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佔據質量優勢和供應鏈獨特位置的製造企業，已經在上一輪向國內市場的轉向調整中站穩了腳跟，也是受危機影響最小的企業。而他們正是國家未來要大力發展扶持的專精特新“小巨人”。

導讀

壹  ||製造業有製造業的邏輯，研發和投入有自己的週期。錢玄舟的疑慮也暗合了謝泓的擔憂：當北交所鼓勵“專精特新”企業上市，被推至風口的“小巨人”們會不會被資本帶偏節奏？

貳  ||製造業底層的創造邏輯、積累和沉澱的邏輯、可持續發展的邏輯，服務社會進步的邏輯是共通的。但中國正在崛起的新一代企業家，正逐漸改寫中國的商業文明。儘管這個過程非常漫長，但苗頭已經開始顯現。

北京證券交易所來了，被鎖定的“專精特新”中小企業怎麼想，是全心全意擁抱資本，還是心有疑慮？

能否準確回答這個問題很關鍵，這既關乎政策效果的評估，又影響着未來引導的走向。

下沉中國製造重鎮——珠三角產業服務的謝泓，心裏多少是有些敲邊鼓的。他是廣東省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過去16年間，他所在的促進會前後服務了近5萬人次、上萬家中小企業。走訪調研、與中小企業家座談研討，是他工作的日常。

當得知，中央財政將拿出100億支持千家國家級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的創新投入；有關部門力爭到2025年培育十萬家省級“專精特新”中小企業和一萬家“專精特新”小巨人，謝泓是興奮的。多年爲之奔走的中小企業，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政策和市場關注。

事實上，最近一段時間，以加工外貿爲底色的珠三角中小製造企業，正面臨着上游大宗商品漲價、物流成本高企、全球供應鏈喫緊的多重打擊。不久前，深圳鹽田港11000個出口重箱進港預約號，更在半小時內被哄搶一空。

“以前，原材料漲價、物流漲價、匯率變化、市場關稅變化，困難是此起彼伏的。上游原材料漲價，供應少了，物流價格就下來了，大家總有應對的邏輯。”在謝泓看來，困難發生的邏輯也發生了變化，企業要同時面對所有不確定性。

也正是通過這場危機，謝泓看到了不同企業應對的韌性。他的觀察是：因疫情導致供應鏈中斷而從東南亞迴流的相對低附加值的企業，在這一輪成本漲價潮中受到的波及比較大。而一些剛需產品，如電動自行車，在匯差價格優勢的支撐下，企業仍能暫時扛住物流成本。

特別是那些佔據質量優勢和供應鏈獨特位置的製造企業，已經在上一輪向國內市場的轉向調整中站穩了腳跟，也是受危機影響最小的企業。而他們正是國家未來要大力發展扶持的專精特新“小巨人”。

製造業新生代

9月2日，設立北交所的消息甫一出來，謝泓就打給了銀農科技的創始人錢玄舟，想聽聽他的想法。

這家位於廣東省惠州市、規模150人左右的生物農藥製造企業，每年研發投入佔比達10%，生產人員比研發人員還要少，是國家已經認定的“小巨人”。

“他說這個太好了，過去幾年，他們確實需要新的投入，加快研發速度。”謝泓轉述錢玄舟的原話是，在此之前，他已經拒絕了很多找上門的券商和基金。原因就在於，他們對製造業的理解不夠，遵循的還是對賭、業績增長等資本的邏輯。

在錢玄舟看來，製造業有製造業的邏輯，研發和投入有自己的週期。錢玄舟的疑慮也暗合了謝泓的擔憂：當北交所鼓勵“專精特新”企業上市，被推至風口的“小巨人”們會不會被資本帶偏節奏？

