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美國稅改迷局：加稅增收並不容易

需要多方位、多層面地對美國預算案的審議過程予以觀察，複雜繁瑣的審議過程也折射出民主黨與共和黨之間的利益爭奪。

美國衆議院籌款委員會於今年9月13日公開一份有關稅收改革措施的立法建議草案（下稱“衆院草案”），這一草案是針對拜登政府在3.5萬億美元預算框架中提出的稅收改革措施（下稱“拜登稅改”）而提出的修改議案。

總體而言，衆院草案是一份“瘦身”的稅改方案，儘管幾乎全部保留了拜登稅改的措施建議項目，但大幅縮減了加稅幅度，對拜登稅改中比較“激進”的部分進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正，重要目的之一是要爭取共和黨的支持，以便使議案能夠順利通過。美國國會對預算案的審議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過程，參衆兩院的各個委員會都會相應提出建議草案，比如美國參議院財政委員會主席懷登於今年8月25日提出美國國際稅收規則改革建議草案，於9月10日提出關閉允許美國富人和大型公司利用合夥公司進行過度避稅的立法建議草案。因此，需要多方位、多層面地對美國預算案的審議過程予以觀察，複雜繁瑣的審議過程也折射出民主黨與共和黨之間的利益爭奪。

對大型公司的加稅建議

衆院草案提出分級累計的公司所得稅稅率，會形成公司所得稅的稅矩差。對於公司在一個納稅年度賺取的第一個40萬美元所得（及以下）適用稅率18%，所得在40萬至500萬美元之間適用稅率21%，所得超過500萬美元適用稅率26.5%，而不是之前拜登稅改方案提出的28%，從事個人服務業務的公司不適用累進稅率。衆議院籌款委員會的這一建議，意圖既考慮扶持小公司的需要，對年所得不超過40萬美元的小公司，稅率不升反降；對於規模中等水平的公司，年所得在40萬至500萬美元之間，適用21%的稅率保持不變；而僅對大型公司，年所得在500萬美元以上，將適用稅率提高到26.5%，體現出對那些利潤豐厚的大型公司加稅的初衷。

拜登稅改方案提出對美國的“全球無形低稅所得規則”（GILTI）進行改革，最低稅稅率由現行的10.5%（名義稅率）提高到21%，衆院草案對此沒有給予完全支持，衆院籌款委員會在草案中提出將最低稅稅率設定在16.5%，並且要分國別適用GILTI規則，原先在計算GILTI時允許扣除的10%“合格經營資產投資額”（QBAI）降爲5%。

2017年特朗普稅改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參與免除”，對此，衆院草案也提出修改建議。2017年特朗普稅改規定，在持有外國公司超過10%股權的前提下，母公司收到的股息可以獲得100%的免稅待遇，這一點是對2017年之前美國執行全球納稅義務的重大改進，是朝着地域稅制原則邁出的重要一步。衆院草案提出，只有在外國公司構成母公司的受控外國公司（CFC）的前提下，母公司收到的股息纔可以享受100%免稅待遇。

對美國富人的加稅建議

衆院草案不是處處與拜登稅改方案相違，也有一些地方與拜登稅改方案相吻合，甚至有一些建議超出拜登-哈里斯政府的預期。例如，衆院草案提出將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由現行的37%提高的39.6%，這一邊際稅率適用於應稅收入超過45萬美元的已婚個人、應稅收入超過42.5萬美元的戶主、應稅收入超過40萬美元的未婚個人、應稅收入超過22.5萬美元的已婚個人，以及應稅收入超過12500美元的不動產和信託基金。另外，衆院草案提出對個人所得超過500萬美元的部分徵收稅率爲3%的附加稅。拜登政府原先希望增加的遺產稅和遺產中對資本利得的徵稅，沒有包括在衆院草案中；對於拜登稅改方案提出的完全消除有利於投資基金經理的附帶利息稅收優惠，提出了附加條件，而不是完全取消。

衆院草案提出將資本利得的最高稅率從現行的20%提高到25%，而拜登稅改方案則建議更高的稅率，使其與工資收入的最高稅率相匹配。衆院草案沒有直接增加遺產稅，但是對於遺產處理的方式做了重新規定，對遺產免稅的各種渠道做了更嚴格的限制。

