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國醫者丨王泰齡以病理療撫世界

“最先受到衝擊的是肝炎門診。那黃黃的皮膚、黃黃的眼珠，接連不斷的出現在醫生面前。大軍壓境，肝炎門診的老弱病殘似乎已經招架不住。甲肝！甲肝！在病人的病歷卡上，醫生們不斷重複地寫着這幾個字。病牀！病牀！病牀已成爲要活命者的方舟，傳染病的敏感的神經卻麻木着。”——《黃色龍捲風-上海甲肝大流行採訪紀實》。

1988年3月，在北京召開的全國兩會上，來自上海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享受”了特殊待遇：食宿都和其它地區的代表委員分開，近乎“隔離”。

這一年初，上海爆發甲型肝炎大流行，短時間內，近30萬上海市民被感染。空前擁擠的醫院門診，擺滿病牀的工廠倉庫、旅館以及學校教室，甚至停車棚、浴室等地方都睡滿了病人。對甲肝的恐慌心理迅速蔓延到了全國各地，距上海1200多公里的北京，開始預防性消毒。雖然這次疫情在兩個月後得到控制，但時任中日友好醫院病理科主任的王泰齡，卻在爲與肝相關另一件事而發愁。

“那會兒肝炎大流行，你必須得發報告。好像周圍的人，好多人都得了病似的”——王泰齡採訪整理。

肝病不僅威脅着中國，同時也是世界級的難題。比起甲型肝炎的突然爆發和迅速撲滅，慢性肝炎纔是困擾中國人身體健康的最強對手。病程漫長、病因複雜，數以億計的國人飽受其害，而醫者的手中卻缺少有效武器。此時的王泰齡已年過六十，即將退休的她，決心以病理作武器，向肝病發起進攻，填補中國肝臟病理這片空白。

“遺傳也能影響病理，代謝也能影響病理，感染也能影響病理，所以肝臟受影響的機會比較大，有的時候不太容易判斷。我就覺得肝臟反正得有人搞，我就自己積累材料。”

在人類裸眼無法企及的微觀世界中，細胞悄無聲息地記錄着生命體與疾病反覆博弈、交手的經過。它們身上留下的印記，浮現出整個故事的發展脈絡，遭到了何種疾病的攻擊？又如何抗爭？最終轉向什麼命運？這樣的故事，便是病理。我們現代人所熟知的一切醫療診斷行爲，包括瞭解疾病病因、明確發病機制、研究發展規律，都離不開病理的幫助。而這，就是王泰齡終生選擇與之相伴的道路。

70餘年，驚風飄過。1944年，17歲的王泰齡從北京幕貞女中畢業，考入北京大學醫學院，成了班裏年齡最小的學生。此時授課的教師中就有後來的“萬嬰之母”林巧稚、中國病理科泰斗胡正詳、內分泌學家劉世豪等醫學大家。在戰火中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對民族的苦難有着最切身的體會，而“渴望解決問題”則成爲時代賦予他們的獨特烙印。

此時，以病理解剖爲基礎的西方醫學，在剛剛誕生的新中國，就像無根之水、無本之木，全國投身從事病理解剖工作的，還不足五十人。進入北京協和醫院實習的王泰齡被病理學教胡正詳教授悉心培養，迅速成長爲一名病理講師，畢業後便留在了病理科。

“有一年，胡教授讓我給學生們講課，因爲頭一年我聽過課，我覺得內容我都知道了，他就說不行。那會兒國際上剛剛認識炎症的那些機制，他說這些文獻你都看過沒有？我說沒有，他就讓我到圖書館，幾十本書推個車，讓技術員和我把書都拿回去，看完才能講課。”

上世紀50年代，在政府的支持下，全國各地的醫院開始陸續建立病理科。26歲的王泰齡受邀前往長春，她用了整整30年，將白求恩醫科大學三個附屬醫院的病理科，建成了重點科室，培養了一批又一批骨幹人才。直到1984年，王泰齡回到北京，擔任中日友好醫院首任病理科主任，這時她已經57歲。

接下來，王泰齡的哥哥，時任北京友誼醫院院長的王寶恩，參加了一場國際會議並帶回一個消息，國際肝炎分型要重新調整。王寶恩認爲，中國的肝炎分型也必須做以修正，這一點，與王泰齡的想法不謀而合，她開始迅速着手將這些肝臟病理進行分類。以王泰齡爲代表的中國病理學家，聯手臨牀等各個學科的專家一起，以幾乎不可能的速度拿出了中國本土的《肝炎防治方案》，制定了與國際接軌的慢性肝炎病理分級分期標準，很快在全國開始實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