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占据质量优势和供应链独特位置的制造企业，已经在上一轮向国内市场的转向调整中站稳了脚跟，也是受危机影响最小的企业。而他们正是国家未来要大力发展扶持的专精特新“小巨人”。

导读

壹  ||制造业有制造业的逻辑，研发和投入有自己的周期。钱玄舟的疑虑也暗合了谢泓的担忧：当北交所鼓励“专精特新”企业上市，被推至风口的“小巨人”们会不会被资本带偏节奏？

贰  ||制造业底层的创造逻辑、积累和沉淀的逻辑、可持续发展的逻辑，服务社会进步的逻辑是共通的。但中国正在崛起的新一代企业家，正逐渐改写中国的商业文明。尽管这个过程非常漫长，但苗头已经开始显现。

北京证券交易所来了，被锁定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怎么想，是全心全意拥抱资本，还是心有疑虑？

能否准确回答这个问题很关键，这既关乎政策效果的评估，又影响着未来引导的走向。

下沉中国制造重镇——珠三角产业服务的谢泓，心里多少是有些敲边鼓的。他是广东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过去16年间，他所在的促进会前后服务了近5万人次、上万家中小企业。走访调研、与中小企业家座谈研讨，是他工作的日常。

当得知，中央财政将拿出100亿支持千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创新投入；有关部门力争到2025年培育十万家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一万家“专精特新”小巨人，谢泓是兴奋的。多年为之奔走的中小企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策和市场关注。

事实上，最近一段时间，以加工外贸为底色的珠三角中小制造企业，正面临着上游大宗商品涨价、物流成本高企、全球供应链吃紧的多重打击。不久前，深圳盐田港11000个出口重箱进港预约号，更在半小时内被哄抢一空。

“以前，原材料涨价、物流涨价、汇率变化、市场关税变化，困难是此起彼伏的。上游原材料涨价，供应少了，物流价格就下来了，大家总有应对的逻辑。”在谢泓看来，困难发生的逻辑也发生了变化，企业要同时面对所有不确定性。

也正是通过这场危机，谢泓看到了不同企业应对的韧性。他的观察是：因疫情导致供应链中断而从东南亚回流的相对低附加值的企业，在这一轮成本涨价潮中受到的波及比较大。而一些刚需产品，如电动自行车，在汇差价格优势的支撑下，企业仍能暂时扛住物流成本。

特别是那些占据质量优势和供应链独特位置的制造企业，已经在上一轮向国内市场的转向调整中站稳了脚跟，也是受危机影响最小的企业。而他们正是国家未来要大力发展扶持的专精特新“小巨人”。

制造业新生代

9月2日，设立北交所的消息甫一出来，谢泓就打给了银农科技的创始人钱玄舟，想听听他的想法。

这家位于广东省惠州市、规模150人左右的生物农药制造企业，每年研发投入占比达10%，生产人员比研发人员还要少，是国家已经认定的“小巨人”。

“他说这个太好了，过去几年，他们确实需要新的投入，加快研发速度。”谢泓转述钱玄舟的原话是，在此之前，他已经拒绝了很多找上门的券商和基金。原因就在于，他们对制造业的理解不够，遵循的还是对赌、业绩增长等资本的逻辑。

在钱玄舟看来，制造业有制造业的逻辑，研发和投入有自己的周期。钱玄舟的疑虑也暗合了谢泓的担忧：当北交所鼓励“专精特新”企业上市，被推至风口的“小巨人”们会不会被资本带偏节奏？

“比如研发创新一款产品，欧洲的周期可能是10年，日本可能是6-7年，中国或许只需要3-5年，特别是应用类产品，研发速度已经领先全世界。但试问哪个资本能够等企业3-5年？”金融资本服务实体经济，壮大实体经济的实力和竞争力，夯实中国制造的基础十分重要。但在谢泓看来，北交所要鼓励“专精特新”企业上市，其经营思想及底层逻辑就应当是制造业的逻辑，要鼓励投入研发、科学理性、精益求精、可持续发展，而非短期逐利的资本逻辑。

对新一代“专精特新”企业创始人，谢泓有自己的观察：75后、80后这批新生代“专精特新”的企业家，大多数技术出身，学历背景并不高，创业初衷很简单，或许就是为了解决制造业体系的一个痛点。相比一味追求利润和资本运作，这些制造业企业家耐得住寂寞，更关注产品本身，愿意在技术和质量上下功夫。

“制造业是沉淀的逻辑，企业需要安安心心建构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谢泓觉得，在此刻重申制造业的逻辑，摒弃资本逻辑的干扰，重要且必要。