“比如研發創新一款產品，歐洲的週期可能是10年，日本可能是6-7年，中國或許只需要3-5年，特別是應用類產品，研發速度已經領先全世界。但試問哪個資本能夠等企業3-5年？”金融資本服務實體經濟，壯大實體經濟的實力和競爭力，夯實中國製造的基礎十分重要。但在謝泓看來，北交所要鼓勵“專精特新”企業上市，其經營思想及底層邏輯就應當是製造業的邏輯，要鼓勵投入研發、科學理性、精益求精、可持續發展，而非短期逐利的資本邏輯。

對新一代“專精特新”企業創始人，謝泓有自己的觀察：75後、80後這批新生代“專精特新”的企業家，大多數技術出身，學歷背景並不高，創業初衷很簡單，或許就是爲了解決製造業體系的一個痛點。相比一味追求利潤和資本運作，這些製造業企業家耐得住寂寞，更關注產品本身，願意在技術和質量上下功夫。

“製造業是沉澱的邏輯，企業需要安安心心建構自己的核心競爭力。”謝泓覺得，在此刻重申製造業的邏輯，摒棄資本邏輯的干擾，重要且必要。

定義新商業文明

當製造業邏輯前，加上“中國”這個定語時，事情正在產生變化。

提起“專精特新”、行業“隱形冠軍”，德國似乎是繞不開的樣本。在德國，92%都是中小企業，隱形冠軍有1300多家，佔全世界隱形冠軍47%。當我們不斷總結提煉出德國工業文明中精益求精的沉澱文化、合理謀利、職業教育雙元制等精髓時，是否意味着照搬這些，就能成就中國製造業的崛起？

謝泓認爲，製造業底層的創造邏輯、積累和沉澱的邏輯、可持續發展的邏輯，服務社會進步的邏輯是共通的。但中國正在崛起的新一代企業家，正逐漸改寫中國的商業文明。儘管這個過程非常漫長，但苗頭已經開始顯現。

如果說改革開放伊始，中國製造業是商業的附屬品，很多人創業的動機在於追求財富，工廠也還是商業貿易的延伸。製造業新崛起的企業家，更多是發現行業的某個痛點，捕捉到填補產業鏈空白的機遇，往往帶着使命感去創業，動機已然發生變化。

肇慶一家做工業風機的隱形冠軍晟輝電子就是很好的例證。十年前，創始人李輝所在的上一家工廠，耗資一千多萬從國外製造商購買了整條產線。當產線出問題時，製造商前後需要近10個月才能維修好。

“十年前的一千萬不是個小數目。最後，企業自己拆產線發現是風機壞了，到處求人找風機。好不容易找到風機生產廠，買回來的設備也不能用，因爲很多信號對不上。哪怕是一個小小的風機，也能變成卡脖子的環節。”謝泓說，李輝其實是帶着要做出中國最好風機的使命在創業。

某種意義上，經歷上世紀90年代的國企管理、2003年創辦諮詢管理公司的謝泓，在2005年決定賣掉公司，成立廣東省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多少也帶着一點理想主義和希望企業少走彎路的初心。

那時，謝泓就已經想明白，爲什麼在中國古代社會理念中，“商”在士農工商中的風評最差？儘管商人互通了有無，但往往囤積居奇、牟取暴利，他們“無利不商”的經營原則，與中國社會重義輕利的主流價值觀並不相符。

但今天，製造業的文化與中國傳統的商業文化完全不同。“哪怕是中小企業家，也試圖在尋找自己的精神歸宿。他們在合理謀利的基礎上，在修齊治平理想的引導下，更講求科學理性、精益求精。”在謝泓看來，深受工業文明薰陶的這羣年輕企業家羣，正影響着中國商業文明的走向和社會對於企業家的重新定義。

|對話|

經濟觀察報：自去年底以來，由於疫情相關的管控措施——如邊境限制——造成空集裝箱短缺，海運一直面臨巨大壓力，推動本輪運價上漲的因素有哪些？企業受影響程度如何？

謝泓：物流成本上漲，最重要還是與疫情相關。疫情爆發以來，特別是去年，國外政府對企業的補貼力度比較大。比如我們一家會員企業在日本開店，疫情期間依靠政府補貼，關掉門店比自己做還生存好。疫情加劇後，國外市場對小家電等家庭用品的購買需求比較多；今年是辦公設備、運動設備的需求激增。我們個別會員企業做美國的外貿生意，需求量從原來的百分之六七能達到現在的百分之十幾。

