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當科學研究成爲一門大生意：產品辯護行業與科學腐敗

在《懷疑的勝利：暗錢與科學腐敗的真相》中，戴維·邁克爾斯揭露了更多美國專家和科學家爲企業辯護的內幕，涉及菸草、汽車、食品、醫藥等行業，背後的“產品辯護行業”也隨之浮出水面。

老年人適度飲酒可以提升生活質量並增加營養；服用阿片類藥物不會出現藥物成癮，而是“假性成癮”；無糖飲料比水的減肥效果更好……如果你得知，這些明顯經不起推敲的結論並非網友調侃，而是醫學院院長、止痛藥劑專家以及糖業研究專家們發表的論文時，是不是有種“三觀盡毀”的感覺？

在《懷疑的勝利：暗錢與科學腐敗的真相》一書中，曾在美國職業安全與健康管理局任職的戴維·邁克爾斯揭露了更多美國專家和科學家爲企業辯護的內幕，涉及菸草、汽車、食品、醫藥等行業，背後的“產品辯護行業”也隨之浮出水面。

根據戴維·邁克爾斯的描述，美國的“產品辯護行業”涉及專家、公關、政客等幾方力量，在企業出現負面新聞時聯手以“科學”的名義爲之辯護，從而獲取巨大的商業利益。從參與辯護那一刻開始時，專家和科學就失去了獨立、探索和求真的精神，成爲資本的附庸和傀儡，僱主想要什麼樣的報告，他們就能炮製出來。如果“科學結論”不符合要求，公關公司還會重新找研究團隊換個方式再“研究”一遍，直到得出符合企業利益的數據爲止。

“企業從中作梗的最佳方式，不是談政策，而是談科學——拿科學做武器，比挑戰政策簡單得多且更加行之有效。”戴維·邁克爾斯說。

始作俑者菸草行業

菸草行業的利潤非常高，也是美國“暗錢與科學腐敗”的始作俑者。

一戰時，美國士兵的口糧中配有免費的香菸。戰爭結束後士兵們帶着吸菸的習慣回到家，在他們的影響下，家人、鄰居和朋友也開始吸菸，菸草在美國流行起來。癌症的潛伏期一般短則二三十年，長則四五十年。一戰前美國也有人患肺癌，但很少見。

20世紀40年代，隨着男性肺癌發病率持續上升，越來越多的醫生認爲空氣污染和吸菸可能是肺癌的誘因。1950年，英國有醫生根據對住院病人的統計發論文說，重度菸民患肺癌的可能性是非菸民的50倍。1952年，還有研究者在小白鼠的背部塗抹焦油，結果小白鼠長出腫瘤。

當吸菸與肺癌之間的關係被公佈後，菸草行業坐不住了，他們聯合起來發表各種菸草影響報告，目的是製造對科學結論的懷疑，“產品辯護行業”由此登場。

戴維·邁克爾斯說，產品辯護行業的辯護方式之一是“找茬”，也就是想方設法抨擊科學結論的計算方法有問題。1981年，東京國立癌症研究中心首席流行病學家平山雄發表了一篇重量級的流行病學調查報告，揭示出二手菸對人的危害，其後，美國很多州在公共場所禁菸，香菸銷量銳減。不久，菸草集團暗中資助的“室內空氣研究中心”想辦法拿到了平山雄的原始數據。菸草集團隨即聘請了另一家產品辯護公司對原始數據做二次分析，宣稱平山雄的計算有誤，推翻了他的結論。“誠然，任何一項流行病學分析都可能存在紕漏。”戴維·邁克爾斯評論，但產品辯護公司的這種驗證工作純粹就是“動機不純的故意找茬”。

當然，後來多個獨立研究都證明了平山雄的研究結果沒問題。尤其是美國學者伊麗莎白·方森團隊做的二手菸研究更往前進了一步，推演出一個更加爆炸性的結論：如果丈夫吸菸，不吸菸的女性患肺癌的風險會升高30%，而工作場所及其他場所的二手菸更是把肺癌風險最高提至60%。

