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變形”屏幕背後：理想與現實的3600公里

“互換人生”後，“變形計”的孩子長大了

李勒優今年十七歲，身高一米五二，瓜子臉，頭髮披到肩膀上。

她現在上高三，喜歡上生物課，愛看偵探小說，夢想當一名法醫。

七年前，十歲的李勒優被選中參加《變形計》。這檔風行了十幾年的節目，聚焦厭學、物質、冷漠的城市“問題少年”，使其與農村孩子互換生活，體驗不同的人生。

屏幕中，李勒優從雲南紅河縣的農村，飛往了3600公里外的遼寧大連。

短短的一個月時間，她體會到農村與城市的差距；經歷了得到又失去的恐慌；感受到了同學的羨慕與嫉妒……最重要的是，從小沒有媽媽的她，找到了那份久違的母愛。

在此之前，沒有人懂得她的悲傷。

早在2016年，甘肅民族師範學院副教授陳博在一篇論文中寫道：《變形計》備受關注的根本原因絕非節目本身，而是其觸及到中國社會大變革時代，家庭中對愛的苛求與情感疏離、教育的疲軟與困頓、社會發展差距、貧富鴻溝的日益彌深等一系列社會問題與癥結。

節目自播出以來，獲得大量關注，同時也備受質疑。它被指責設置刻板，對事件描述存在渲染化傾向等，“捧紅了城裏孩子，踩碎了農村孩子。”

李勒優成爲了一個獨特的存在。

節目結束後的七年來，她依賴着那份母愛，一個人穿梭於城市和農村，從未中斷過。

李勒優生活的宗臘村，羣山環抱。澎湃新聞記者趙志遠圖

“她就是我媽媽”

7月中旬，李勒優從紅河縣城的高中坐車返回老家——約80公里遠的架車鄉宗臘村。

這個中國西南角的小村莊，冬暖夏涼。第二天，淅淅瀝瀝地下起雨來。

氣溫劇降，只有約20度。

雨越下越大，第三天，村子停電了。屋裏很黑，冷氣襲來。李勒優穿上棉衣，坐在堂屋的門口，呆望着遠處的山坡——七年前，來自大連城裏的崔晉哥哥也曾坐在這兒，像她一樣遙望着遠山。

命運像遠山的迷霧，若隱若現。

李勒優有時想，如果她當年沒有參加《變形計》，跟崔晉哥哥“互換人生”，認識了媽媽吳麗……她只是一個“孤兒”，必定會早早外出打工。

李勒優一歲多時，媽媽去世，爸爸緊接着入獄了。她從小由爺爺奶奶帶大，他們把她當作自己的女兒，讓她跟大她四歲的小姑以姐妹相稱，有什麼東西都是兩人平分。

奶奶張菊花記得，李勒優三歲前不會講話，四歲的時候，她拉着自己問：“奶奶，我是不是你生的呀？”張菊花聽後很心疼，回答她說：“是的。”

自從兒子犯事被抓，張菊花悲傷過度，身體出現了疾病。很長一段時間，她躺在牀上，無法起身，靠她的母親，即李勒優的太奶奶幫忙做飯，照顧兩個小孩。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李勒優意識到了自己跟別人的不同。張菊花說，李勒優漸漸長大，懂得了父母跟爺爺奶奶的區別，也聽到村裏人議論她的父母，開始變得敏感、自卑。

事實上，因爲家裏條件不好，“兩姐妹”都很內向。

李勒優記得，她很小就會做家務，經常做飯、炒菜、洗碗、掃地……甚至上山砍柴。她和小姑很少買新衣服，衣服破了，縫縫補補接着又穿。那時候，一家四口全靠爺爺偶爾外出打零工維生。

節目裏，李勒優穿着破洞褲子。 視頻截圖

六歲的時候，李勒優到架車鄉中心小學上一年級，上學路上要走兩個多小時。

這所鄉里最好的小學，當時有七百多名學生，有一半以上的學生在學校寄宿。李勒優星期天去學校，星期五下午回家，每週生活費約10塊錢。

李勒優和小姑讀書後，奶奶身體慢慢好了起來，偶爾也會外出打零工。有一段時間，爺爺奶奶都出去了，家裏只剩下她和小姑。李勒優總是很害怕，她對黑夜有一種莫名的恐懼，不敢關燈睡覺。每次，小姑睡了，她要等好久才能睡着。甚至，她在學校宿舍也必須自己打着手電筒才能睡着。

