究系統的“學院”，轉而成爲當代水墨生長的一片沃土。楊維民自2007年末開始策劃，並舉辦10餘次名爲“學院新方陣”的展覽。在他看來，如今的學院水墨“新方陣”也像是一個流派，這一新型水墨藝術“流派”內部的藝術家有着相似的藝術經歷與學術追求，但它的內部意涵與範圍屬性已發生了偏移和蛻變。

近年來，徐州市委、市政府、市文聯着力培樹“彭城畫派”。2014年成立“徐州市彭城畫派研究會”，並啓動《徐州美術史》編撰工作，積極推動徐州美術創作的繁榮和人才的湧現。徐州市美協副主席羅東風表示：“彭城畫派”在徐州文化軟實力建設中的貢獻功不可沒。“我們需要‘畫派’這一具有文化傳承、大師引領、理論支持等諸多的特定條件，來提升徐州在江蘇乃至全國美術領域的話語權與影響力，要引導對藝術家藝術語言的探索，本土藝術特色的提煉，各層次美術活動的學術性總結，由此來深化徐州美術學術理論的研究，推動‘彭城畫派’的發展，在理論的引領下培樹藝術的‘高峯’。”

喬遷則認爲，把近百年來在徐州地區的藝術家籠統地歸納爲彭城畫派，如果以地域和羣體定義是可以的，但如果按嚴謹的學術要求，把他們放到美術史上是不可行的。“我們不要爲此糾結。實際上在波普藝術發展以後，在世界範圍內，很難再把哪個藝術羣體看做傳統意義上的畫派了。在中國，長安畫派之後再也沒有把哪一個地域的繪畫羣體歸結爲畫派。”他坦言，正如巫鴻在《禮儀中的美術》中關於徐州漢代美術這一篇當中所說，漢代徐州藝術的高度就是這個時代的高度，雖然沒有鮮明的漢代徐州的地域特點。從徐州走出去的幾位現代藝術家也是這樣，劉開渠、李可染、朱德羣、王子云、王肇民、王青芳等，他們的高度就是這個時代中國藝術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