同時，疫情會影響到當地沒有工人去做服務，包括中國的強疫情管控政策，物流港口發現疫情實施隔離封鎖，整個物流的供應鏈都會變得很慢。包括前段時間，我們的貨櫃去了歐美回不來。此外還包括對集裝箱這種資源的價格炒作。

實際上，據我們瞭解，比如做外貿做貼牌的企業，交貨即是出口，物流其實是交給國外大品牌在負責。比如沃爾瑪有自己的運輸體系，相對可控，同時作爲大公司的議價能力也比較強。這樣的企業受到的影響不大。關鍵在於那些在海外運營自己品牌的企業，受到的衝擊會比較大，需要自己承擔運費。

但危中有機，我們看到，國內企業在國外市場會有一些剛需產品，像電動自行車，只有中國能做。原來都是供應當地客戶的品牌商在掙匯差，一輛在美國賣700美元的車，中國的市場價格就是700元人民幣。現在品牌商的供應鏈供應不起來，我們的企業通過跨境電商的形式去做這部分生意，在提供同等產品質量的同時，功能上還有提升——從自行車到電動車，價格卻沒有什麼變化，客戶對品牌的認知度也沒有以前那麼敏感，這方面需求增長得很快。

實際上，這其中有明顯性價比有差距的企業，生意變得更好。即使物流費用上漲，有幾倍匯差的價格在抗着，加上需求量比較大，企業還是有可觀的利潤在。

但像因爲疫情迴流的紡服、低端電子加工產業，本身溢價不高，也許去年生意還不錯，但今年貨櫃物流與週轉的問題疊加，企業就很難過了。特別是受物流集裝箱緊缺的影響，原本正常的供應鏈系統被中斷了。企業現在要生產有庫存，碼頭倉庫也會接，還有一部分產品在海上，到了歐美的碼頭也不能很快驗收，所有東西都在積壓。企業的資金週轉面臨很大壓力。可能原來一年能夠做12個月，現在只能做11個月，相當於浪費1個月在週轉上。

傳統制造業在這一輪運費、原材料漲價的週期中，利潤銷售都會受到較大影響。

相對來說，有剛需、有一定自主研發的製造企業，影響相對小一些。另外，這些企業把方向轉向內需，現在整個珠三角地區，有一定產品質量優勢的企業，實際上是不缺訂單的。

現在企業難就難在，以前面對原材料漲價、物流漲價、匯率變化、市場關稅變化，困難是此起彼伏的，大家可以做調整。以前的邏輯是上游原材料漲價，供應少了，物流價格就下來了。

事情總有應對的邏輯，現在這些邏輯不起作用了，企業同時要面對三四個大的難題，包括原材料漲價、包括匯率，當前中國還取消了關稅退稅，這些都是企業要共同面臨的考驗。

經濟觀察報：對於珠三角來說，區域產業升級突出的問題有哪些？

謝泓：現在對廣東，國家提先進製造業比較多。但就廣東的工業門類格局看，還是以傳統的服帽鞋類、家電等輕工類企業居多。當下的問題是，這些輕工類企業要轉型，我們的配套轉型怎麼推進？以前，我們講發展珠三角經濟，主要靠土地、勞動成本低等低級要素拉動。但今天，所謂的高級要素從哪裏來，如何供給到產業？

我的觀察是：上層很着急，基層沒辦法。國家的宏觀政策和導向沒有問題，但中觀和微觀如何落地缺乏路徑。以廣東省爲例，出臺的產業提升和振興政策都很好，但基層接不到。如何落地、如何執行，文件出臺後在執行上缺乏路徑。