那一段黑暗時光，讓她早早意識到了生命的孤獨。

李勒優說，她不敢跟同學說話，走路也總是低着頭。在一位同學的記憶中，那時候的李勒優很難結交，性格倔強，有一次還跟男同學打架。

沒有人知道，從小敏感的她，經歷了怎樣的傷痛。

爺爺奶奶不懂她的悲傷，也無法給予她想要的愛。直到李勒優被選中參加《變形計》，節目組的工作人員告訴她，大連有一個媽媽在等着她。

連續幾個夜晚，李勒優躺在牀上輾轉反側：媽媽已經死了，不在這個世界上了……大連的媽媽長什麼樣？她是大眼睛、長頭髮？……她會不會喜歡我？

吳麗至今記得，2014年的冬天，她在大連機場第一次見到李勒優時，驚呆了：對方踩着一雙涼鞋，穿着破舊的粉色外套，背後是一個單薄的書包……

那時的李勒優，身高約一米三，蘋果臉，很可愛。

鏡頭畫面中，李勒優抬頭望着吳麗，怯怯地叫了兩聲“媽媽”。吳麗內心觸動，立即脫下身上的外套，披在李勒優身上，並接過了她的書包。

在機場，李勒優第一次叫吳麗“媽媽”。 視頻截圖

七年後，李勒優回憶起那一幕，稱那是她第一次叫媽媽，當時心情複雜，但就在那一瞬間，她認定了“她就是我媽媽”。

李勒優說，最讓她觸動的是，有一次吳麗帶她去單位，別人問李勒優是誰，對方不假思索地介紹說：“這是我女兒。”那時候，節目組並沒有跟着她們一起去。李勒優發現，這不只是一場節目或表演，她們的母女情是真實的。

自那時候起，七年來，她們一直延續着這份母女情。

7月22日，回家的第六天，李勒優搭車去了昆明，一個人飛往3600公里外的大連，那裏是她的第二個家鄉。

“變形計”

七年前的那個中午，李勒優被老師叫到操場，見了《變形計》的兩個選角導演“姐姐”。

這檔生活角色互換節目，以紀錄片+真人秀模式，於2006年首播，號稱“新生態紀錄片”。它經歷停播，又捲土重來。到2014年時，節目從最開始的“變形”七天，改成“變形”一個多月；主人公的選擇也具有更強的差異性和多元性。

《變形計》導演張濤說，農村主人公的挑選標準是，家裏條件不好或者情況特殊的孩子，最好表達能力強的。

他們定位落後的鄉鎮，通過縣宣傳部或教體局，讓學校推薦合適的孩子，他們再跟這些孩子一個個聊。“有時見了上百個孩子，也挑不中一個孩子，選角比拍攝的時間還要長。”張濤說。

那天，同時被叫到操場的，還有小姑李敏，以及其他幾個小朋友，他們幾乎都是孤兒或者單親家庭的孩子。李勒優記得，她手裏捧着碗筷，準備去打飯時，被導演“姐姐”拉到了一旁，問叫什麼名字，有什麼愛好，覺得外面是什麼樣子……當對方問起她家裏的情況，李勒優說着說着突然哭了起來。

李勒優的悲傷觸動了導演“姐姐”。

那時候，李勒優只有十歲，身份證年齡比實際大兩歲。因爲家裏沒錢買電視，她偶爾會去別人家裏看《仙劍奇俠》、《喜羊羊》等動畫片，但從來沒有看過《變形計》，也不知道它是什麼。

當聽到老師說，被選中的學生，不僅可以參加節目拍攝，還可以去城裏看汽車、飛機和高樓大廈時，李勒優很期待。

李勒優喜歡城市，對外面充滿了好奇。上小學前，她曾去過一次縣城，在縣城的姨奶奶家裏住了一個星期。那是她去過的最遠的地方。李勒優看見千姿百態的高樓大廈、馬路上的汽車自由奔跑、家裏的白熾燈照得地板明晃晃的……

她回到村子，土磚房裏只有昏黃的燈光、漆黑的地板，以及隨處可見的雞屎和鴨糞。

宗臘村。視頻截圖

宗臘村坐落在山坡上，有41戶人家，幾乎全部都是哈尼族，他們有自己的節日、語言和服裝。2000年以前，村子很少跟外界溝通，多數人不會說普通話。李勒優記得，小的時候，村裏來過一羣會說普通話的外地人，幫村裏修馬路。李勒優喜歡跑去跟他們說話，問他們外面的世界，她也因此學會了講普通話。

2014年11月，車子開進了村裏，節目組工作人員如約而至。

村民很驚訝，第一次看見小車開到了村裏，還帶來了這麼多的外地人。他們紛紛圍過來，用哈尼語問發生了什麼事。村幹部一遍一遍地解釋，但他們依舊無法理解拍攝節目是什麼意思。

老人們很好奇，他們跟在節目組工作人員後面，看着他們拿着攝像機、無人機，把李勒優、村民和遠山都拍進了機器裏——鏡頭裏，村民圍着竜樹跳舞，唱着古老的哈尼族歌；李勒優在村子裏奔跑，一邊哭喊着尋找“媽媽”……

李勒優說，她當時沒想過拍得好不好，只是真實地去感受。

一個星期後，她跟着節目組坐飛機去了大連。這裏冬天很冷，晚上滿街都是霓虹燈，行人穿着羽絨和貂皮大衣。李勒優發現，馬路上車子太多，必須遵守交通規則，不像農村自由自在。

