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东北调研:正在缓慢振兴,高端产品进口替代或许是条出路

国庆节前,笔者参加一调研组到辽宁进行调研。从辽宁的情况看,并不是一些媒体唱衰东北所谓“投资不过山海关”“东北衰落”的景象。辽宁民营企业的发展和专精特新企业的发展在全国已处于中等水平,虽然这与辽宁应当达到的水平还有很大差距,但这至少说明东北正在缓慢振兴。

东北正在缓慢振兴

首先,辽宁民营经济的活力正在焕发,民营经济在辽宁一些地区得到了较快发展。例如,鞍山民营经济呈现“五六七八八”的特征,民营经济贡献50%以上的规上企业劳动就业、60%以上的GDP、70%左右的投资、80%左右的税收,80%以上的企业数量。鞍山民营企业贡献的税收比全国平均水平高30个百分点。营口每年新增市场主体4.5万户,民营经济占本地区GDP比重的81%,财政收入的71%,都比全国平均水平高20个百分点。从辽宁民营企业进入2020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的名次看,辽宁有8家,排名第14位,排名在江西、湖南、安徽、山西、陕西之前。

从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的全国城市排名看,大连和沈阳都进入全国城市前20名。大连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54户,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数量在全国排名第16位,排名在杭州、南京、武汉、济南、福州等城市之前。沈阳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52户,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数量排名在杭州之后,南京、武汉、济南、福州等城市之前。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辽宁各地涌现出一批在不同产业领域居国内领先地位的高科技或专精特新民营企业。比较有代表性的:沈阳的拓荆科技,国内唯一的半导体薄膜沉积设备制造商。大连光洋集团,旗下科德数控的高端五轴数控机床及其数控系统,打破了国外对高端五轴机床的垄断,其产品不仅在火箭、导弹、航空发动机、战斗机、舰艇、大飞机的关键零部件加工上发挥作用,而且在新能源汽车、精密模具、高端医疗器械制造方面实现了民用高端应用。鞍山的聚龙股份,国内领先的货币安全运营及数字化管理解决方案供应商,也是行业内首家深圳创业板上市公司,纸币清分机国内市场占有率第一。在国际市场上,聚龙股份成为国内第一个以自主知识产权产品通过欧洲、俄罗斯、克罗地亚、南非等国家中央银行测试的企业,成立了5个海外办事处,主导产品已经出口到欧洲,印度,沙特等国。

辽宁省在转变政府职能,优化营商环境,大力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方面也有亮点。大连优迅科技就是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该公司成立于2017年,是专业从事高端光器件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的企业,主要产品面向光通信和光传感两大领域,终端应用场景涵盖4G/5G传输网络。优迅科技已获评2021年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该企业落地大连之初,曾有多地争取其落户外省市。该企业提出希望在大连中心城区落户后,大连高新区拿出一块可转为商业用地的原工业用地,并按工业用地价格提供给该企业,为此大连至少损失了6000万元,高新区又为该工厂建设补贴1500万元。目前国内高端光器件市场美国企业占据99%以上的市场份额,优迅科技打破了国外垄断,进入高端光器件市场,未来有广阔发展空间。

辽宁的问题在于国有经济比重高,而国有企业改革没有实质性进展,特别是竞争性行业中的国有企业缺乏活力正在延滞东北振兴的步伐。辽宁的机床行业就是这样。

辽宁省曾是中国机床工业的重镇。沈阳机床厂、大连机床厂当时是机械工业系统机床行业的排头兵。沈阳第一、第二、第三机床厂,大连机床厂都是“一五”期间,由机械工业部管理的国营重点企业,当时全国18家机床行业的重点国企(号称“十八罗汉”)辽宁就有4家。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制造业井喷,沈阳机床集团迎来了黄金发展期。作为中国机床业“领头羊”的沈阳机床集团,2004年并购了昆明机床厂,盲目做大,试图垄断车床、镗铣床市场;2005年,再并购德国希斯,试图通过购买数控机床高端技术,实现产品升级,但高端数控机床技术是买不来的。2007年,沈阳机床营收突破百亿;2011年,以180亿元的销售额登顶全球机床行业第一。但不掌握高端核心技术的销售额第一是极为虚弱的。2018年,沈阳机床集团负债202亿、负债率达99.26%;2019年再度巨亏50亿元,沈阳机床集团不得不接受破产重整。大连机床厂也经历了类似命运。最后,由央企通用技术集团重组了这两个辽宁的国有企业,资产至少缩水80%。但央企通用技术集团没有、也无法解决沈阳国有机床企业活力的问题。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是,成立于1993年的民营企业大连光洋,从工控产品做起,有所积累后,开始机床数控系统的研发,从高端的五轴数控机床切入,自主研发五轴数控系统和高端数控机床,目前已经成为国内数控机床行业最具市场竞争力和发展引领力的龙头企业。然而,辽宁省似乎没有认真深入总结辽宁机床行业发展的经验教训,剖析国有企业缺乏活力的深层原因,进而推出深化国企改革有效举措。

