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西方經濟演變:新自由主義式微,新發展主義方興 

數年之後,歷史學家可能會將新冠疫情視爲新自由主義在西方世界式微的正式標誌。

如果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打破了新自由主義在經濟和金融領域的神話,那麼去年暴發的新冠疫情則打破了新自由主義在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領域的神話。

積澱40多年的社會政治秩序,因新自由主義、保守主義、民粹主義等一系列社會思潮在交織交鋒中加速蛻變,由此推動了新發展主義思潮的興起。

一、資本主義的四個階段

無論是學術研究還是大衆史學,都將16世紀初開始的大航海時代視作人類簡史的引擎,從那時起,人類社會進入了加速發展的階段。在《全球通史》一書中,美國曆史學家斯塔夫理·阿諾斯總結了五百年來資本主義的四個發展階段:重商主義資本主義、工業資本主義、黃金時代資本主義以及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

《全球通史:從史前到21世紀》,L·S·斯塔夫裏阿諾斯 著,吳象嬰、梁赤民 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版

重商主義資本主義橫跨了整個16、17和18世紀,這是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的階段,也是資本原始積累和民族國家形成的時代。重商主義建立在由君主、貴族和新興的商業資產階級組成的發展聯盟的基礎之上。商業資產階級最初從奢侈品的遠距離貿易中獲得財富,但隨着製造業的興起,他們很快就對建立一個安全而龐大的國內市場更感興趣,這使得大規模生產廉價工業品成爲可能,從而爲工業革命開闢了道路。最終,英國工業革命和經濟革命催生了資本主義和現代性,形成了所謂的“世界體系”。

1834年,當英國最終降低其高額進口關稅時,世界邁入了工業資本主義階段。在很大程度上,工業資本主義是由熊彼特式的創新企業家來主導的,國家對經濟干預的程度非常有限,經濟自由主義在這一階段佔據主導地位。工業資本主義的肆意擴張帶來了大規模的城市貧困和社會混亂,這引起了社會大衆要求參與國家及社會治理的呼聲,並在20世紀之交贏得了民主之戰。

自19世紀末以來,工業資本主義伴隨着第二次工業革命發生了重大變化,爲大公司的誕生開闢了道路,企業的所有權和經營權開始出現分離,這一變化催生了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第三個社會階層——技術官僚階級和職業經理人階層。在20世紀初,許多人認爲工業資本主義和自由主義是一種終局性的社會形態,但慘烈的一戰及隨後發生的30年代的大蕭條,表明這不過是一種幻覺。正如哲學家卡爾·波蘭尼所言,經濟自由主義是歷史上的一個時刻,但不是一個光明永恆的時刻。

1929年金融危機和大蕭條之後,羅斯福新政開啓了資本主義歷史上的一次重大變革。20世紀40年代至70年代是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或稱爲福特主義時期),西方發達國家一方面通過建立累進稅制爲醫療、教育、社會保障和社會援助等廣泛的社會福利提供資金,另一方面大大增加了工人在資本勞動合同中的勞動權利。這時,一個由商業企業家、新技術官僚階級和工人組成的廣泛的發展階級聯盟形成了,他們的共同政治目標是創造進步資本主義。這是一個經濟快速增長、金融穩定和不平等現象相對減少的時期。

然而,20世紀60年代末,工會的力量不斷增強,隨之而來的20世紀70年代的經濟危機、富裕國家滯脹的出現以及新興工業化國家開始崛起,這些歷史事實最終結束了資本主義的黃金歲月。

資本主義的新自由主義時代就是對這些事實的一種迴應。自上世紀 80年代起,英美推行里根經濟學和撒切爾主義並大力削減社會福利、推行企業私有化,拉美國家推行“華盛頓共識”的結構性改革,蘇東地區實行“休克療法”,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後東亞反思裙帶資本主義體制,鼓吹經濟進一步私有化,新自由主義時代逐漸席捲全球。

新自由主義時期是過度金融化和金融主導資本主義的時期,在放鬆金融管制和金融創新的助推下,經濟活動的重心從生產製造轉向金融,金融財富與實際財富、商品生產、服務不斷脫節,資產價格的上漲成爲社會不平等程度日益加深的關鍵驅動力,隨之帶來了有效需求不足等長期結構性問題。

新自由主義也造就了一種更爲貪婪的資本主義。資本家、管理財富的金融家、大公司的高層管理人員建立了一個新的、狹隘的自由階級聯盟,他們排斥政府幹預、勞工協調、邊界管控等一切可能束縛資本的力量,使資本在與國家、社會的博弈中佔據優勢地位,在政治格局和利益格局中獲得不受制衡的“議價能力”。 其後果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和2010年歐元危機,經濟面臨長期停滯,並在2016年英國脫歐和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時面臨政治危機,這些事件標誌着新自由主義共識的瓦解。