關鍵問題不在於錢，而是機制：我們不要做技術模仿，而是要進行制度模仿。

原來，珠三角很多產業集羣發展要壯大，只需要招商引資的能力。鄉鎮長、縣長書記在過去已經被打磨得很成熟，執行力很強、也很接地氣。

但現在的問題是，地方產業面對的已經不是增量市場，而是存量市場。招商能力對產業發展、經濟發展的作用有限。事實上，很多地方的招商引資都開始內捲了：項目就這麼多，不同省、市、縣、鎮，都開出不同的條件在招商引資。但現在整套體系還是依靠原有體系的慣性在做，並沒有發現產業提升的切入點。

原來拉動產業發展的是低級要素，現在要靠的高級要素，比如大數據、工業設計、研發、品牌，甚至藝術等非物質要素，實際上並不能看不到這種要素的有效供給。誰來供給這種優勢？政府供給不了這種要素，龍頭企業不願供給優勢，因爲龍頭企業要創新、塑造品牌，工業設計怎麼可能分享給中小企業？但中小企業的高級要素要從哪裏來？

經濟觀察報：造成這樣的原因是什麼？有沒有值得借鑑的經驗？

謝泓：一個視角是，國外行業協會比較成熟，他們對於社會的服務、信息指導都比較到位。現在政府提供軟性服務很少。政府在招商引資、技術改造或者申報政府項目方面做得很多，硬指標的東西好驗收。但軟性服務如何驗收？政府不願意花這個錢。

如廣東省曾經也出臺過補貼中小企業服務券政策，企業購買服務幾萬塊錢，政府企業各出一半，其實效果不錯。但其中總有一兩項或者幾個操作不規範或假冒僞劣，如有些服務機構提供的服務不真實或報價不真實，出現幾次這種情況後，政府就把這個東西全部砍掉了。

政府在轉變社會管理方式，能夠供給服務這一塊有一些創新。但我們現在的整個體系對創新的容錯能力還不夠。在產業升級過程中，政府發揮的作用變得有限，不可能再通過政策的直接指引，幫助企業實現降本增效或整個產業效能的提升，反而是要藉助更多的專業機構，爲企業提供軟實力方面的服務。但政府因爲怕出錯，更願意把資金給到大學和事業機構，後者往往和生產一線距離很遠。

爲什麼中國商協會發展最好的地方之一是深圳。事實上，深圳建立特區的時間很短，並沒有多少事業單位的沉澱。政府要購買社會服務，只能支持協會，後者效率最高。

包括現在很多商協會要做產業研究，沒有原始積累怎麼做研究，怎麼做情報分析？國外商協會的情報分析能力，遠比我們的商協會要強。人家把我們研究得很明白，哪個企業的供應鏈都知道在哪裏；但我們對人家就沒這麼瞭解。

政府的很多服務資金給到事業單位，形成不了真正的社會服務能力。包括品牌、工業設計、節能等生產性服務，都屬於軟性的服務貿易。如何啓動政府服務能力的提升，對於我們的產業轉型非常重要。

經濟觀察報：除了外部配套服務的提升，對於企業本身提出哪些要求？包括最近國家要大力扶持的“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您觀察這些企業有什麼特點？

謝泓：“專精特新”這個話題現在很熱。但在此之前，我就看了很多中小企業，湊巧地是，就在這批“專精特新”企業背後的企業家羣體，我有了新發現。

廣東省的中小企業最開始以外貿起家，逐步轉爲做代工和製造；但底層邏輯還是商業邏輯——低買高賣。那時製造業也是商貿業的附屬品，同樣是基於機會的商業邏輯。

去年頻繁跟訪這些“專精特新”企業後，我們發現，75後、80後這批新生代企業家，普遍學歷並不高，大學本科畢業已經很好了。但他們大都在工廠幹過十多年；有的是在大企業做過高管，做過研發。他們爲什麼要出來創業？