李勒優第一次去大連的海邊。 視頻截圖

她突然闖入陌生的城市，感到自卑、膽怯，害怕自己什麼都不懂、什麼都做不好。

吳麗印象中，李勒優那時像五六歲的孩子，對城市的一切都感到陌生和新奇。有一次，吳麗帶李勒優到外面買水果，發現她很多水果都不認識，香蕉、草莓、葡萄……更不要說喫過了。

那一個月，吳麗每晚都摟着李勒優睡。有一次，吳麗出差了，李勒優一整個晚上都沒有睡着。

李勒優第一次滑雪，吳麗幫她穿好鞋，一步一步教她怎麼滑，但她的腳還是受傷了。吳麗看到後，很緊張，急匆匆地帶着她往醫院趕。

李勒優和吳麗在大連的家。 視頻截圖

當時參與拍攝的一位不願具名的導演說，拍攝時，他們沒有設計任何情節與臺詞，只是搭建了一個橋樑，雙方的情感發展都是自然而然的。

不過，吳麗記得，一開始，節目組會安排她們怎麼說，怎麼做，包括安排她們一起喫飯、滑雪，安排李勒優進入城裏的小學讀書等。後來，吳麗覺得有些話很彆扭，她跟節目組溝通後，去掉了一些設計和安排，讓她和李勒優更自然地相處。

七年後，李勒優回憶起那些場景，點點滴滴，稱媽媽的愛跟爺爺奶奶的愛不一樣，它熱烈、直接、纏綿，自己此前從未感受過。

吳麗說，她一直想要一個女兒，李勒優的到來彌補了這種遺憾，這是上天送給她的禮物。

但很快，到了節目結束的時候。吳麗送李勒優回宗臘村，分別時，看着李勒優哭着喊“媽媽”，她的眼淚落了下來。

對於李勒優來說，這更像是一場夢。剛感受到母愛，一切戛然而止。

李勒優和吳麗分別。 視頻截圖

“成名”的困擾

坐大巴車回昆明的路上，吳麗突然讓司機停車，說要去諮詢收養孩子的政策。導演張濤記得，他們打通了當地民政部門的電話，一番溝通後，對方說吳麗有一個兒子，又是單親母親，不符合收養孩子的條件。

吳麗想收養李勒優，帶她回大連生活、讀書的希望破滅了。

但她們之間的感情並沒有因此被割斷。李勒優回雲南前，吳麗給她買了一部智能手機，告訴對方，想她的時候就給她打電話。

吳麗離開的當天，李勒優不停地撥打媽媽的電話，但對方在飛機上，電話一直打不通。第二天早上，電話終於接通了，兩人哭着聊了一個多小時。吳麗叮囑李勒優好好讀書，多幫爺爺奶奶做些家務，有什麼需要的東西就告訴她，她會買了寄過來。

有半年的時間，李勒優因爲想媽媽，經常躲在被子裏哭，但她不敢跟別人說，甚至小姑都不知道。她從小就很難對別人敞開心扉。

那段時間，那種得到又失去的恐慌，讓她陷入了更深的孤獨。

與此同時，沒有人知道她經歷了什麼。在學校的一個同學看來，李勒優太幸運了，參加完《變形計》後，她皮膚變白了，穿的衣服也變好看了，還有了智能手機。那個時候，學校很少有學生用智能手機。

李勒優的校友李仙恩記得，那段時間，大家都圍着李勒優，問她各種奇怪的問題。李仙恩很羨慕李勒優的手機，通過它第一次知道了視頻網站和追劇。

2015年3月，李勒優這期《變形計》播出。

李勒優的爺爺奶奶花五百塊錢，買了一臺三十英寸的彩電，專門爲了看孫女的這期節目。小姑李敏說，他們守在電視機前，看了三四遍。

節目裏，李勒優穿着破洞褲子，到山上砍柴；她飛到大連後，穿得光鮮亮麗，住在漂亮的大房子裏，講一口普通話。她一會兒哭，一會兒笑。爺爺奶奶聽不懂，也跟着一時笑一時哭。

架車中心小學的兩位老師記得，那一段時間，整個架車鄉的大街小巷，所有電視機裏都在循環播放李勒優的《變形計》。

期間，學校老師還幾次組織學生在多媒體教室一起看，李仙恩記得，當時很多同學都看哭了。

李勒優火了，大街小巷都在談論她。

很多同學圍着她問：你是不是坐過飛機？飛機長什麼樣？城市是不是很漂亮？這個內向沉默的小姑娘，開始滔滔不絕地跟同學們介紹起美麗的城市……

村裏的大人拉着她問：“你一個人去這麼遠（的地方），不害怕嗎？你的膽子怎麼這麼大呀？”