衆院草案在是否向美國國稅局（IRS）增加預算投入以加強稅收執法的事項上高度一致，同意向IRS提供額外的800億美元，以全面提升國稅局的稅收執法能力，打擊逃避稅行爲，以增加稅收收入。從2010年到2019年的10年間IRS累計減少預算投入約20%，這導致IRS缺少足夠的資源和能力來對抗“裝備精良”的某些大型公司和美國富人，他們可以獲得精通業務的律師、會計師、稅務師的外部專家支持。

國會稅收聯合委員會估計，衆議院籌款委員會提出的草案將在未來10年內增加稅收收入約2.1萬億美元。這還不包括向IRS增加投入、IRS增強稅收執法能力而增加的稅收收入，國會預算辦公室（CBO）此前估計IRS加強稅收執法強度將在未來10年增加稅收收入約2000億美元。籌款委員會做出最理想的估計，通過加稅增收，以及降低處方藥價格、未來10年經濟增長所增加的稅收收入等多方面的“籌錢措施”，籌款委員會提出的草案能夠覆蓋3.5萬億美元預算開支，這顯然是一項雄心勃勃的計劃。

加稅增收並不容易

需要指出的是，衆院草案是由民主黨提出的，共和黨議員對草案中的大部分條款持保留意見或者直接反對，議案通過並不會那麼容易。因爲今年8月11日參議院通過的3.5萬億美元預算框架，是以50票對49票的微弱優勢通過的，這也是一條涇渭分明的黨派畫線，所有共和黨參議員均投票反對。可想而知，在這個預算框架下的稅收改革建議，必將遭到共和黨議員的反對。並且，民主黨想要通過議案，必須保持黨內團結，必須爭取民主黨內那些對稅收改革建議持溫和態度議員的支持，這也是爲何衆院草案雖然保留了拜登稅改的內容框架、但是修正了某些顯得過於“激進”稅收改革建議的原因，其目的與其說是爭取共和黨議員的理解和支持，不如說是爲了保持民主黨的黨內團結，以保持票數的優勢地位，這是民主黨可以利用“預算和解規則”、以簡單多數通過議案的唯一途徑，否則，如果採用“冗長辯論規則”民主黨的議案將幾乎不可能被通過。

民主黨與共和黨的執政理念不同，拜登政府完全拋棄特朗普政府奉行的涓滴經濟學，不認爲給富人減稅可以使得底層民衆獲得更多就業機會和收入，主張通過向富人和大型公司加稅增收來減少貧困、增加就業和緩解社會矛盾，這是拜登政府提出3.5萬億美元預算框架的出發點。但是，向美國富人和大型公司加稅並不那麼容易，也沒有那麼簡單。比如，對國際稅收部分的修改建議，2021年9月10日美國參議院財政委員會高級成員科睿普和美國衆議院籌款委員會高級成員布蘭迪聯合發表聲明，對拜登政府利用與OECD的談判結果來迫使美國國會對美國稅法做出相應的改變，表示嚴重關切。這兩位重量級議員都是共和黨人，他們認爲以美國財政部與OECD就全球最低稅的談判結果要求國會修改法律，是“侵犯國會制定美國稅收政策的權力”，這是對國會的施壓，是對國會立法權威的侵犯。

比預算和稅收改革還要緊急的事項，是提高美國政府債務上限的問題。參議院民主黨領導人舒默向參議院的共和黨議員施壓，要求他們支持提高債務上限。舒默稱，債務上限暫停期限內發生的債務增加，是上一屆共和黨政府執政期間發生的，因此共和黨議員有義務也應該同意提高債務上限。最近一次的債務上限暫停期限是自2019年8月開始至2021年7月結束，特朗普政府在其執政期間內新增聯邦政府債務超過5萬億美元。美國企業界也對債務上限問題憂心忡忡，2021年9月15日“美國企業圓桌會議”主席致信國會領導人，指出如果不能提高美國聯邦政府債務上限將會引發美國經濟和社會的危機，對美國的經濟增長、創造就業機會和金融市場構成不可接受的風險，而這場危機本可避免；此外，如果美國的政府信用因此而惡化還會導致聯邦政府的借貸成本永久性上升，同時也會提高美國公司的借貸成本。美國企業圓桌會議的成員包括沃爾瑪、百思買、通用、蘋果 思科、強生等大公司，它們以及它們的上下游供應商的擔心估計可以推動國會議員們加快債務上限的討論，但是究竟可否在10月中旬的最後期限就債務上限達成解決方案，仍舊尚未可知，目前看，美國聯邦政府關門和債務違約的風險仍舊存在。

（作者勵賀林系天津商業大學會計學院院長、教授，姚麗系天津理工大學管理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