定义新商业文明

当制造业逻辑前，加上“中国”这个定语时，事情正在产生变化。

提起“专精特新”、行业“隐形冠军”，德国似乎是绕不开的样本。在德国，92%都是中小企业，隐形冠军有1300多家，占全世界隐形冠军47%。当我们不断总结提炼出德国工业文明中精益求精的沉淀文化、合理谋利、职业教育双元制等精髓时，是否意味着照搬这些，就能成就中国制造业的崛起？

谢泓认为，制造业底层的创造逻辑、积累和沉淀的逻辑、可持续发展的逻辑，服务社会进步的逻辑是共通的。但中国正在崛起的新一代企业家，正逐渐改写中国的商业文明。尽管这个过程非常漫长，但苗头已经开始显现。

如果说改革开放伊始，中国制造业是商业的附属品，很多人创业的动机在于追求财富，工厂也还是商业贸易的延伸。制造业新崛起的企业家，更多是发现行业的某个痛点，捕捉到填补产业链空白的机遇，往往带着使命感去创业，动机已然发生变化。

肇庆一家做工业风机的隐形冠军晟辉电子就是很好的例证。十年前，创始人李辉所在的上一家工厂，耗资一千多万从国外制造商购买了整条产线。当产线出问题时，制造商前后需要近10个月才能维修好。

“十年前的一千万不是个小数目。最后，企业自己拆产线发现是风机坏了，到处求人找风机。好不容易找到风机生产厂，买回来的设备也不能用，因为很多信号对不上。哪怕是一个小小的风机，也能变成卡脖子的环节。”谢泓说，李辉其实是带着要做出中国最好风机的使命在创业。

某种意义上，经历上世纪90年代的国企管理、2003年创办咨询管理公司的谢泓，在2005年决定卖掉公司，成立广东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多少也带着一点理想主义和希望企业少走弯路的初心。

那时，谢泓就已经想明白，为什么在中国古代社会理念中，“商”在士农工商中的风评最差？尽管商人互通了有无，但往往囤积居奇、牟取暴利，他们“无利不商”的经营原则，与中国社会重义轻利的主流价值观并不相符。

但今天，制造业的文化与中国传统的商业文化完全不同。“哪怕是中小企业家，也试图在寻找自己的精神归宿。他们在合理谋利的基础上，在修齐治平理想的引导下，更讲求科学理性、精益求精。”在谢泓看来，深受工业文明熏陶的这群年轻企业家群，正影响着中国商业文明的走向和社会对于企业家的重新定义。

|对话|

经济观察报：自去年底以来，由于疫情相关的管控措施——如边境限制——造成空集装箱短缺，海运一直面临巨大压力，推动本轮运价上涨的因素有哪些？企业受影响程度如何？

谢泓：物流成本上涨，最重要还是与疫情相关。疫情爆发以来，特别是去年，国外政府对企业的补贴力度比较大。比如我们一家会员企业在日本开店，疫情期间依靠政府补贴，关掉门店比自己做还生存好。疫情加剧后，国外市场对小家电等家庭用品的购买需求比较多；今年是办公设备、运动设备的需求激增。我们个别会员企业做美国的外贸生意，需求量从原来的百分之六七能达到现在的百分之十几。

同时，疫情会影响到当地没有工人去做服务，包括中国的强疫情管控政策，物流港口发现疫情实施隔离封锁，整个物流的供应链都会变得很慢。包括前段时间，我们的货柜去了欧美回不来。此外还包括对集装箱这种资源的价格炒作。

实际上，据我们了解，比如做外贸做贴牌的企业，交货即是出口，物流其实是交给国外大品牌在负责。比如沃尔玛有自己的运输体系，相对可控，同时作为大公司的议价能力也比较强。这样的企业受到的影响不大。关键在于那些在海外运营自己品牌的企业，受到的冲击会比较大，需要自己承担运费。

但危中有机，我们看到，国内企业在国外市场会有一些刚需产品，像电动自行车，只有中国能做。原来都是供应当地客户的品牌商在挣汇差，一辆在美国卖700美元的车，中国的市场价格就是700元人民币。现在品牌商的供应链供应不起来，我们的企业通过跨境电商的形式去做这部分生意，在提供同等产品质量的同时，功能上还有提升——从自行车到电动车，价格却没有什么变化，客户对品牌的认知度也没有以前那么敏感，这方面需求增长得很快。

实际上，这其中有明显性价比有差距的企业，生意变得更好。即使物流费用上涨，有几倍汇差的价格在抗着，加上需求量比较大，企业还是有可观的利润在。

但像因为疫情回流的纺服、低端电子加工产业，本身溢价不高，也许去年生意还不错，但今年货柜物流与周转的问题叠加，企业就很难过了。特别是受物流集装箱紧缺的影响，原本正常的供应链系统被中断了。企业现在要生产有库存，码头仓库也会接，还有一部分产品在海上，到了欧美的码头也不能很快验收，所有东西都在积压。企业的资金周转面临很大压力。可能原来一年能够做12个月，现在只能做11个月，相当于浪费1个月在周转上。