李勒優說，她從來沒有想過怕不怕，一心只想着去看外面的世界。

很多同學發現，李勒優變得開朗、自信了，成績也變好了，還頻繁地得到老師的表揚和獎勵，不少同學想跟她交朋友。李勒優說，但當時也有人表面跟她玩得好，背地裏說“她很驕傲”等。

7月中旬，李勒優說起那時候，稱自己確實“驕傲了”，“我有媽媽了，也有自信了，我爲什麼不能驕傲？難道我就只能像原來一樣內心自卑嗎？”

很快，有許多村外的人看了節目後，帶着玩具和禮物來村裏看李勒優。

來的人接連不斷，村民無法理解爲什麼這些人要來看李勒優，導致李家陷入了尷尬的處境。

那時候，當地愛心人士朱江峯正在資助李勒優和村裏其他幾個小孩。有一次，朱江峯來村裏看李勒優，見對方孤零零地坐在牀邊，牀上放滿大小不一的布娃娃。朱江峯覺得奇怪，問她爲什麼不跟小夥伴玩，李勒優沒有回答。他又問她，是否願意把布娃娃送給小夥伴，李勒優回答說“她們不要”。

朱江峯意識到，那一段時間，李勒優被孤立了。小朋友們無法理解，爲什麼他們（《變形計》導演）只選李勒優？爲什麼李勒優這麼幸運？她憑什麼這麼幸運？

李敏也羨慕李勒優。她說，自己也想去“變形”，但如果真的選她去拍，她肯定會很害怕，不敢一個人去這麼遙遠的地方。“我父母（李勒優爺爺奶奶）都是農村人，不懂外面的世界和法則，也沒有教過我們，所以我很佩服她（李勒優）。”

上初中後，李勒優去了縣城讀書，又被其他同學圍觀，她爲此很煩惱：我爲什麼要像猴子一樣被人圍觀？

城裏的哥哥

吳麗有時會想，如果兒子崔晉當年沒有參加那檔節目，也就沒有她跟李勒優之後的緣分。

2010年，吳麗跟丈夫離婚後，選擇讓兒子崔晉跟着自己。離婚前，他們家做生意，經濟條件不錯，住大房子，出門有司機接送，穿名牌……但因生意失敗，加上離婚，吳麗一個人帶着兒子住進了出租屋。

崔晉小時候和爸爸媽媽。 視頻截圖

她借錢開了一家燈具店，工作很忙，壓力又大，沒有時間和精力管兒子。

崔晉記得，那時候，母親每天很忙，父親再也沒有出現過，家裏總是冷冷清清，他經常一個人對着鏡子說話。

與此同時，崔晉的生活也完全變了，母親給他買40塊錢的布鞋，他不肯穿，有時喫了上頓沒下頓……

崔晉開始逃學，成績一落千丈，經常跟母親吵架。後來，爲了找回曾經的生活，他自己在社交平臺賣衣服、生活用品等，很快就賺到了第一筆錢。

他拿着這些錢，“揮霍無度”，甚至不回家，因爲家裏沒有溫暖。

崔晉和吳麗在家常常吵架。 視頻截圖

那段時間，吳麗也很苦惱，不知道怎麼管教兒子。2013年的一天，吳麗看了一期《變形計》，裏面的農村孩子懂事、體諒父母，母子感情非常好。她深受觸動，發了一條短信給兒子，讓他去看看這個節目。

吳麗沒有想到，兒子會願意參加《變形計》。

導演張濤說，城裏孩子的挑選標準是12歲到18歲，個性強、叛逆，或者跟家庭有不可調和的矛盾。

他記得，崔晉報名參加節目，是希望改善跟父母的關係，一家人能好好說說話。那時候，崔晉有好幾年沒有見到父親了。爲此，節目組特意修改了“劇本”，讓父子倆一起到農村體驗生活。

2014年冬天，16歲的崔晉一個人拖着箱子走進了宗臘村，和他一起“變形”的，還有青島少年於海。

從2012年到2018年，張濤做了六年《變形計》的導演，接觸了不計其數的城市“叛逆少年”。他印象中，很多城裏孩子去農村前，會把那裏想象的特別美好，抓魚、打鳥、游泳……認爲自己能在鄉村活出一片天。事實上，一到村裏，他們就“傻眼”了。

崔晉住的李勒優家是一棟土坯房，家徒四壁，幾盞昏黃的電燈佈滿灰塵。他們睡在地板上，下面是豬圈，掀開被子，能從縫隙裏看到豬。

崔晉在村裏幹農活。 視頻截圖

第三天，崔晉拖着箱子，跑到了馬路上，想要逃離這個地方，被工作人員和於海父親拉了回去。

剛開始拍攝那幾天，崔晉無法適應農村的艱苦，而看到於海有父親陪伴，自己的父親卻沒有來，讓他倍感失落。吳麗記得，有一天，崔晉情緒崩潰，拿手機給她打電話，歇斯底里地哭喊：“我滿腿全是包，想你想得要命，讓他（於海）爸給你發短信，他說不能發，你懂那種感覺嗎？我要死在這兒了……”

