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全球央行觀察丨巴西年內第5次加息！通脹爲何讓拉美“恐慌”？“失去的十年”困境何解？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舒曉婷 報道 在上調利率“冷卻”通脹方面，拉美各國央行一直走在全球前列。當地時間9月22日，巴西央行再次加息100個基點，將基準利率提高至6.25%，是今年3月以來第5次加息。

巴西央行提高借貸成本的同一日，美聯儲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決定將聯邦基金利率維持在0-0.25%的目標區間，同時表示每月至少1200億美元的資產購買步伐很快就會放慢。

去年，爲應對新冠疫情對經濟造成的衝擊，全球各國普遍採取超寬鬆貨幣政策的同時埋下了通脹的“種子”。今年以來，受新冠疫情持續反覆、供應鏈瓶頸、大宗商品價格上漲等多重因素影響，全球通脹持續升溫。面對通脹，美歐等發達經濟體普遍比拉美等新興市場經濟體“淡定”得多。

中國社科院拉美研究所經濟研究室主任岳雲霞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採訪時表示，各國在貨幣政策方向和力度上的明顯區別主要有三點原因。

一是各國貨幣政策效率有所不同。發達經濟體對世界市場的影響更具主動性，政策工具更加完備，長期維持寬鬆貨幣政策的“底氣”更足；而拉美國家的貨幣政策效率較有限，面對通脹往往“等不起”。

二是各國貨幣政策靶向不同。發達經濟體着重考慮充分就業和經濟增長指標，因此貨幣政策偏持續寬鬆；拉美大多數國家貨幣政策實行通脹目標制，面對通脹高企的直接舉措是提高利率。

三是各國在全球分工體系中的地位不同。發達經濟體主要出口製成品，受通脹傳導的影響和壓力小於拉美國家。在全球通脹中，大宗商品是第一輪受到影響較大的品類，相關出口國和進口國受到的壓力更大，因此最先做出應對舉措。

另有分析指出，全球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從兩個方面推高本地價格：與在國內以本幣銷售食品相比，生產商出口產品並賺取美元往往更划算；關鍵的進口產品更加昂貴，包括拉美嚴重依賴進口的製成品和工業中間產品等。

高盛拉美經濟主管拉莫斯（Alberto Ramos）表示，隨着通脹壓力迅速擴散，可能需要更大幅度收緊政策。

通脹爲何讓拉美更“恐慌”

瑞士信貸拉丁美洲首席經濟學家塞爾韋拉（Alonso Cervera）表示，由於許多拉丁美洲國家對失控的通脹有着“疼痛”的歷史記憶，因而對物價上漲往往迅速採取行動。

今年3月以來，拉美多國陸續進入加息週期。巴西央行已五次加息共425個基點至6.25%，並預計下個月連續第三次加息100個基點；墨西哥央行已兩次加息共50個基點至4.5%，智利央行兩次加息共100個基點至1.5%，祕魯央行兩次加息共75個基點至1%。

這些國家提高信貸成本的共同考慮在於抑制通脹高企、穩定本國貨幣幣值、預防資本外流引起的金融風險。從通脹來看，巴西8月年化通脹率爲9.68%，遠高於官方設定的通脹目標中值3.75%（允許上下浮動1.5個百分點）；墨西哥和智利8月年化通脹率分別爲5.59%和4.78%，均高於目標中值3%（允許上下浮動1個百分點）；祕魯8月年化通脹率爲4.95%，高於1%-3%的目標區間。

貨幣政策是對抗通脹最直接的工具，但爲何拉美多國的加息舉措沒有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岳雲霞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通脹持續上升主要動力來自需求和供給成本雙向推動大宗商品價格持續上升。隨着新冠疫情形勢有所緩和，歐洲等國家逐步恢復正常生產生活，全球對大宗商品的需求增加；同時，新冠疫情持續反覆引發生產斷鏈風險、全球貨運和物流成本上升等加大供需矛盾。