這次，菸草企業照舊動用一切資源詆譭方森的研究。不過，鑑於之前平山雄的遭遇，她拒絕提供原始數據。沒想到，美國國會後來竟然通過《數據訪問法案》，規定所有受聯邦資助的研究學者必須公佈他們的原始數據，而這項立法其實就是大煙草集團在背後竭力推動。

1994年，美國職安局還希望在全美的工作場所引入新的室內空氣質量標準。爲了阻撓新標準出臺，菸草行業再次行動，聘請了流行病學家H.丹尼爾·羅思爲產品辯護——此前，羅思曾幫鈹行業成功擊退了更加嚴格的監管。果然，在羅思和著名諮詢公司的聯手之下，職安局充分意識到菸草行業的龐大勢力後決定讓步，撤回了新規的提議。

“合謀”的專家和期刊

如今，不管如何粉飾，人人皆知“吸菸有害身體健康”。但菸草行業面對內幕曝光時做的種種狡辯和有意誤導，卻將暗錢參與科學腐敗過程中，諮詢公司、專家、政客等角色所起的作用清晰呈現出來。這些產品辯護方法，也繼續以不同形式在此後的棒球運動員腦損傷、肥胖、藥物成癮、空氣污染等問題中反覆出現，達到混淆視聽、維護背後“金主”利益的目的。

其中，流行病學專家羅思在維護菸草行業利益中扮演的角色尤其值得關注，他後來還爲酒精飲料行業正名，稱飲酒與乳腺癌之間“無關聯”；爲煤炭行業辯護，稱“燃煤釋放的汞會危害健康”的說法“證據不足”。

戴維·邁克爾斯說，羅思這樣的產品辯護科學家是辯護行業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因此諮詢公司會長期或臨時重金僱用一批毒理學家、流行病學家、生物統計學家、經濟學家等爲其服務，這些專家也爲產品辯護行業創造了“核心價值”。比如當行業可能面臨政策監管或壟斷指控時，受聘的經濟學家會極力誇大監管的弊端和經濟成本，淡化監管帶來的好處；當某一公司的產品、原材料或生產方式被指控存在隱患，如釋放有毒氣體、污染水源，他們就拋出一堆研究報告，辯解說那並沒有太大問題。

專家們的言論之所以能迷惑大衆，一個原因是資本把與專家之間的關係包裝得比較好，也隱藏得比較深。比如以資助學者做研究的形式，牽頭成立諸如國際酒精政策中心、波士頓大學生活方式與健康研究所、柴油行業採礦安全研究中心等看起來學術氣息十足的研究機構，打着服務社會的名義，很容易混淆視聽。

更重要的是，產品辯護行業裏聲名顯赫的專家，都聲稱自己的研究是“科學的”，有力的佐證就是他們的研究結果都刊載在權威科學期刊上。“所以問題是不是出在學術期刊上？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此話不假。”戴維·邁克爾斯說，無論是資助期刊的專業學會，還是印發期刊的出版商，都把學術當成一門“大生意”，期刊不過是產品辯護行業用來“掩人耳目的門面”。

他舉了一個典型例子。美國酒精飲料醫學研究基金會的首任會長托馬斯·B.特納曾是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院長，這個學術背景大大提升了該基金會的權威和可信度。20世紀中期，美國醞釀出臺新一輪禁酒令。在啤酒商的資助下，特納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在“自留地”《約翰斯·霍普金斯醫學期刊》上發表過一篇重要論文，這篇論文也爲此後數十年酒類行業的公關宣傳提供了“科學依據”。特納在論文中宣稱，“累計的數據表明，成年人適度引用酒精飲料有助於降低心肌梗死的風險，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質量，減輕壓力，並增加營養”。

“有些科學家只要能拿到錢，讓他說什麼話都可以。”戴維·邁克爾斯諷刺地說，這種情況下實驗的結論是什麼自然也不重要，“甚至在實驗前就已經註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