传统制造业在这一轮运费、原材料涨价的周期中，利润销售都会受到较大影响。

相对来说，有刚需、有一定自主研发的制造企业，影响相对小一些。另外，这些企业把方向转向内需，现在整个珠三角地区，有一定产品质量优势的企业，实际上是不缺订单的。

现在企业难就难在，以前面对原材料涨价、物流涨价、汇率变化、市场关税变化，困难是此起彼伏的，大家可以做调整。以前的逻辑是上游原材料涨价，供应少了，物流价格就下来了。

事情总有应对的逻辑，现在这些逻辑不起作用了，企业同时要面对三四个大的难题，包括原材料涨价、包括汇率，当前中国还取消了关税退税，这些都是企业要共同面临的考验。

经济观察报：对于珠三角来说，区域产业升级突出的问题有哪些？

谢泓：现在对广东，国家提先进制造业比较多。但就广东的工业门类格局看，还是以传统的服帽鞋类、家电等轻工类企业居多。当下的问题是，这些轻工类企业要转型，我们的配套转型怎么推进？以前，我们讲发展珠三角经济，主要靠土地、劳动成本低等低级要素拉动。但今天，所谓的高级要素从哪里来，如何供给到产业？

我的观察是：上层很着急，基层没办法。国家的宏观政策和导向没有问题，但中观和微观如何落地缺乏路径。以广东省为例，出台的产业提升和振兴政策都很好，但基层接不到。如何落地、如何执行，文件出台后在执行上缺乏路径。

关键问题不在于钱，而是机制：我们不要做技术模仿，而是要进行制度模仿。

原来，珠三角很多产业集群发展要壮大，只需要招商引资的能力。乡镇长、县长书记在过去已经被打磨得很成熟，执行力很强、也很接地气。

但现在的问题是，地方产业面对的已经不是增量市场，而是存量市场。招商能力对产业发展、经济发展的作用有限。事实上，很多地方的招商引资都开始内卷了：项目就这么多，不同省、市、县、镇，都开出不同的条件在招商引资。但现在整套体系还是依靠原有体系的惯性在做，并没有发现产业提升的切入点。

原来拉动产业发展的是低级要素，现在要靠的高级要素，比如大数据、工业设计、研发、品牌，甚至艺术等非物质要素，实际上并不能看不到这种要素的有效供给。谁来供给这种优势？政府供给不了这种要素，龙头企业不愿供给优势，因为龙头企业要创新、塑造品牌，工业设计怎么可能分享给中小企业？但中小企业的高级要素要从哪里来？

经济观察报：造成这样的原因是什么？有没有值得借鉴的经验？

谢泓：一个视角是，国外行业协会比较成熟，他们对于社会的服务、信息指导都比较到位。现在政府提供软性服务很少。政府在招商引资、技术改造或者申报政府项目方面做得很多，硬指标的东西好验收。但软性服务如何验收？政府不愿意花这个钱。

如广东省曾经也出台过补贴中小企业服务券政策，企业购买服务几万块钱，政府企业各出一半，其实效果不错。但其中总有一两项或者几个操作不规范或假冒伪劣，如有些服务机构提供的服务不真实或报价不真实，出现几次这种情况后，政府就把这个东西全部砍掉了。

政府在转变社会管理方式，能够供给服务这一块有一些创新。但我们现在的整个体系对创新的容错能力还不够。在产业升级过程中，政府发挥的作用变得有限，不可能再通过政策的直接指引，帮助企业实现降本增效或整个产业效能的提升，反而是要借助更多的专业机构，为企业提供软实力方面的服务。但政府因为怕出错，更愿意把资金给到大学和事业机构，后者往往和生产一线距离很远。

为什么中国商协会发展最好的地方之一是深圳。事实上，深圳建立特区的时间很短，并没有多少事业单位的沉淀。政府要购买社会服务，只能支持协会，后者效率最高。

包括现在很多商协会要做产业研究，没有原始积累怎么做研究，怎么做情报分析？国外商协会的情报分析能力，远比我们的商协会要强。人家把我们研究得很明白，哪个企业的供应链都知道在哪里；但我们对人家就没这么了解。

政府的很多服务资金给到事业单位，形成不了真正的社会服务能力。包括品牌、工业设计、节能等生产性服务，都属于软性的服务贸易。如何启动政府服务能力的提升，对于我们的产业转型非常重要。