高端产品进口替代是高质量发展的表现形式

目前辽宁进一步发展面临的问题,与1970年代初发达国家面临的问题有许多类似。当时,发达国家制造业靠专业化生产线和低技能劳动者大规模生产标准化产品的生产方式(即所谓福特主义),在1970年代初受到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严重冲击。因为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的技术知识含量低,对管理水平的要求低,容易复制,后发国家和地区靠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能够与发达国家进行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的制造业转向生产技术含量更高、更多样化的装备、部件、器件,更多样化的产品,并不断创新出新产品、新技术。例如在机床行业,你可以大批量生产两轴、三轴的各类机床,他开始销售两轴、三轴的数控机床。你能够制造两轴、三轴的数控机床,他开始销售五轴联动数控机床。你能够制造五轴联动数控机床,他制造数控机床的可靠性(故障率低)、加工精度(达微米级)、复杂曲面的加工能力已经比你高几个数量级。

中国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经过近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已经在钢铁、汽车、机床、彩电、冰箱、手机等产品的生产上,靠大规模生产方式实现了进口替代,各类产品的产量均占据了世界第一的地位,而且很多产业还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但另一方面,高质量钢材、超高精度机床、高精密度仪器、半导体加工设备、高性能材料部件器件等,中国仍严重依赖进口。在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需要进行第二次,或者说高端产品进口替代,解决“卡脖子”问题,并且在某些领域实现超越。辽宁曾是中国工业的重镇,制造业人力资源雄厚,有多所高水平大学和研究院所,应当在中国高端产品进口替代中发挥重要作用。

但中国进行第二次进口替代涉及的高端产品,一般不是大规模生产的产品,而是一些市场规模较小、专门化程度更高的专精特新产品、材料、部件或器件。如果第一次进口替代主要是引进国外或由外国专家设计的生产线,用廉价劳动力进行大规模生产;第二次进口替代则更要靠自主研发,自己制造大部分依赖进口、或进口后使用受限、或根本不允许对华出口的产品、材料、部件或器件。例如,高端数控机床,飞机起落架的超高强度钢,钛铝合金涡轮叶片,高端光器件。研发制造这类产品不会对GDP做出很大贡献,但会对建设制造强国和实现高质量发展做出实质性贡献。第二次进口替代在某种意义上是高质量发展或产业升级的具体表现形式。高端产品进口替代不是搞自我封闭,而是在高端市场上进行企业能力的竞争,实现高质量发展。

但第二次进口替代产品的市场规模通常比较小,产品初期的市场销售额一般仅在几亿元或十几亿元水平,而自主研发的时间长、市场风险高。目前主要是民营的专精特新企业或高科技企业进入该市场,例如前面提到的大连、沈阳的一些民营企业。由于研发高端进口替代产品的市场规模小、风险大,“做大做强”的国有企业很少在自主研发上进行高强度投入,更不用说在高端进口替代产品的小市场上进行冒险投入。不过,沈阳机床确实在自主研发数控系统上进行了高强度投入,并研发出“i5”数控系统。

2007年,沈阳机床开始自主进行“i5”数控系统开发。“i5”是智能(Intelligent)、互联网(Internet)、集成(Integrate)、工业(Industry)和信息(Information)五个英文字母的缩写。“i5”一般是指“i5”数控系统,“i5”数控机床是搭载了“i5”数控系统的数控机床。沈阳机床“i5”数控系统研发的直接投入约30亿元,总投入约100亿元。2014年,沈阳机床正式推出“i5”数控机床。有学者声称:“i5”数控系统走在德国“工业4.0”的前面,它是德国“工业4.0”的榜样,也是世界上实现生产工具智能、互联的先驱产品之一。

但“i5”数控系统应用仍集中在两轴、三轴的通用低端机床产品,并未进入高端数控机床市场。有调查表明,中国数控机床进口数量在2011年到2017年期间一直维持在1.2万台左右;进口数控机床平均单价为22.4万美元,而出口数控机床平均单价仅为2.9万美元。“i5”数控机床没有改变中国数控机床在可靠性、加工精度、复杂曲面加工能力上与德、美、日数控机床的巨大差距,没有能力进行高端产品进口替代。如果“i5”数控机床在可靠性、加工精度、复杂曲面加工能力上与德国机床仍存在巨大差距,而在智能、互联方面走在德国“工业4.0”的前面,这种自主研发并没有多少价值。

“i5”数控系统的另一个问题是,它只能用在沈阳机床自己的数控机床上,主机厂自己开发的数控系统很难被其他主机厂采用。为扩大“i5”数控系统的市场份额,2014年沈阳机床成立了金融业务板块,同时推出金融租赁服务。据2021年9月的一篇报道,“i5”数控机床一共出厂了大约2.5万台,其中大约一半直接卖给了客户,一半卖给自己用来租赁。这种通过租赁扩大“i5”数控系统市场份额的做法,无疑了增加沈阳机床债务负担,并成为其被重组的重要原因之一。

辽宁在中国第二次进口替代中应发挥排头兵的作用。因此,辽宁的发展方式,特别是沈阳和大连,主要不应按过去的“招商引资”方式来推动发展,而应围绕辽宁的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扩展产业链,扩展出更多的互补品,形成相互依存的生态网络。这需要辽宁省在转变政府职能,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再上一个新台阶,要提高培育高新技术产品生态网络的专业能力;同时需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建立起国有企业能够在高端产品进口替代(即实现高质量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体制机制和企业组织模式。

在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方式也应进行调整,应把各省市,特别是特大城市(大都市区)在第二次进口替代上的贡献作为更重要的考核指标,而不是简单一律的GDP指标。因为特大城市(大都市区)是进行高端产品进口替代的平台,这里存在专精特新企业的生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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