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鄭振鐸合編《北平箋譜》

《北平箋譜》是魯迅與鄭振鐸（西諦）兩位文化名人合編的一部箋紙圖譜選集，線裝一函六冊，木版彩色水印，內收人物、山水、花鳥箋332幅，1933年12月在北平榮寶齋自費印行。該書的蒐集與刻印，都與琉璃廠密切相關。

把山水、人物、花鳥等繪畫小品的圖案刻印在紙上，製成精美雅緻的信箋，是古代文人的愛好之一，既體現使用者高雅的情趣，箋紙本身也是一種藝術品。在經營書畫印刷銷售的“南紙店”裏，所售的信箋主要有印成八行格子或十行格子的“大行”“大十行”，最高級的是木刻水印着花鳥山水圖案的箋紙。

《北平箋譜》(內頁)

魯迅先生對繪畫、木刻藝術有着深刻的見解，晚年對介紹、刻印外國優秀的木刻作品傾注了極大熱情，1929年在上海編選出版了《近代木刻選集》，1930年介紹出版了《梅斐爾德木刻士敏土之圖》，藉以提倡發展中國的木刻藝術。對於我國傳統藝術中真正有價值的東西，魯迅先生同樣非常珍惜，箋紙就是其中之一。1929年5月，在回京探望母親期間，魯迅曾赴琉璃廠蒐集、購買箋紙。《魯迅日記》記載：23日，“從靜文齋、寶晉齋、淳菁閣蒐羅信箋數十種”。28日，“往松古齋及清祕閣買信箋五種”。在5月23日致許廣平的信中說，他計劃“將琉璃廠略佳之箋收備”，表現了對這一傳統藝術形式的喜愛。

1931年末，在北平燕京大學任教的鄭振鐸，利用寒假到上海拜訪魯迅。鄭振鐸在1936年寫的《永在的溫情》一文中記述，魯迅給他看了在北平購買的彩色箋紙後說：“木刻畫現在是末路了，但還保存在箋紙上。”“要有人把一家家南紙店所出的箋紙，蒐羅了一下，用好紙刷印個幾十部，作爲箋譜，倒是一件好事。”當時商定由鄭振鐸負責蒐集，魯迅負責選擇定稿。

《北平箋譜》(內頁)

鄭振鐸先生在研究中國文學史的過程中，從留意小說戲曲的插圖推廣到畫譜及其他圖書的插圖，對於中國繪面及其印刷的歷史頗有研究，所著《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就是在此基礎上完成的力作。1927年，他在上海有正書局買到一套刻工精麗細膩的箋紙，圖案是由清代畫家羅聘創作的小幅山水和從《十竹齋畫譜》上臨摹下來的折枝花卉和蔬果。從1931年9月開始，鄭振鐸走遍琉璃廠各書店尋訪箋紙，在清祕閣等處屢有收穫。確定編輯箋譜以後，他繼續刻意搜求。比如，在淳菁閣發現了一大批清秀絕倫的箋紙，特別是印有陳師曾的作品以及吳待秋、金拱北和姚茫父的唐畫壁磚箋、西域古蹟箋等；在松華齋、松生齋、懿文齋等南紙店，購到了陳半丁、齊白石等人的精品；在榮寶齋，看到了林琴南的山水箋、齊白石的花果箋、吳待秋的梅花箋等，刻工比清祕閣更勝一籌。榮寶齋所賣的仿清代成親王的梅花箋，更是獨一無二。在靜文齋，鄭振鐸發現了齊白石仿八大山人的人物箋四幅，其神情與色調均屬上乘；吳待秋、湯定之等20位畫家合作的梅花題材紙箋極有特色；古色斑斕的彝器箋也靜雅備足、別具一格。東單、東四、隆福寺等南紙店，也留下了鄭振鐸的足跡。經過多次訪求，鄭振鐸收集了500多種箋紙樣品，寄給魯迅先生選定。至1933年10月，確定了書名、選目、用紙、裝幀等。

《北平箋譜》(內頁)

聯繫印刷事宜，則全靠鄭振鐸先生之力。琉璃廠可以印刷箋紙的店鋪很多，淳菁閣、松華齋、松石齋等一般的南紙店都有此業務，但印數過少一般不接。榮寶齋、寶晉齋、靜文齋等幾家則表示至少不能低於百部，最後確定由榮寶齋承擔。木刻水印是一項複雜的傳統印刷技術，如果找不到當年的板片，必須由熟練的刻工重刻。多色的紙箋不僅要精刻，還需根據色彩的不同而分刻爲若干板片。印出的箋畫有無精神，全靠分板是否得當。一幅顏色衆多的箋紙，往往要刻幾個乃至一二十個單色的板片。鄭振鐸耐心細緻地尋訪箋紙板片與刻工，在1933年12月印行了初版100部。書法家沈尹默先生題簽，魯迅先生寫序，魏建功先生書丹。次年又有第二版100部問世。

《北平箋譜》(內頁)

1933年9月29日，魯迅先生在致鄭振鐸先生的信中幽默地說，《北平箋譜》“至三十世紀，必與唐版媲美矣”。事實上，僅僅過了幾十年，它已是難得一見的珍本了。《北平箋譜》的搜求與印製過程，爲琉璃廠的歷史留下了一段佳話。非常巧合的是，當新中國成立初期榮寶齋面臨困境時，正是時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長的鄭振鐸，幫助他們渡過了難關。1958年這部箋譜重印，更名爲《北京箋譜》。

轉自：藝術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