经济观察报：除了外部配套服务的提升，对于企业本身提出哪些要求？包括最近国家要大力扶持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您观察这些企业有什么特点？

谢泓：“专精特新”这个话题现在很热。但在此之前，我就看了很多中小企业，凑巧地是，就在这批“专精特新”企业背后的企业家群体，我有了新发现。

广东省的中小企业最开始以外贸起家，逐步转为做代工和制造；但底层逻辑还是商业逻辑——低买高卖。那时制造业也是商贸业的附属品，同样是基于机会的商业逻辑。

去年频繁跟访这些“专精特新”企业后，我们发现，75后、80后这批新生代企业家，普遍学历并不高，大学本科毕业已经很好了。但他们大都在工厂干过十多年；有的是在大企业做过高管，做过研发。他们为什么要出来创业？

如果说，改革开放年代，很多老板下海经商还是财富动机，这些新创业的企业家更多是发现了新的发展空间或者行业的痛点。很多企业家是带着使命感在创业，这就跟原来做商贸的企业、只想赚钱的思路和初心都不一样。当然，这与我们的工业基础好、配套越来越完善，提供更好的创业条件有关系。

这群企业家愿意十多年就干一件事，很专注。但同时，他们的管理体系还受到制造业文化的熏陶，像GE的六西格玛（Six Sigma）全面质量管理方法等世界各国的管理经验，他们都很熟悉。

经济观察报：他们怎么理解国家设立北交所？制造业的上市逻辑应该是怎样的？

谢泓：设立北交所的消息一出来，我就问银农科技的创始人钱玄舟，对国家北京设立交易所怎么看？钱玄舟说这个太好了。以前券商、很多基金都找来过，但都被他回绝了。根本原因在于他认为前者对制造业的理解不够，遵循的还是对赌、业绩增长等资本的逻辑。

研发创新一款产品，欧洲的周期可能是10年，日本可能是6-7年，中国可能只需要3-5年，速度已经领先全世界，特别是应用类的产品，哪个资本能等他3-5年？几年不盈利，企业肯定被资本逼着没办法搞研发。钱玄舟觉得资本搞得制造业很浮躁。

所以，我就担心北交所弄到最后还是一堆投资人，还是按照原来的资本逻辑选专家，不是按照工业逻辑来做。实际上，为什么德国、日本的隐形冠军都不想上市。他们不上市也活得也蛮好，虽然不快，但企业自己有自己的节奏。

事实上，中国中小企业是有融资上市的需求的。既然国家也鼓励创新科技上市，如果还是遵循资本逻辑，到时又是对制造业的很大干扰，我觉得还不如不要。企业也要思考，究竟是上市圈钱，还是要用资本让自己沉淀下来、安安心心建构核心竞争力。制造业企业的上市逻辑肯定是不一样的。

经济观察报：这群新企业家会给产业发展带来哪些连锁反应？

谢泓：积累发展的工业精神，对中国未来制造新势力来说是很重要的内涵。中国有几千年的农业文明，但士农工商中，为什么商人的社会风评最低？商业因为低买高卖，实际上没有创造价值，古人也常讲商人重利，风评自然不高。

但现在这群制造业的企业家，跟过去的商人不同。他们在制造的过程中，创新了产品价值。未来，我们对企业家的定义，应该发生改变，社会不能再单纯用审视商人的角度去看企业家。相应地，属于中国的工业文化也在逐步形成：我们应当强调企业家的合理谋利、科学理性、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不求一夜暴富。

经济观察报：这是不是意味着，原有的商业文明需要被重新定义？

谢泓：我觉得这就是中国新工业文明或中国新商业文明的一个开始。从这个意义上说，“专精特新”的内涵，已经不是原来的商业文化了。

西方工业化发展历经数百年，特别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德国慢慢形成提炼出了自己的制造文化和底层逻辑：从开始的商业动机、技能教育大学教育，到最后的商业化服务。工业文明讲究的是科学理性、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沉淀，同时还有合理谋利。这有别于中国传统商业追求的奇货可居和一夜暴富，工业体系也不能这么做。

实际上，中国要做制造业大国，欧洲建构起来的科学理性、合理谋利、可持续发展等工业逻辑和文化可以作为引导；但除了不能用中国传统的商业逻辑，我们也不能用现在美国发展起来的逻辑。中国慢慢也意识到，美国建构起来的基于资本逻辑的商业文化，也会把制造业的价值观带偏。

中国要慢慢建构自己的体系和对商业文明的认知，商业的最终归宿点在哪里？这是中国新商业文明需要重新建构和思考的问题：如何用底层逻辑构造我们对工业文明的理解，在这个基础上打造新的商业价值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