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與年輕人的互選

是場漫長的征途

近日,武漢發佈《關於調整完善落戶政策相關條件的實施意見》,大幅降低落戶門檻,在重點二線城市中率先向“零門檻”落戶靠攏。

根據實施意見,在武漢,男性不滿45週歲、女性不滿35週歲的非本市戶籍人員在新城區(包括蔡甸、江夏、東西湖、黃陂、新洲區)、功能區(包括東湖高新區、武漢經開區、武漢化工區)就業創業的,就業單位繳納或者個人繳納本市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連續6個月以上,或創業正常經營6個月以上,即可落戶。

這樣的政策逼近“零門檻”落戶。

來自湖北某地級市的張敏,一直在北京與老家省會武漢之間猶豫不決。作爲互聯網從業者,高工資一直是張敏“北漂”的重要動力,但房價過高,且無法落戶讓他難以在北京紮根。現在,武漢寬鬆的落戶政策給了他新的選擇。

張敏的困境並不特殊,不少年輕人面臨同樣困境——究竟怎樣選擇城市纔能有更好的未來?另一方面,各大城市也在爲如何吸引年輕人“發愁”,“零門檻”落戶政策、購房補貼……各種吸引政策紛至沓來。

一線城市青睞“雙一流”

事實上,城市“搶人”大戰愈演愈烈,連戶籍管理最爲嚴格的北京也開始加入其中。

日前,北京市發佈《北京市引進畢業生管理辦法》,明確擴大畢業生引進範圍,適當降低落戶門檻。

上述規定明確,市重點扶持單位可以直接引進世界大學綜合排名前200位的國內高校本科及以上學歷的畢業生,或專業爲“‘雙一流’建設學科”的碩士研究生。

據瞭解,世界大學綜合排名位居前200位的國內高校共有7所,包括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復旦大學、浙江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南京大學和中國科學技術大學。

上述舉措被解讀爲北京爲“雙一流”畢業生在北京落戶工作留了一道“口子”。事實上,早在2018年,北京就首次開啓積分落戶政策。不過時至今日,北京積分落戶申請人數爲13萬人,實際落戶僅六千餘人。

一直以來,北京實行嚴格的人口控制政策,此次爲何專門爲“雙一流”畢業生開“口子”?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所研究員王廣州對中國新聞週刊表示,此前北京等超大型城市一直強調控制人口,但如果堅持“裏不出,外不進”策略,人口年齡層勢必老化,不利於發展城市活力。所以即使是北京這樣的城市,也不得不出臺上述政策。此次新政“引才”的方向,更偏重引進城市發展的高層次人才。

北京放鬆落戶背後,一線城市之間的競爭也逐漸浮出水面。

宏觀經濟學研究學者任澤平此前公開表示,北京加入“搶人”大戰,一方面說明老齡化、少子化形勢嚴峻,年輕人稀缺;另一方面說明北京曾經落戶門檻過高,導致人才外流,制約創新創業活力,與珠三角、長三角相比,京津冀活力有所下降。

近年來,同樣嚴格控制人口的上海,落戶政策也有了鬆動。

2020年,上海作爲超一線城市放鬆落戶政策,在相關辦法中明確提出,將此前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爲落戶試點學校範圍擴大至在滬世界一流大學建設高校。

相對北京、上海,廣州對“雙一流”畢業生落戶更加寬鬆。2020年12月,廣州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發佈《關於放寬“雙一流”高校大學本科學歷人才入戶社保年限的通知》,明確自2020年12月25日起,放寬“雙一流”高校大學本科學歷人才的入戶社保年限要求,從現行的6個月社保要求放寬至1個月。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上海這兩個中國“超級城市”的人口結構不容樂觀。

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北京市常住人口中65歲及以上人口占13.3%,65歲及以上人口比例比2010年上升4.6個百分點。上海65歲及以上人口爲404.9萬人,佔16.3%,比2010年提高6.2個百分點。兩城人口老齡化程度進一步加深。

普通省會城市的“零門檻”與“高門檻”

事實上,在此次武漢逼近“零門檻”的落戶政策前,不少省會城市早已行動。

2021年6月,雲南省昆明市提出全面取消落戶限制。2020年5月,雲南就提出取消昆明市主城區落戶限制。僅僅一年時間,昆明便從取消主城區落戶限制發展爲全面放開落戶限制。

2020年4月,江西省南昌市提出全面取消在南昌市城鎮地域落戶的參保年限、居住年限、學歷要求等遷入條件限制,實行“零門檻”准入政策。此外,濟南、福州、銀川也在2020年都提出全面放開落戶限制。

2019年3月,河北省會石家莊提出,戶口遷入“零門檻”。石家莊也成爲全國首個“零門檻”落戶的省會城市。

王廣州表示,從以往經驗看,大多數城市做規劃,都以人口持續增長作爲前提,幾乎沒有城市以人口收縮作爲城市規劃的前提。

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也顯示,中國人口遷徙最新趨勢——人口迴流。隨着產業轉移和中部城市崛起,人口開始從東部向中西部地區迴流。這種情況下,不少省會城市急需進一步提升首位度,從七普數據來看,鄭州、長沙、合肥人口增幅位居全國前列,省會對本省人口的虹吸效應越來越強。

