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 賀梨萍

近日，國際頂級醫學期刊《柳葉刀》（The Lancet）在線發表了一篇中國團隊的通訊（Correspondence）文章，題爲《爲預防大流行應在全球範圍開展新冠病毒溯源研究》（SARS-CoV-2‘s origin should be investigated worldwide for pandemic prevention），作者們在文章中明確提出上述建議。

該文章的作者包括中國醫學科學院病原生物學研究所吳志強、金奇、錢朝暉、任麗麗，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預防控制所武桂珍、譚文傑、許文波，北京大學陸劍，中國科學院北京基因組研究所（國家生物信息中心）李明錕，中山大學郭德銀，武漢大學藍柯，北京協和醫學院羣醫學及公共衛生學院馮錄召、楊維中，中國醫學科學院北京協和醫學院王健偉，中國醫學科學院北京協和醫學院王辰院士。

文章指出，世界各地科學家合作進行的多項研究發現，由動物到人的跨物種溢出是SARS-CoV-2最有可能的來源，而實驗室泄漏是極爲不可能的。世衛組織聯合專家組在對武漢生物安全實驗室進行考察後也得出結論，通過實驗室事件引入SARS-CoV-2“極不可能”。因此，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實驗室來源目前不應成爲調查SARS-CoV-2溯源的優先事項。

作者們最後強調，通過科學調查找到SARS-CoV-2起源的證據至關重要。以往追蹤新發病毒（如艾滋病毒）起源的經驗表明，這項任務可能非常困難和耗時，而且首次報告流行病的地點不一定是它的發源地。此外，對SARS-CoV-2起源的調查應由科學家在科學的基礎上進行，不應受到政治力量的干涉或脅迫。

中國團隊指出，中國科學家願一如既往地同世界科學家一道，本着開放合作的原則，客觀探索病毒起源的科學複雜性。任何缺乏科學證據的假設都可能導致科學界內部和不同種羣之間的割裂。

“人造病毒”或“實驗室泄漏”極不可能

文章提到，自2020年1月初中國向國際社會首次報告COVID-19疫情以來，SARS-CoV-2的溯源工作一直受到全球高度關注。世界各地科學家合作進行的多項研究發現，由動物到人的跨物種溢出是SARS-CoV-2最有可能的來源，而實驗室泄漏是極爲不可能的。然而，對於SARS-CoV-2在何時何地通過何種途徑跨種傳播給人類、第一個感染病例在何時何地出現，全球學界和衛生界尚未得出明確的結論。

文章寫道，病毒確實可以在實驗室製造；然而，沒有科學證據支持SARS-CoV-2是人爲的觀點，也沒有數據支持任何實驗室在COVID-19大流行之前操作過SARS-CoV-2或其近源祖先的觀點。

他們提到，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此前在《自然》首次報道的蝙蝠冠狀病毒RaTG13與SARS-CoV-2具有較高的全基因組序列同源性（92%），但仍有1000多個核苷酸差異。科學界已達成廣泛共識，認爲這一病毒不可能成爲SARS-CoV-2的直接來源，甚至不能成爲合成SARS-CoV-2的模板。

文章稱，2003年非典暴發以來，中國建立了嚴格的管理和監督制度，規範了高級別生物安全實驗室的活動，制定了一系列相關法律法規。這些法律法規建立了從實驗室准入、人員資質、研究計劃審查、實驗操作監督、設施設備運行、廢棄物品處理、實驗人員健康監督等方面嚴格、完整的全鏈條管理體系。每個實驗室每年都將接受嚴格的內部監查和政府多個部門的飛行檢查，因此，“人造病毒”或“實驗室泄漏”是極爲不可能的。

世衛組織聯合專家組在對武漢生物安全實驗室進行考察後得出結論，通過實驗室事件引入SARS-CoV-2“極不可能”。因此，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實驗室來源目前不應成爲調查SARS-CoV-2溯源的優先事項。相反，正如世衛組織-中國SARS-CoV-2全球溯源研究第一階段聯合報告所提到的，全球所有高級別生物安全實驗室自己的內部覈查是進一步排除“實驗室泄漏”假說的更好選擇。

SARS-CoV-2溯源是一項艱鉅任務

歷史上，人類感染性疾病的出現大多是由於動物源性病原體的跨種突破引起。截至目前，SARS-CoV-2的自然起源是最有可能的情況。確定病毒的確切自然起源也有助於排除其他假設。

文章寫道，SARS-CoV-2的密碼子偏好特徵及其基因組結構表明，該病毒與野生動物攜帶的冠狀病毒高度相似。該病毒在動物體內的進化歷史及其在受感染人羣中的快速適應性突變也表明，SARS-CoV-2更有可能來自大自然，而不是其他潛在來源。

他們指出，SARS-CoV-2相關病毒完全有可能在世界許多地區反覆跨越人和動物之間的物種屏障。事實上，幾乎可以肯定的是，這種動物向人類的傳播正在反覆發生。在病毒感染人類之前，有很多失敗的跨種跳躍。因此，在現實世界中更大範圍的動物物種中追蹤這種散發的人畜共患病和病毒的潛在中間宿主也是非常重要的。