多年以後，崔晉回想起宗臘村，明白那個偏僻、貧窮和古老的村子，有着跟他過去完全不一樣的生活方式。

讓崔晉欣慰的是，沒過多久，父親來了。

這是自父母離異後，崔晉第一次見到父親，他甚至覺得有些尷尬。鏡頭裏，崔晉想跟父親親近，父親也想跟他親近，但中間總像隔着什麼。很快，鏡頭記錄下了他們當時發生的“衝突”——崔晉怪父親，不給他一個完整的家，讓他生活在冰冷的家中；父親說崔晉虛榮、花錢如流水，不懂得體諒父母。

崔晉和父親在村裏談心。 視頻截圖

七年後，崔晉再看自己的節目，覺得那時候的自己很幼稚，“好丟人。”

崔晉對這檔節目有一種複雜的情緒。他說，節目70%左右是真實的，同時節目組有時製造衝突、故意激怒他們，比如拿走他們的手機、煙、錢，激化他們跟學校老師的矛盾。

事實上，他們從城市到這麼偏遠的地方“變形”，本身就是一種矛盾和衝突。

但節目到了最後，所有的矛盾似乎都會得到化解：老師與學生、城市與農村、父母與子女……

在最後的鏡頭裏，崔晉變了，他跟父親、母親坐在山頭聊天，彷彿又找回了從前的溫馨。

節目最後，崔晉和父母坐在山頭聊天。 視頻截圖

不過，在張濤看來，對崔晉這個年齡階段的孩子，很難說這樣的體驗能真正改變他們，只能讓他們去感受，發現之前被忽視的東西，特別是父母對他們的愛。

吳麗記得，節目拍攝完後，她接兒子回家，在長沙中轉時，崔晉想喫牛肉麪，當時還問了價格。“他以前從不問多少錢，想買什麼就買什麼，不管你有沒有錢。”吳麗覺得，兒子開始懂得節約，理解父母的不易。

而在崔晉看來，他參加《變形計》的最大意義是見到了父親，並跟他相處了近一個月時間。

自那之後，崔晉跟父親經常溝通，也不再和母親吵架，慢慢接受了父母的離異。

西南到東北，3600公里

離開宗臘村時，崔晉第一次見到李勒優，對方穿粉色棉衣，頭戴一頂金色皇冠，喊自己的母親“媽媽”，幾次哭着與他們分別。

崔晉記得，他跟着掉落了眼淚，他說不清楚爲什麼。

李勒優如今回想，假如此後媽媽不再理她，可能會對她產生更深的打擊。慶幸的是，吳麗並沒有放棄她。

《變形計》播出沒多久，吳麗就把李勒優接回了大連，讓其在大連讀書與生活。這樣後續的聯繫，在《變形計》的衆多農村主人公中很少見。

此前，作爲單親母親的吳麗曾詢問過兒子的意見，對方支持她接李勒優回來。7月下旬，崔晉談論此事稱，自己那時已經長大了，能理解母親的感受，因爲經歷過“得到又失去”的傷害，他不希望李勒優也經歷一次。

拍完節目後，崔晉去了美國一所大學讀書，他只待了幾個月，因爲不適應等原因，很快就回國了。彼時，他們的《變形計》正在湖南衛視熱播。

現在的崔晉。澎湃新聞記者趙志遠圖

與此同時，李勒優進入吳麗家附近的一所小學讀書。

李勒優發現，在大連，自己成績跟不上，特別是英語，完全聽不懂。大連的小學從一年級開始上英語，她在老家讀書，到五年級還沒有學過英語。除了學習跟不上之外，李勒優還覺得，跟城裏孩子相比，自己什麼都不知道，對方說什麼都聽不懂。當時，她陷入了驚慌。

她在大連的小學讀了兩個月，就選擇再次回到老家架車中心小學。那時，她已經看淡了同學對她的過度關注。

回來後，李勒優從最初成績在班上中等，突然竄到了班上的前幾名。她說，參加完《變形計》後，自己就對未來進行了規劃：初中去縣城讀；高中去市裏讀；大學去大連讀醫學院……李勒優嚮往繁華的城市，希望能跟媽媽在一起，爲此，她一步步地朝那個方向努力。