二、發展主義與自由主義的輪迴

經濟理論必然植根於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經驗之中。歷史上的經濟學流派總是對其所處時代的反映和對相互競爭的理論的批判。經濟學家們構建理論或模型來解釋實體經濟系統如何運作,並提供應對問題和實現經濟目標的政策。

重商主義經濟學產生於15世紀末封建社會解體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時期,認爲只有以知識和生產爲代表的製造業活動才能夠使國家繁榮富強。著名經濟學家羅斯托曾評價道,“重商主義國內政策的綱領,在工業化前的社會里,構成了相當典型的一整套現代化的活動,直到今天也是這樣”。

1776年,亞當·斯密的鉅著《國富論》出版,標誌着古典經濟學體系的創立。古典經濟學派反映了英國、法國和比利時等第一批工業化國家的增長經驗、民族國家的形成和工業革命的歷程。古典經濟學對重商主義持完全否定的態度,但歷史事實清楚地表明,重商主義資本主義並非像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宣稱的那樣糟糕,事實上英國通過重商主義政策爲本國棉紡織業的技術革命爭取了時間,這是英國崛起併發生工業革命的重要前提條件。但當古典經濟學興起後,這一歷史事實卻被以自由市場經濟理論爲核心的歷史敘事替換了。

新古典經濟學和經濟自由主義隨着1929年紐約股市的崩潰和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而陷入一場重大危機,爲20世紀30年代開始的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革命和40年代開始的古典發展主義開闢了空間。1936年出版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創建了以需求管理爲中心思想的政府刺激經濟、干預收入分配、分析宏觀經濟的一次經濟學領域的變革,成爲資本主義黃金時期的指導文本。20世紀60年代起,以凱恩斯主義爲基礎,發展了一個完全致力於經濟發展的學派——發展經濟學,開創了對國家發展與不發達的系統研究。

20世紀70年代中後期,爲了解決西方滯漲難題、擺脫福利包袱、滿足資本跨國自由流動的要求,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逐漸取代凱恩斯主義登上西方主流經濟學寶座。

作爲一種經濟自由主義的迴歸與復興形式,新自由主義建立了私有產權、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的政策框架,迅速在西方世界中佔據了主流話語權。哈耶克、波普爾、弗裏頓·弗裏德曼和詹姆斯·布坎南等主要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將主要大學的經濟系轉變爲抽象、假設演繹的新古典主義模式方面,發揮了戰略性的意識形態作用。20 世紀90年代,基於新自由主義理念的“華盛頓共識”成爲經濟發展領域佔據主導地位的理論範式和政策制定依據,然而,華盛頓共識推薦的改革措施並未收到預期效果,反而使發展中國家墜入經濟衰退和社會危機頻發的陷阱之中。

回望歷史,在不同形式的資本主義和國家背後,有各自的經濟學流派,它們使各自的所有權和權力制度合法化。今天,我們可以將經濟思想分爲兩大經濟傳統:發展主義經濟學和自由主義經濟學。前者包括重商經濟學、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現代馬克思主義、熊彼特微觀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等;後者包括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和奧地利經濟學派等。

這兩種理論取向的區別是什麼?經濟學家馬克·拉沃伊提出了區分發展主義與自由主義的關鍵要素,即國家和市場在資本主義經濟組織運轉中發揮的相對作用。據此,可以將重商主義和黃金歲月歸爲發展主義階段,而將工業資本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歸爲自由主義階段,資本主義的四個歷史階段對應着發展主義和自由主義的輪迴。

發展主義捍衛國家對經濟的適度但戰略性干預,強調市場在協調經濟中的競爭部門方面具有關鍵作用,而國家需要干預非競爭部門,保持經濟體系穩定,限制經濟不平等,保護環境等。自由主義則認爲,國家將自身侷限於保障產權和合同,平衡財政賬戶,而市場則負責經濟增長和金融穩定等其他方面。新古典主義和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家對基於競爭的市場力量過分着迷,他們將市場變成了一種神話,並賦予它一個遠遠超出其能力範圍的角色。伯索爾和福山曾指出,全球金融危機暴露了以小政府、放鬆規制、私有產權和低稅收爲特徵的新自由主義市場模式的內在缺陷。

在歷史上,發展主義一直存在於資本主義的不同階段和國家中:

首先,在重商主義資本主義框架下最初實現工業化的中心國家,如英國和法國;

第二,在19世紀的德國和美國等後發資本主義國家;

第三,在東亞新興經濟體國家;

第四,在拉美周邊的民族依附國家;

第五,在羅斯福新政加上戰後資本主義的黃金歲月時期。

顯然,經濟自由主義不是資本主義的“正常”或“默認”形式。新自由主義是資本主義歷史上一個激進時刻。在這一時期,一個狹隘的階級聯盟集中了權力、收入和特權,比如美國最富有的1%的人羣。正如斯蒂格利茨指出的,美國式的自由資本主義制度,既非有效率也不公平,並不是通往幸福社會的必由之路。新自由主義政策體制是迴歸自由資本主義的失敗嘗試,在19世紀初至1929年間,自由資本主義同樣也造成了增長緩慢、金融高度不穩定,以及嚴重的不平等。

