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郑振铎合编《北平笺谱》

《北平笺谱》是鲁迅与郑振铎(西谛)两位文化名人合编的一部笺纸图谱选集,线装一函六册,木版彩色水印,内收人物、山水、花鸟笺332幅,1933年12月在北平荣宝斋自费印行。该书的搜集与刻印,都与琉璃厂密切相关。

把山水、人物、花鸟等绘画小品的图案刻印在纸上,制成精美雅致的信笺,是古代文人的爱好之一,既体现使用者高雅的情趣,笺纸本身也是一种艺术品。在经营书画印刷销售的“南纸店”里,所售的信笺主要有印成八行格子或十行格子的“大行”“大十行”,最高级的是木刻水印着花鸟山水图案的笺纸。

《北平笺谱》(内页)

鲁迅先生对绘画、木刻艺术有着深刻的见解,晚年对介绍、刻印外国优秀的木刻作品倾注了极大热情,1929年在上海编选出版了《近代木刻选集》,1930年介绍出版了《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借以提倡发展中国的木刻艺术。对于我国传统艺术中真正有价值的东西,鲁迅先生同样非常珍惜,笺纸就是其中之一。1929年5月,在回京探望母亲期间,鲁迅曾赴琉璃厂搜集、购买笺纸。《鲁迅日记》记载:23日,“从静文斋、宝晋斋、淳菁阁搜罗信笺数十种”。28日,“往松古斋及清秘阁买信笺五种”。在5月23日致许广平的信中说,他计划“将琉璃厂略佳之笺收备”,表现了对这一传统艺术形式的喜爱。

1931年末,在北平燕京大学任教的郑振铎,利用寒假到上海拜访鲁迅。郑振铎在1936年写的《永在的温情》一文中记述,鲁迅给他看了在北平购买的彩色笺纸后说:“木刻画现在是末路了,但还保存在笺纸上。”“要有人把一家家南纸店所出的笺纸,搜罗了一下,用好纸刷印个几十部,作为笺谱,倒是一件好事。”当时商定由郑振铎负责搜集,鲁迅负责选择定稿。

《北平笺谱》(内页)

郑振铎先生在研究中国文学史的过程中,从留意小说戏曲的插图推广到画谱及其他图书的插图,对于中国绘面及其印刷的历史颇有研究,所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就是在此基础上完成的力作。1927年,他在上海有正书局买到一套刻工精丽细腻的笺纸,图案是由清代画家罗聘创作的小幅山水和从《十竹斋画谱》上临摹下来的折枝花卉和蔬果。从1931年9月开始,郑振铎走遍琉璃厂各书店寻访笺纸,在清秘阁等处屡有收获。确定编辑笺谱以后,他继续刻意搜求。比如,在淳菁阁发现了一大批清秀绝伦的笺纸,特别是印有陈师曾的作品以及吴待秋、金拱北和姚茫父的唐画壁砖笺、西域古迹笺等;在松华斋、松生斋、懿文斋等南纸店,购到了陈半丁、齐白石等人的精品;在荣宝斋,看到了林琴南的山水笺、齐白石的花果笺、吴待秋的梅花笺等,刻工比清秘阁更胜一筹。荣宝斋所卖的仿清代成亲王的梅花笺,更是独一无二。在静文斋,郑振铎发现了齐白石仿八大山人的人物笺四幅,其神情与色调均属上乘;吴待秋、汤定之等20位画家合作的梅花题材纸笺极有特色;古色斑斓的彝器笺也静雅备足、别具一格。东单、东四、隆福寺等南纸店,也留下了郑振铎的足迹。经过多次访求,郑振铎收集了500多种笺纸样品,寄给鲁迅先生选定。至1933年10月,确定了书名、选目、用纸、装帧等。

《北平笺谱》(内页)

联系印刷事宜,则全靠郑振铎先生之力。琉璃厂可以印刷笺纸的店铺很多,淳菁阁、松华斋、松石斋等一般的南纸店都有此业务,但印数过少一般不接。荣宝斋、宝晋斋、静文斋等几家则表示至少不能低于百部,最后确定由荣宝斋承担。木刻水印是一项复杂的传统印刷技术,如果找不到当年的板片,必须由熟练的刻工重刻。多色的纸笺不仅要精刻,还需根据色彩的不同而分刻为若干板片。印出的笺画有无精神,全靠分板是否得当。一幅颜色众多的笺纸,往往要刻几个乃至一二十个单色的板片。郑振铎耐心细致地寻访笺纸板片与刻工,在1933年12月印行了初版100部。书法家沈尹默先生题签,鲁迅先生写序,魏建功先生书丹。次年又有第二版100部问世。

《北平笺谱》(内页)

1933年9月29日,鲁迅先生在致郑振铎先生的信中幽默地说,《北平笺谱》“至三十世纪,必与唐版媲美矣”。事实上,仅仅过了几十年,它已是难得一见的珍本了。《北平笺谱》的搜求与印制过程,为琉璃厂的历史留下了一段佳话。非常巧合的是,当新中国成立初期荣宝斋面临困境时,正是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帮助他们渡过了难关。1958年这部笺谱重印,更名为《北京笺谱》。

转自:艺术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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