基於目前溯源研究的進展來看，SARS-CoV-2的來源可能十分複雜，這也表明SARS-CoV-2的溯源是一項艱鉅的任務。此前多項研究發現，SARS-CoV-2可能在2019年12月底前就已經存在。武漢首次報道了2019年12月底暴發的COVID-19疫情，但進化動力學分析顯示，COVID-19疫情可能開始於2019年12月底之前。全球多地此前也相繼報道，在2019年12月及以前有可能存在COVID-19病例及環境陽性樣本。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他們提到，研究表明，SARS-CoV-2也可能通過冷鏈傳播。2020年，在中國的北京和青島等多個地區均發生過與接觸冷凍海產品有關的COVID-19疫情，被從冷凍食品及其外包裝中檢測到新冠病毒核酸甚至分離到活的病毒，提示冷鏈運輸在新冠病毒傳播中可能扮演重要角色。冷鏈環境的工作人員可能會因爲接觸被污染的製品被感染從而成爲新的傳染來源。這意味着SARS-CoV-2可以通過冷鏈造成跨地區感染並擴散疫情，所以病毒的最早發現地不一定是病毒的起源地。

調查不應僅集中在中國，應全球進行

文章指出，鑑於世衛-中國聯合專家組圍繞武漢開展的第一階段溯源研究所揭示的SARS-CoV-2起源的複雜性和尚未解決的問題，迫切需要開展廣泛的國際合作，整合多種檢測技術，檢查疫情最早報告之前出現的早期病例和潛在陽性樣本。除了結合基因組測序、臨牀和流行病學研究數據以及環境檢測結果，作者們建議，下一階段對SARS-CoV-2來源的調查應在多地同步進行，而不僅僅是在中國。

第一、在全球其他野生動物未採樣或採樣不足的地區，特別是重點物種存在的熱點地區，收集野生動物樣本，測試和分析sarbecoviruses和相關血清抗體，有針對性地尋找SARS-CoV-2同源病毒。

第二、在借鑑中國野生動物市場上下游供應鏈調查經驗的基礎上，開展全球跨地區野生動物市場和上下游供應鏈回顧性調查，收集樣本，並儘可能保存早期動物和環境樣本；檢測病毒或者相關血清抗。

第三、根據上述可能的早期病例線索，在全球範圍內開展回顧性研究，包括對可疑病例和死亡病例的搜索和重新鑑定，對可能保留的早期患者拭子、組織和血庫樣本進行實驗室複檢。

第四、通過整合全球高質量病毒基因組信息的分子流行病學數據，進行系統發育分析和祖先時間分析，結合流行病學和地理信息，構建病毒譜系進化史，估算初始病毒數量和動態繁殖速度。

第五。爲進一步評估冷鏈在SARS-CoV-2傳入和傳播中的潛在作用，應進行回顧性抽樣檢測，追溯冷鏈進口的來源，並進一步分析不同溫度下SARS-CoV-2的生存能力和傳染性。

文章強調，SARS-CoV-2是人類共同的敵人。與其他傳染病一樣，它沒有國界。面對一場前所未有的流行病，人類必須攜手合作。爲應對挑戰，即使在中國抗擊疫情最艱難的時期，中國科學家和醫務人員也始終保持開放合作的態度，積極與國際科學界全方位合作，毫無保留地提供了準確數據。

他們指出，目前還沒有足夠的證據確定SARS-CoV-2的自然起源是在中國還是其他地方。由於武漢首次報道了COVID-19疫情，在過去的一年裏，世衛組織召集的研究小組與中方專家一起在武漢開展了廣泛調查。然而，到目前爲止，還沒有發現可信的證據來支持武漢發生了最初的動物到人類的適應。

文章寫道，我們有理由建議，下一階段對SARS-CoV-2起源的調查不應僅集中在中國；相反，應該進行全球搜索，以確定首次動物向人類傳播發生的時間和地點。

文章最後強調，通過科學調查找到SARS-CoV-2起源的證據至關重要。以往追蹤新發病毒（如艾滋病毒）起源的經驗表明，這項任務可能非常困難和耗時，而且首次報告流行病的地點不一定是它的發源地。此外，對SARS-CoV-2起源的調查應由科學家在科學的基礎上進行，不應受到政治力量的干涉或脅迫。

作者們強調，我們預防和控制未來大流行病的最有力武器是團結與合作，這不僅符合人類的共同利益，也是人類健康共同體的基石。

中國團隊指出，中國科學家願一如既往地同世界科學家一道，本着開放合作的原則，客觀探索病毒起源的科學複雜性。任何缺乏科學證據的假設都可能導致科學界內部和不同種羣之間的割裂。這種臆斷不利於全球抗擊新冠疫情等所需的團結合作，也違背科學和人道主義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