2015年的暑假，李勒優想到大連看媽媽，吳麗也想接她來大連玩。但云南到大連有三千多公里，對於一個單親母親來說，時間和金錢都是不小的壓力。

那時候，吳麗聯繫上了朱江峯，對方願意幫忙接送李勒優。

朱江峯至今記得，他第一次去李勒優家時，開車從架車鄉到宗臘村，七公里的土路，開了足足兩個多小時。那天正好下雨，路上泥土很深，又有泥石流，他至今感到後怕。

到家後，爺爺奶奶聽不懂普通話，無法跟他溝通，不敢把孫女交付給他，直到他去派出所打了證明，他才順利接走李勒優，並把她送到機場，找一位同行的女性幫忙一路照看。

進入機場後，李勒優每走一步，都會發信息告訴媽媽吳麗：我到機場了；我進安檢了；我上飛機了；我找到座位了……

昆明到大連，沒有直達的飛機，李勒優會跟着大人下機，再轉機……至少要四五個小時，有時飛機晚點，要一整天才能抵達大連。她一下飛機，就往機場出口跑，媽媽吳麗會在那裏等她。

每次接機，吳麗總是很擔心，直到看見李勒優，她懸着的心纔算落地。

此後，整個暑假，李勒優都待在大連，跟着媽媽玩、買東西、喫海鮮，見她的親戚朋友等。吳麗說，親戚朋友都知道她有一個女兒，他們都很喜歡她。不過，崔晉記得，剛開始時，母親吳麗覺得李勒優木訥、不喜歡叫人，會說她，教她怎麼跟人打招呼、相處等。

暑假結束後，李勒優返回雲南。朱江峯會去接她，再把她送回宗臘村。李勒優第一次返回時，朱江峯發現，她變得大方了，說話不像以前那樣畏畏縮縮，跟人交流也非常有禮貌。

六年級畢業考試，李勒優考了年級第五，被紅河縣民族中學錄取，如願地去了縣城讀初中。

李勒優在做卷子。澎湃新聞記者趙志遠圖

那年暑假，李勒優學會了一個人坐飛機。自此之後，她從雲南到大連，一個人來回十幾次，自稱從來沒有害怕過。

李勒優覺得，只要能見到媽媽，就是一種幸福。

“變形”的意義與紛爭

2014年冬天，崔晉和於海走進架車中心小學。

他們身高一米七、八，染着頭髮，打了耳釘，穿戴時髦，成爲小學五年級三班的學生，當時在學校引起轟動。

同班的李黎記得，他們住一個寢室，一起上體育課、打籃球，一起玩耍……大家對他們很好奇，圍着他們叫哥哥，問他們外面的世界是怎樣的。

同學李景旭說，有一次，兩人在寢室用摩絲幫同學打造髮型，同學們都覺得很有意思，但他們卻因此被老師批評。

那時候，他們不懂城市和農村的差距，但能感覺到對方跟他們有代溝，年齡和心理上有距離。

七年後，李黎回想起那時，覺得崔晉、於海的到來，讓班裏的孩子對外面充滿了想象，激發了他們內心的渴望與努力。他們這一屆同學，有一半以上上了高中和中專。

《變形計》前後持續了十幾年，號稱“使城裏叛逆小子蛻變爲勇於承擔的少年，同時爲農村學子搭建通往夢想的橋樑”，早期好評如潮。但很快，它引發了爭議，被指責從選角、拍攝，到製作過程都存在問題。

2015年，暨南大學碩士生周嘉雯在論文中對2014年節目中55名城市和農村主人公進行分析，發現節目選取的城市孩子通常富裕、叛逆、暴躁，有各種不良行爲，與父母不和；而農村孩子一般貧困、勤勞、堅強。“城市的問題少年和農村中的淳樸少年被人爲地定性……造成一種城市青少年問題嚴峻的假環境。”

同時，周嘉雯分析發現，在2014年的節目中，77.6%的節目看點名稱以城市主人公爲表述的唯一主體；6.1%兼具城市和農村主人公，但城市主人公居前；16.3%以農村主人公爲表述主體。

此前，節目製片人謝滌葵曾在文章《變形計——一份來自遠山深處的力量》中寫道：“《變形計》是我們在偏遠山區挖到的一劑良藥，專治讓很多家長失去信心的城市獨生子女病。”

這正是這檔節目長期以來被詬病的地方：聚焦城市孩子，把農村孩子當成陪襯，構成了對農村的一種消費。

此外，有網友還認爲，《變形計》體現差距，製造衝突，只是爲了博收視率。它24小時的攝像侵犯了小孩的隱私，對城市和農村小孩都是一種傷害。

中央電視臺記者劉奕杉則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了對節目不同的看法：《變形計》的社會功能在於反映社會問題，如城市子女教育問題、城鄉二元化帶來的社會資源分配不均問題、嚴峻的留守兒童問題，還有對主流價值的傳播，包括勤奮、珍惜親情和友情等。此外，湖南衛視設立“變形計勵志幫扶金”，對節目中農村主人公和鄉村學校進行公益幫扶。截至2014年，對41位孩子和17所農村學校實施了151.23萬元的公益捐贈。

李勒優稱，節目播出後，湖南衛視每個月補助她500元，一直到她初中畢業。除此之外，很多愛心人士到架車中心小學捐款、捐物。副校長王建榮說，前幾年斷斷續續有人來，他們捐贈和李勒優一樣的孤兒或者單親家庭的孩子。