“由於疫情的不確定性、全球供需不匹配的問題短期內無法緩解，因此巴西等拉美國家雖然主動採取提高利率的貨幣政策工具試圖將通脹拉回目標區間，但起到的效果較有限。”岳雲霞強調。

對於拉美國家而言，加息是個兩難選擇。爲遏制通脹上行風險，不得不收緊貨幣政策；然而，在經濟復甦未站穩腳跟之前連續加息，將會對經濟發展前景造成破壞。

花旗銀行拉美經濟主管埃內斯托•雷維利亞（Ernesto Revilla）表示，該地區的央行別無選擇，儘管經濟較爲疲軟，但拉美國家央行不得不收緊貨幣政策，因其不可能讓通脹預期憑空消失。

同時，國內政治緊張局勢可能加劇政策的不確定性，對投資產生抑制作用，從而削弱長期經濟增長潛力。智利、哥倫比亞、巴西將在未來13個月內選出各國的下一任總統，在爲明年10月的選舉做準備的過程中，巴西現任總統博索納羅的支持率一直在下滑。

“拉美多國經濟週期具有和選舉週期相掛鉤的特點，一般在執政初期經濟政策會逐漸得到強化，執政末期經濟政策延續性面臨不確定性，可能加大經濟風險。”岳雲霞指出。

展望未來，資產管理公司Opportunity Total的首席經濟學家馮塞卡（Marcelo Fonseca）表示，拉美地區經濟將受到三重打擊：一是通脹削弱消費者的購買力；二是爲對抗通脹採取的加息可能損害經濟；三是選舉期間財政制度面臨不確定，推動經濟復甦的投資出現一定程度放緩是不可避免的。

大宗商品價格上漲是喜還是憂？

一杯提神的咖啡、用於保暖的棉花、爲汽車提供燃料的汽油……世界因大宗商品得以更好地運轉。疫情期間，全球糧食價格持續上漲；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FAO）的數據，8月全球食品價格同比上漲33%。

近期，歐洲破紀錄的天然氣和電力價格可能加劇全球大宗商品市場的波動。高盛（Goldman Sachs）指出，如果供應繼續低於正常水平，而且冬天比正常更冷，歐洲的天然氣和電力價格可能會在已經創紀錄的水平上進一步飆升。

今年上半年，鐵礦石和銅等金屬價格創下歷史新高；有分析認爲，鑑於供應未能跟上需求步伐、疫情持續對全球供應鏈和運輸帶來挑戰，相關金屬價格今年下半年預計保持強勁。 

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發佈的報告，推動大宗商品價格上漲的兩個關鍵因素爲：一是隨着各國疫苗接種進展，與疫情的一些限制有所解除，世界經濟活動復甦；二是受投資者、消費者預期提振，特別是與全球能源轉型相關的因素在較長期促成價格變化。 

大宗商品價格波動牽動着拉美各國的“神經”。據悉，南美地區主要爲淨出口國，中美洲主要是燃料淨進口國，加勒比地區主要爲能源和糧食的淨進口國。

“拉美各國資源稟賦差異較大，大宗商品帶來的影響也不同。”岳雲霞指出，糧食、礦產等大宗商品價格上漲促使巴西、祕魯、智利等大宗商品出口國的出口與財政收入大幅增加，對經濟具有較好的激勵作用；同時，大宗商品價格持續高企加劇了大宗商品淨進口國（例如進口能源和糧食商品的國家）的經濟困難，對貿易平衡產生不利影響。例如，哥斯達黎加2021年前5個月的成本保險和運費穀物進口賬單同比增長34.8%，而進口量僅增長5%。 

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的研究，大宗商品價格和經濟增長兩者的關聯度可能高達70%。而在2018-2019年的101個依賴大宗商品的國家中，南美洲12個國家對大宗商品的依賴程度均超60%，且3/4的國家大宗商品出口佔商品出口的份額超80%。如果一個國家的大宗商品佔出口的比重超60%，則被視爲大宗商品依賴國。