三、新發展主義時代的來臨

如今,在經歷了40年的新自由主義和低增長後,西方過去40年的經濟正統觀念已經被新冠疫情大流行所動搖,不確定性和悲觀主義四處瀰漫,世界需要爲未來打開空間的新思想。隨着國家干預和監管的增強,新自由主義這種意識形態儘管依然存在,但逐漸式微,這爲新發展主義打開了空間。

近年來,新一代發展主義思潮已初露端倪,融合了演化發展經濟學、熊彼特重商主義經濟學、後凱恩斯經濟學等流派的觀點,並在諸多領域做出了富有建設性的探索,這些探索伴隨後疫情時代全球經濟結構的深度調整而變得日益迫切。

資本主義社會在任何歷史時刻所呈現的形式都將取決於國家還是市場佔上風。經濟自由主義給予市場充分的優先地位,而新發展主義則主張以更平衡的方式將國家和市場結合起來。新發展主義認爲,現代經濟分爲競爭性部門和非競爭性部門:對於競爭性部門的協調而言,市場是更好的選擇,也是不可替代的;國家應該協調非競爭性部門、五大宏觀經濟價格(利潤率、利率、工資率、通貨膨脹率和匯率)、收入分配,環境保護,這四個領域缺乏真正的競爭,因此市場不是可行的替代方案,必須依賴國家進行適度但有效的干預和協調。

新發展主義不是一種由國家主導的資本主義形式,而是一種由國家和市場共同主導的資本主義形式,因此不可避免地涉及在經濟和社會政策中引入社會民主因素。新發展主義認爲,壟斷不僅損害了開放市場和公平競爭,而且對民主治理的基礎構成威脅。因此,新發展主義者並不反對資本家用他們的錢購買奢侈品和服務,但試圖削弱他們購買聲望、政治權力和特權的能力,也就是所謂跨越“司法領域”的能力。

政治學家亞當·普沃斯基(1985)曾指出,社會民主本質上是社會階層之間的分配妥協。同樣,新發展主義是市場與國家之間的協調妥協,也是社會階層之間的妥協。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新發展主義倡導更具包容性的發展觀,它既強調通過經濟增長創造就業與其他發展機會,又強調發展機會的平等,從而實現社會公平與增長的相互包容。包容性增長的關注點在於促進“生產性就業”,同時政府應當努力控制不平等現象和環境問題。

從西方社會的情況來看,拜登的美國救援計劃(ARP)、美國家庭計劃(AFP)和美國就業計劃(AJP)代表了經濟政策向新發展主義的漸進轉變,其主要支柱是:

一是通過稅收和轉移制度更積極地進行收入再分配;

二是增加政府在減緩氣候變化和基礎設施方面的支出;

三是加強貨幣和財政政策行動,抗擊就業不足和“低通脹”;

四是考慮促進一系列社會改革的實施,希望改變過去四十年就業靈活化和勞資關係天平向資方傾斜的局面。

在很大程度上,包容性發展的背後是財政權力的聲張,更加強調利用財政政策使經濟恢復充分就業,並致力於解決長期存在的結構性問題。

與新自由主義僅僅關注提高市場運行效率的宏觀經濟政策不同,新發展主義更加註重驅動經濟增長的最終決定因素——社會需求,試圖重建凱恩斯主義的良性增長模式,即:生產力的增長推動工資的增長,工資增長成爲需求增長的引擎,帶來充分就業,併爲投資提供動力,從而推動生產力的進一步增長。

新發展主義的解決辦法,是用結構性的凱恩斯主義政策框架取代新自由主義政策框架。形象地說,新發展主義開出的“藥方”是把工人階層從各種“枷鎖”中解放出來,同時把大公司和金融市場關進“監管的籠子”裏。具體包括:以有管理的全球化取代無約束的全球化;恢復對充分就業的宏觀經濟政策承諾,改變貨幣政策目標,使充分就業相對於通貨膨脹成爲更爲重要的政策目標;強化公共服務、金融監管和反壟斷監管;在勞動力市場方面推進上調最低工資、增加工會參與率、提高就業保障等。

世界向多級化轉變的趨勢已開始多年,曾爲西方主流意識形態的新自由主義儘管難以再現過去的輝煌,但鑑於它在西方社會還是有着較大的政治需求、心理眷戀和輿論市場,因此並沒有被徹底埋葬,新發展主義還在繼續爭取社會共識的道路上。在這種社會政治思潮的交織共振下,西方社會、政治、經濟秩序正經歷重大調整,給世界秩序和經濟發展帶來諸多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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