更顯而易見的，是節目播出後城市孩子的改變。

周嘉雯指出，不少城市主人公利用自身名氣，走上網紅、演藝這一條路，也讓人質疑《變形計》選角是否受利益驅使，假借關注社會熱點之名炮製平民偶像。

參加節目之前，崔晉就喜歡玩微博，有十幾萬的粉絲。《變形計》播出後，他的微博粉絲漲到了上百萬。

從美國回來後，崔晉沒有選擇繼續讀書。那時候，他覺得自己“紅了，飄了”，走在路上經常被人認出，拉去拍合照。爲了增加曝光度，他開始拍短視頻、發“無聊的日常”“我‘哈嘍大家好’，都有好幾萬人雙擊（點贊）。”

半年後，他開始覺得這不再是自己，漸漸沉下心來做自己的事。他拍一些搞笑段子以及穿搭視頻，發在微博、快手上，走網絡達人這一條路。

崔晉在拍攝穿搭視頻。澎湃新聞記者趙志遠圖

張濤解釋，城市孩子在節目之後的選擇，並非《變形計》的本意，而是受他們所處社會、家庭環境的影響。

與城市主人公相比，農村主人公很難成爲網紅，也很少能找到其他出路。朱江峯覺得，對於城裏的孩子來說，體驗農村生活，讓他們看到了城市的背面，能促進他們心智上的成長。但對於農村孩子來說，看到城市和農村的差距，讓他們體會到落差，卻難以變成積極的意義。他的這種想法或許代表了許多人對《變形計》的質疑。

對此，架車鄉的一位村小老師康遠雄說：“（農村主人公）遇到這種情況時，如何調節，如何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這纔是問題的關鍵。”

《變形計》製片人劉茜此前接受採訪時說：“因爲外面五光十色的世界可能對他造成傷害，你就把他封閉起來，這纔是不負責任的做法。我們此前就考慮到這個問題，讓心理專家進行一個把關和評估。此外，我們會挑選心理狀態健康、承受能力較好的孩子，讓他們既看到城市美好的一面，同時領略到城市生活的艱辛。”

事實上，農村情況複雜，一檔節目無法改變整個家庭，以及鄉村教育的環境。

張濤說，這個世界本來就是不公平的，農村主人公想改變命運只能靠自己，考上大學才能真正改寫他們的人生。

中國傳媒大學博士研究生魏金梅曾在一篇分析論文中寫道：《變形計》製造了一團和氣改過自新的大團圓式結局，這是虛假的想象。它以人爲替罪羊，忽視了時代的通病，對社會生活的批判停留在事件的層面，無法真正達成每一個人對時代精神和自身命運的深層次反思。

王建榮認爲，《變形計》不只是《變形計》的問題，更多的是農村整體教育的問題，特別是農村小孩家庭教育的缺失。

很多農村家庭處於生存的邊緣，父母沒有時間和精力關注孩子的教育問題。

此前，朱江峯資助了20幾個架車鄉的孩子，每年都會去學生家裏走訪。他發現，這些偏僻的地方，很多家庭孩子多，負擔重，女孩經常早早外出打工，或者輟學嫁人了。

宗臘村的孩子們。澎湃新聞記者明鵲圖

這些年，農村的情況在好轉。據王建榮介紹，2013年開始，一方面是家長的認識提高了，一方面是教育局緊抓輟學問題，輟學的孩子越來越少，現在紅河縣的初中，畢業升學率達75%。農村裏九零後父母比六零、七零後父母更注重孩子的教育。康遠雄說，一代人的改變要靠一代人的努力。

即便如此，城鄉差距依舊是一道難以逾越的鴻溝。

李黎說，他原來小，不懂事，如果是現在，他看到崔晉他們就會自卑，因爲覺得“自己很難達到他們的地步，哪怕對方只是城裏一個普通的小孩”。

兩個世界和一座橋樑

2018年，《變形計》歷經13年後，戛然而止。

張濤說，湖南電視臺幾乎所有的團隊都拍過《變形計》，它是真人秀的鼻祖，是湖南廣電的黃埔軍校。但到後來，全面脫貧後，很難再找到真正貧困落後的村子和家庭，很多農村的房子修得比城市的還漂亮。

張濤覺得，《變形計》不做了，是時代的進步。

不過，在李勒優看來，農村和城市依舊是兩個世界，一個是她的現實，一個是她的理想。

李勒優在家裏燒飯。澎湃新聞記者趙志遠圖

7月下旬，張菊花想看孫女李勒優的視頻，讓記者在網上找七年前的那一期《變形計》。

音樂聲響起後，張菊花放下手中的活，目不轉睛盯着手機屏幕，看見了七年前的李勒優：小小的身子，穿一身破舊的衣服，在村子裏奔跑，一邊哭着說：“我不相信媽媽會忍心離開我，我一直找，一直找，翻到牀底下，還有箱子裏面有沒有……”

