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流

1954年夏天,天氣出奇悶熱。剛剛畢業,還在突擊學習俄語的趙雅度接到一個通知。由於暴雨頻襲,安徽長江、淮河兩流域發生了百年一遇的洪水。全班三分之二的同學都被分配到醫療隊進行救災,趙雅度即將前往安徽壽縣縣醫院。

年輕的趙雅度被眼前的大水震驚了,整個壽縣,四面全是水,老百姓都擠在船上。一位老先生,因爲不好意思排小便,硬是憋得膀胱破裂,造成中毒性尿毒症、腹膜炎,送到醫院時幾近昏迷。趙雅度當機立斷,與內科大夫一起爲老先生進行膀胱造瘻,將尿液引流出來。

老先生活了。

其實,那時候的趙雅度遠非看着那麼淡定。他常常緊張到睡不着覺,每場手術之後,他都會掛念病人的情況,三更半夜起來,還要去病房看一看。有時候碰到難題,他就想“要是老師在該多好啊”。棘手的難題催發着醫者的成長,他暗地裏給自己打氣,“你不去救治病人,病人就沒有希望。你不去治,誰去治呢?”

這時的新中國,醫療實力還十分薄弱,懂得現代醫學的醫生,數量十分有限。這小小的壽縣,就是祖國的縮影,而趙雅度那一刻的決定,竟也成爲他此後一生的預言。

發聲

結束淮河救災再回到北京,趙雅度再次接到一個通知。本應被分配工作的趙雅度被留在了學校。一個禮拜後,外科主任吳階平找到他,一番推心置腹的談話隨即開啓。由於中國沒有神經外科,衛生部請到蘇聯基輔神經外科研究所所長阿魯秋諾夫和在天津的趙以成教授,來培養新中國自己的第一代神經外科大夫,來填補中國神經外科的空白。由於趙雅度在淮河救災中的良好表現,他被選中了。

這無疑是一聲驚雷、一次冒險、一個需要付出全心全意去擁抱的決定。不興奮是不可能的,但隨之而來的是“我行嗎”這樣的終極拷問。1954年,年輕的趙雅度只有25歲,他即將登上宏大的人生舞臺。此時,放眼全國,能做腦部外科手術的醫生,僅有四五人。神經外科是什麼?沒人懂。大家只是模糊的知道,這門學科的發展,一定離不開物理學、放射學、計算機學、生物學等衆多現代學科。

不曾想,很快,蘇聯專家也離開了,只剩下趙以成教授一人,每週來京一次進行教學。被現代醫學發達國家孤立的新中國,無處取經、有道難尋,千斤重擔,全落到趙雅度一行人的身上。儘管孤立無援、前路黯淡,但他們仍毫不猶豫,匆匆啓程。

浪潮

趙雅度首要攻克的腦部疾病,是腦瘤。在中國發病率超過萬分之二,半數患者爲惡性,一旦罹患,便是滅頂之災。外科手術摘除腦瘤,被視作唯一的“希望”。

當時的檢測手段很少,甚至有這樣一句話廣爲流傳,“診斷難死人、手術累死人,效果氣死人。”往往醫生們討論得非常充分,分析得也很透徹,但是打開頭顱之後,根本找不到腦瘤。

在上世紀二十年代,一種能夠看到大腦病變,略顯粗暴的方式已經出現了,這就是——腦室造影術。醫生需先在患者頭顱上鑽孔,穿刺腦室一角,放出腦水再注入空氣,通過空氣變化來觀察顱內哪裏出了問題。之後,通過腰椎穿刺注入空氣的氣腦造影術也被髮明出來。這兩項技術,是人類窺探大腦深處的起點,是了不起的發明,也是中國神經外科最先掌握的檢查手段。