王廣州分析,城市人口總規模的增加早已不是負擔,而是發展動力。他認爲,省會城市如果不能儘快把人才隊伍和人口規模做大,則很難成爲當地經濟的中心,也會缺乏輻射力和影響力,無法帶動周邊地區的發展。

不過,58同城發佈的《2021年高校畢業生就業報告》顯示,今年畢業生首選城市排名前十的分別是上海、深圳、廣州、成都、北京、杭州、青島、南京、重慶和長沙。

上述“零門檻”落戶城市,無一上榜。

值得注意的是,零門檻落戶城市的薪資,在衆多城市中也不突出。不同於一線城市能提供全面的就業崗位,受限於產業結構,不少專業的畢業生無法在普通省會城市找到合適工作崗位。

以首個實現“零門檻”落戶的省會城市石家莊來看,產業結構就偏傳統。

2021年5月,中國·廊坊國際經濟貿易洽談會開幕,石家莊有21家優質企業參展,涉及鋼鐵、軌道交通裝備、生物醫藥等產業,但是缺乏互聯網等新興產業。

而省會城市之外,更多普通地級市“零門檻”落戶。然而受制於產業結構等問題,尋找專業對口工作並非容易。在普通地級市,不乏名校畢業生捲菸草的新聞。

新選擇——大城市“星城”

一線城市落戶難,“零門檻”落戶的省會城市就業崗位受限。那麼,對於年輕人而言,是否還有其他選擇?杭州、南京、廣州等城市,似乎在探索另外一種選擇。

2021年6月,杭州市發佈了《杭州爭當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範區城市範例的行動計劃(2021—2025年)》(以下簡稱《計劃》),對杭州“十四五”規劃提出的“一核九星”有了明確的具體功能定位:“一核”即核心城區,由上城、拱墅、西湖、濱江四個區組成,“九星”即蕭山、餘杭、臨平、錢塘、富陽、臨安、桐廬、淳安、建德等“九大星城”。

關於落戶的內容,《計劃》做了分類,即核心城區嚴格執行戶限制政策;對“星城”內的龍頭企業人才落戶降低條件、增加名額,引導核心城區人口向“星城”疏解、城市新流入人口向“星城”集聚。

杭州市規劃委員會專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湯海孺表示,當前杭州中心城區發展潛力空間比較有限,容量已經比較高。因此杭州還是希望引導一些新的發展要素到杭州中心城區的周邊,即“九大星城”去發展。一方面,可以有效緩解中心城區本身過窄的壓力,另一方面也促進新城的發展。

湯海孺說,在這個過程中,差異化的落戶政策就是一個重要推手,通過差異化的落戶政策誘導更多人口往新城方向集聚。

除了杭州,南京、廣州也在推進不同區域落戶政策差異化。

2021年2月,南京市提出,全面放寬浦口、六合、溧水、高淳區城鎮地區落戶限制。

2020年12月,廣州發佈《廣州市差別化市外遷入管理辦法》明確,白雲區、黃埔區、花都區、番禺區、南沙區、從化區和增城區7個區實施差別化入戶政策。

就連一線城市上海,也在探索相關政策。2021年1月,上海宣佈興建5個“新城”,分別是嘉定、松江、青浦、奉賢、南匯,它們是離上海中心城區較遠的5個區。2021年3月,上海市也提出,制定差異化的人口導入和人才引進政策。

王廣州分析,之所以不少地方政府採取“差異化”落戶政策,一方面由於擔心內城人口膨脹,公共基礎設施不足,但又想吸引年輕人口;另一方面差異化落戶政策也是一種試探性政策,一旦出現偏差可以及時調整,不至於給主城區造成負擔。

相比杭州中心城區高企的房價和生活成本,中國新聞週刊發現,杭州的九大“星城”房價和房租成本遠遠低於主城區。九大“星城”中,即使是房價較貴的蕭山,均價也不到主城區的一半。南京、廣州落戶寬鬆的區域,房價也遠低於主城區,這樣的落戶成本無疑對年輕人更加友好。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數字經濟研究院執行院長盤和林對中國新聞週刊表示,“星城”在落戶政策推進方面,要注重配套制度的建設,尤其是廉租房、經濟適用房的推進,通過公共產品的投放來穩定房地產價格預期,才能更好推動“星城”發展。

另一方面,在“星城”產業全面成熟之前,選擇“星城”也可能意味着長距離的通勤。

上海交通大學特聘教授陸銘表示,從長期角度來講,中國的戶籍制度將逐漸轉化爲一個在常住地的登記制度,公共服務按照常住人口來配置。

他認爲,戶籍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它必然從兩個方面同時邁進。“一方面,持續根據常住人口的需要來增加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供給;另一方面,逐漸降低外來人口落戶的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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