雖然大宗商品出口國從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和出口強勁復甦中獲益，但對大宗商品的依賴也導致經濟極易受到外部不利因素的衝擊。長期來看，可能對一個國家的經濟、產業結構造成不利影響。“當大宗商品價格高企時，依賴大宗商品的發展中國家會有生產更多大宗商品的動機，從而降低了創新和經濟多樣化的動力。”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在發佈的《2021年大宗商品與發展報告》中表示。 

短期來看，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則會導致資源分配向有利的出口部門集聚。岳雲霞表示，大宗商品出口國的出口部門和其他部門是聯動反應的，雖然大宗商品價格上漲促使出口部門的收益和回報增加，但由於社會資源流動產生的虹吸效應帶來的連鎖反應，物價普遍上漲，形成聯動性的國內通脹。

“失去的十年”困境如何解？

新冠疫情暴發前，拉美地區的經濟發展已走上停滯的道路：2019年的平均增長率僅爲0.6%，2014年-2019年的平均增長率爲0.3%；過去近十年的平均增長率爲2.2%，遠低於全球約3.5%的平均增長率。作爲拉美第一大經濟體的巴西2011年-2020年GDP平均每年僅增長0.27%，2020年GDP比2014年下降6.4%，人均GDP則下降10.8%。 

“無論從以往的經濟總量、人均GDP還是未來兩、三年的經濟預期來看，拉美地區都已經處於低經濟增長期，且面臨着滯脹困擾。”岳雲霞說道，從較長的歷史時期看，拉美地區經濟增長持續低迷；新冠疫情暴發以來，該地區面臨經濟衰退和通脹加劇雙重壓力；從未來預期看，拉美地區經濟增長率低於世界主要經濟體。

除了經濟指標，岳雲霞指出，新冠疫情發生以來，拉美地區社會指標惡化情況比較突出。一是貧困率增加，民衆生活水平堪憂。根據拉加經委會發布的報告，拉美地區貧困人口的生活水平下降到上世紀90年代的水平，赤貧人口的生活水平下降到上世紀80年代的水平。二是失業率進一步上升。根據國際勞工組織（ILO）發佈的一份報告，2020年拉美地區約有2600萬人失業。三是社會動盪更加明顯，各國政黨碎片化日益嚴峻。

“因此，從經濟、政治、民生等全方位因素判斷，拉美地區正在經歷痛苦的新一輪‘失去的十年’。”岳雲霞強調。

新冠疫情“黑天鵝”似乎是壓垮拉美地區經濟發展的最後一根稻草。拉加經委會（ECLAC）最近公佈的《2021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經濟調查》報告顯示，限制該地區經濟增長的結構性問題因新冠疫情而加劇，並將影響經濟活動的復甦。 

關於拉美地區的發展困境以及影響經濟增長的結構性頑疾，岳雲霞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闡述了相關見解。

首先，以往經濟發展面臨的結構性問題更多被單一歸因於依賴大宗商品，一是加大了經濟的外部脆弱性，二是大宗商品部門的高回報、高收益未向全社會溢出，沒有形成從優勢出口部門向所有部門良性傳導的機制。但這不是根本原因。“對於拉美國家來說，更爲重要的是經濟創新能力以及形成大市場地區一體化的能力。” 

其次，拉美貧富差距較大，在收入和財產分配上存在明顯的不均衡。在新冠疫情暴發前，據估計，拉丁美洲最富有的10%人口擁有該地區大約70%的財富。這一問題形成的現象級反應是：有些出口部門富起來，但窮人並沒有因此獲得收益，社會財富的差異導致社會總消費支出受到抑制。而窮人在經濟下滑、收益有限的時候彈性較小、抗風險能力較弱。這一體制性問題也是需要解決的。 

拉美地區有着自身發展、運行的軌跡以及政策慣性。當前，面臨以高失業率、人均收入急劇下降、經濟停滯或負增長爲主要特徵的“失去的十年”困境，拉美國家何時能夠實現從以通脹爲錨到以經濟爲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