但問題也應運而生。兩種造影術都會造成病人的巨大痛苦,頭疼得厲害,甚至噁心嘔吐,大夫也很着急,生怕氣打進不去。趙雅度並不知道,同一時期,一項新的診斷方法已經問世,它被稱作腦血管造影術,醫生將造影劑注射進患者腦部的毛細血管處,在腦部形成陰影,從而使得顱內病變的診斷更爲清晰可見,對腦血管畸形、動脈瘤、腦血管栓塞等腦血管病也將發揮着更加直接的臨牀作用。但直至28年後,通過一本外國書籍的記載,趙雅度和他的夥伴們才恍然大悟,如獲至寶。

已晚了近30年,說什麼也不能再等了。趙雅度和當時年長於他的王忠誠,開始衝刺一般嘗試腦血管造影術。第一張國人腦血管造影圖,共計用時六個小時,這成爲中國神經外科發展的標誌性事件。之後,中國神經外科的開顱手術從探查真正走向了治療。

但鮮爲人知的是,當時的情況,是根本沒有防護材料,只有普通的鉛衣,每照一次相,醫生就要喫一次射線。當年,很多老一輩的神經外科醫生爲了腦血管造影術,很長一段時間白細胞都上不來。但人的命要想救,這個坎就必須要跨!

澎湃

中國神經外科的成長是迫切的。1958年9月,宣武醫院落成,趙雅度一行人,再次遷往新的戰鬥堡壘。隨後的1960年3月9日,我國第一個神經外科研究所的成立,標誌着神經外科開始以臨牀爲依託,進行轉化醫學研究。白衣執甲的他們大膽破局,做出許多堪稱開拓性的重要嘗試——在國內提出重型顱腦損傷的綜合治療方法、開展手術治療頑固性癲癇、高血壓腦出血外科治療、腦動脈瘤直接手術、腦動靜脈畸形切除。在當時極其簡陋的條件下,趙雅度每年能完成20餘例動脈瘤夾閉術,這讓外國醫生根本無法想象。

更多時候,神經外科所顯露的面目並不友善,它是醫學中最年輕的,也是最複雜的一門學科。“年輕”,意味着更多手術禁區的存在,“複雜”則意味着腦深部病變、腦幹腫瘤、脊髓髓內腫瘤這些陌生的詞彙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成爲世界神經外科的頭號難題。在這樣的現實面前,年輕的中國神經外科也必須翻過那憂傷的一頁,直面最爲疑難的挑戰。

趙雅度年少時愛好工科,希望實現“工業救國”的抱負。當步入醫學大門的一刻,他清楚,要叩問生命,繞不開最拙樸的辦法,也必須付出能夠付出的全部。常人無法想象,進入神經外科之後,趙雅度平時就住在醫院,只在週末時回家洗個澡,晚上還要趕回來。這一住,就是20個春夏秋冬。在這20個年頭裏,他一心撲在醫學上,甚至連自己的孩子多大了,都搞不清楚。

他說,“一個目的,就是要把神經外科學好,搞好,這樣才能夠把病人治好,才能夠不辜負國家對你的期望,就這麼一個想法,很簡單。”

迴響

1976年,經多方努力,北京市正式立項建設顱腦外科專科醫院。1980年,新院開始興建,並改名爲北京天壇醫院。1982年5月,趙雅度所率領的神經外科遷入尚未完全竣工的北京天壇醫院。與此同時,中國神經外科開始有機會走出國門,向世界貢獻一點來自中國的看法與經驗。

1981年,趙雅度走出國門,在意大利的神經外科年會上,讓國際同行第一次看到了中國醫者的面孔。他所帶去的交流題目,爲北京神經外科研究所腦瘤治療統計,四千例的數字,震驚了在場的所有人。

1919年10月,美國外科醫師學院宣佈神經外科成爲一門獨立的外科專業。35年後,中國共產黨將發展神經外科列入科技強國的宏偉框架,中國醫學需要現代化,新中國需要健康強大的主人公。如今,一個甲子過去了,中國神經外科已站在世界神經外科前列,並率先解決世界多項神經外科難題。

儘管前路艱難,但出發時的腳步聲,早已發出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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