很快，鏡頭切到了大連，李勒優見到了媽媽吳麗。“崔晉媽媽人好，她對勒優很好……”張菊花一邊看一邊嘀咕。

看到節目最後，李勒優跟媽媽分別時，她跟着也抹起眼淚來。

七年過去了，張菊花經常回想起那一幕幕，如果沒有參加《變形計》，孫女不會像今天這樣既懂事又聽話。

《變形計》架起了一座橋樑，此後，每次李勒優從大連回來，都會開心地跟同學分享自己在城裏的所見所聞。

村裏跟李勒優同齡的人，一個個外出打工，有的已經結婚生子。

李勒優到紅河縣上初中後，回家的時間不多；上了高中後，回家的時間更少了。但是，她每次回村裏，都會幫爺爺奶奶洗衣、做飯，去菜地裏幫忙等。她喜歡跟奶奶聊天，說學校的見聞，聊村子的變化。

李勒優和奶奶、小姑一起喫飯。澎湃新聞記者趙志遠圖

幾年前，村裏修通了水泥路，很多人買了摩托車，到鄉里只要十幾分鍾。緊接着，一棟棟樓房拔地而起，乾淨、明亮。

李家依舊住在土房子裏，只是樓下不再養豬，門口鋪了水泥，家裏的牆壁兩年前由政府統一刷白了。

他們家有兩畝多地，一半種水稻，一半種玉米，偶爾能賣一些賺點錢。收完糧食後，六十多歲的爺爺會到周邊打一兩個月零工，也能掙上幾千塊錢。除此之外，家裏是低保戶，一年有近一萬元的補貼。

但家裏依舊拮据。三年前，李敏去了昆明讀衛校，一年光學費就要八千多塊錢，另外每個月還要生活費。

李勒優說，媽媽吳麗經常給她買衣服、鞋子、生活用品等，負擔她的學費和生活費，減輕了爺爺奶奶的經濟壓力。

吳麗從來沒有算過自己給李勒優花了多少錢。她覺得，李勒優就是她的女兒，對方需要什麼，她就買什麼，“媽媽給女兒花錢也要算嗎？”

7月23日凌晨，李勒優一下飛機，就看到哥哥和媽媽在機場出口等她。

幾年前，吳麗從燈具廠轉行做美容。剛有起色時，去年遭遇了疫情。今年夏天，她開了一家麪館，打算跟兒子一起經營。23歲的崔晉，現在是一名時尚達人，在網上賣自己的產品，有衣服、飾品、紋身貼等。

兩年前，崔晉回宗臘村看望爺爺奶奶，發現村子變了，修了水泥路，也蓋起來白色的小洋樓，但村裏的留守兒童依舊很多。

現在的宗臘村。澎湃新聞記者趙志遠圖

崔晉說，他曾在村裏找到溫暖，也希望給這些孩子帶去溫暖，於是，他開始關注留守兒童，也希望妹妹李勒優的故事能激勵更多人。

從機場回家的車上，吳麗跟李勒優聊起最近的見聞，家長裏短，包括李勒優臉上的青春痘……沒有絲毫的生疏感。

吳麗記得，剛開始那幾年，李勒優來大連時，說話小聲、謹慎，似乎總有一絲不自在。

在李勒優眼裏，媽媽吳麗是一個要強的人，會爲自己想要的東西去努力爭取，這也深深地影響了她。

似乎是突然之間，當年的小女孩長大了，變得越來越自信，會自己挑衣服，也慢慢有自己的主見了。

吳麗說，李勒優高二分班時，她建議對方報文科班。李勒優喜歡生物，故意電話關機，堅持報了理科班。

這兩年，李勒優除了暑假，寒假也會來大連。他們一起在家做飯，去玩，或者買東西，但崔晉很少跟妹妹李勒優談心，只是會告誡她不要早戀。他說，自己喫過虧，不希望妹妹也爲此喫虧。

李勒優和哥哥、媽媽在大連的家裏喫飯。澎湃新聞記者趙志遠圖

上高中後，李勒優感到迷失，覺得現實到理想距離太遙遠。有一段時間失眠，她成績迅速下降，陷入了抑鬱狀態。

朱江峯覺得，李勒優學習壓力很大，因爲很多人幫助過她，她覺得自己成績不好，萬一考不上大學，就是辜負了那些曾經幫助她的人。

跟李勒優同一個年級的李景旭介紹，他們學校今年有一千多人蔘加高考，考上一本的只有十幾人，二本上線率有百分之二三十。宗臘村村長李克鬥說，村裏至今沒有一個人考上本科。

李勒優想考大連的大學，又擔心自己考不上。

但張菊花始終覺得，孫女每年去城裏，見到了很多，也學到了很多，跟村裏其他人不一樣。她能走出大山，過自己想要的生活。

（應受訪者要求，張菊花、張濤、李黎爲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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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朱學森 SN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