如果說，改革開放年代，很多老闆下海經商還是財富動機，這些新創業的企業家更多是發現了新的發展空間或者行業的痛點。很多企業家是帶着使命感在創業，這就跟原來做商貿的企業、只想賺錢的思路和初心都不一樣。當然，這與我們的工業基礎好、配套越來越完善，提供更好的創業條件有關係。

這羣企業家願意十多年就幹一件事，很專注。但同時，他們的管理體系還受到製造業文化的薰陶，像GE的六西格瑪（Six Sigma）全面質量管理方法等世界各國的管理經驗，他們都很熟悉。

經濟觀察報：他們怎麼理解國家設立北交所？製造業的上市邏輯應該是怎樣的？

謝泓：設立北交所的消息一出來，我就問銀農科技的創始人錢玄舟，對國家北京設立交易所怎麼看？錢玄舟說這個太好了。以前券商、很多基金都找來過，但都被他回絕了。根本原因在於他認爲前者對製造業的理解不夠，遵循的還是對賭、業績增長等資本的邏輯。

研發創新一款產品，歐洲的週期可能是10年，日本可能是6-7年，中國可能只需要3-5年，速度已經領先全世界，特別是應用類的產品，哪個資本能等他3-5年？幾年不盈利，企業肯定被資本逼着沒辦法搞研發。錢玄舟覺得資本搞得製造業很浮躁。

所以，我就擔心北交所弄到最後還是一堆投資人，還是按照原來的資本邏輯選專家，不是按照工業邏輯來做。實際上，爲什麼德國、日本的隱形冠軍都不想上市。他們不上市也活得也蠻好，雖然不快，但企業自己有自己的節奏。

事實上，中國中小企業是有融資上市的需求的。既然國家也鼓勵創新科技上市，如果還是遵循資本邏輯，到時又是對製造業的很大幹擾，我覺得還不如不要。企業也要思考，究竟是上市圈錢，還是要用資本讓自己沉澱下來、安安心心建構核心競爭力。製造業企業的上市邏輯肯定是不一樣的。

經濟觀察報：這羣新企業家會給產業發展帶來哪些連鎖反應？

謝泓：積累發展的工業精神，對中國未來製造新勢力來說是很重要的內涵。中國有幾千年的農業文明，但士農工商中，爲什麼商人的社會風評最低？商業因爲低買高賣，實際上沒有創造價值，古人也常講商人重利，風評自然不高。

但現在這羣製造業的企業家，跟過去的商人不同。他們在製造的過程中，創新了產品價值。未來，我們對企業家的定義，應該發生改變，社會不能再單純用審視商人的角度去看企業家。相應地，屬於中國的工業文化也在逐步形成：我們應當強調企業家的合理謀利、科學理性、一絲不苟，精益求精、不求一夜暴富。

經濟觀察報：這是不是意味着，原有的商業文明需要被重新定義？

謝泓：我覺得這就是中國新工業文明或中國新商業文明的一個開始。從這個意義上說，“專精特新”的內涵，已經不是原來的商業文化了。

西方工業化發展歷經數百年，特別是第二次工業革命後，德國慢慢形成提煉出了自己的製造文化和底層邏輯：從開始的商業動機、技能教育大學教育，到最後的商業化服務。工業文明講究的是科學理性、一絲不苟、精益求精的沉澱，同時還有合理謀利。這有別於中國傳統商業追求的奇貨可居和一夜暴富，工業體系也不能這麼做。

實際上，中國要做製造業大國，歐洲建構起來的科學理性、合理謀利、可持續發展等工業邏輯和文化可以作爲引導；但除了不能用中國傳統的商業邏輯，我們也不能用現在美國發展起來的邏輯。中國慢慢也意識到，美國建構起來的基於資本邏輯的商業文化，也會把製造業的價值觀帶偏。

中國要慢慢建構自己的體系和對商業文明的認知，商業的最終歸宿點在哪裏？這是中國新商業文明需要重新建構和思考的問題：如何用底層邏輯構造我們對工業文明的理解，在這個基礎上打造新的商業價值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