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专访暨大新传院长支庭荣：现已到了无视频不传播的时代

10月14日，市县级融媒创新运营峰会暨《中国媒体融合发展报告2021》蓝皮书发布大会在北京国际饭店会议中心举行。会上，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支庭荣进行了《中国媒体融合发展报告（2021）》的发布及解读。

据悉，蓝皮书由总报告、综合篇、省域篇、评价篇和借鉴篇五部分组成。总报告部分，着重概括了中国媒体行业进入生态融合阶段的新热点、新突破、新思考和新路径。今年的《中国媒体融合发展报告（2021）》已经是该蓝皮书系列的第12本。

新京报记者专访了参与今年蓝皮书报告撰写的支庭荣教授，了解近一年来媒体融合的特点、困境及发展趋势。

各级媒体在智能技术开发或落地方面争先恐后

新京报：最近一年，媒体融合呈现出哪些新特点？

支庭荣：我国的媒体融合在遭遇新冠疫情等风险挑战的环境下，稳中有进，稳中有升，稳中有亮点。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从计算机、互联网行业扩散到主流媒体，创新应用层出不穷。从新闻生产的全流程，都可以看到人工智能的痕迹，人工智能在追逐媒体。新华社等央媒领先一步，与企业联手开发出“媒体大脑”的各种版本。媒体装上大脑，就像梦想插上翅膀，意味着媒体在主动地追逐人工智能。此外，各级各类媒体在智能技术开发或落地方面争先恐后，这是一个全行业的现象，包括广电行业、影视制作行业、短视频行业，纷纷谋划智能驱动。

现已到了无视频不传播的时代。虽然文字依然是最基础的交流工具，但是，正如头部的视频平台的崛起所揭示的，视频成为好玩的、有趣的内容的最佳载体，也成为严肃内容必备的表现形式。除了电视行业理所当然地成为视频行业的生力军之外，纸媒纷纷转轨做视频。新京报的“我们视频”，南方都市报的“N视频”，都是其中的佼佼者，这意味着视频是媒体行业的风口。

另外，各级各类媒体参与社会治理势头不减，与各地的文明实践中心渐成互动互通之势。在地方网络问政、数据治理、网格化管理等方法手段建设，以及抗疫防疫、扶贫攻坚、乡村振兴等关键任务方面，扮演重要角色。社会资源配置更加合理，社会适应力进一步增强。媒体越来越成为社会的一部分、社区的一部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媒体不仅仅是信息的入口，也可以成为生活的入口。特别是客户端类媒体，有这方面的潜力。

新京报：这段时间以来，主流媒体的表现如何？

支庭荣：主流媒体的表现是非常亮眼的，从媒体融合进程来说，延续了过去八年来中央明确提出媒体融合要求之后的发展轨迹，没有停顿下来，而是继续向前，一边抗疫防疫，一边自我突破，取得了新业绩。

从融合成效来看，内容融合方面，持续打造优秀的全媒体产品；塑造时代典型方面，获得了很多现象级产品；技术融合方面，力度更大、形式手段创新更多，技术能力继续提升；平台融合方面，绝大多数主流媒体实现了一次采集、全介质传播；渠道融合方面，与商业平台互联互通有所加深，通过“两微N端”实现了更广泛的用户覆盖；经营融合方面，跨部门的经营活动、破界出圈的努力，取得了回报；管理融合方面，打通了内部考核体系，运行更加顺畅丝滑。

总体来说，主流媒体在媒体融合方面的成绩，看得见。主流媒体目光更加坚定，身段更加柔软，脚底更加有力。

新京报：近一年来，我国的媒体融合有哪些成就？

支庭荣：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首先是融出了新生态，表现在媒体广泛地将“新闻+政务商务服务”模式加以灵活运用，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机理与表征，或者在政务板块深耕，或者在商业市场开掘。有的顺应网红经济试水带货直播，有的孵化自己的产业链，有的将智库写在行动方案中，结合资源禀赋，各展所长。生态融合逐渐形成，新闻与服务、事业与产业互为犄角。

其次是融出了正能量。各类媒体运行机制的内卷化、碎片化大幅度改善，破界出圈，拒绝内卷，拒绝躺平，表现了中国主流媒体愈挫愈奋的精神风貌。

还有，融出了真功夫。新兴和传统媒体各部门狠练内功，组织机构内部整合不断推进，更具柔性，动能更足，人员的流动性加强，绩效考核办法渐趋统一，组织活力得到彰显，展现了无限可能。

新京报：每年的媒体融合先锋榜排名有什么标准？

支庭荣：《中国媒体融合发展报告2021》中的中国媒体融合发展先锋榜的榜单，是采用专家意见法（德尔菲法）进行评价的，特点是定性和定量相结合。不采用、不征集自我报告的数据，而是由课题组根据大调研情况，采集、比对公开数据。首先，基于创新力、传播力、影响力三个维度，形成一个初始数据库。再委托专家委员会进行背靠背式的评价和推荐，形成排行榜提名榜。最后，综合专家的进一步反馈，形成排行榜终榜。

未来媒体融合存在取得更大突破的空间

新京报：去年的《中国媒体融合发展报告》显示，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差距在持续扩大，目前这种差距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

支庭荣：中国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差距，其实是大大地缩小了。因为绝大多数的“传统媒体”，都在向新媒体的方向上转型，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新媒体的影响，都是转型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新媒体，或者说，都新媒体化了。新旧之分，不再那么明显。

另一方面，中国的主流媒体与商业平台之间，差距也在明显地缩小。原因之一是互联网平台上的垄断现象受到了有力的约束。互联网平台的粗放式增长、野蛮生长的时代结束了，内涵式发展、提质增效的时代到来了。主流媒体在技术上补齐短板、内容上保持优势快速变革的态势下，加速完成了各项准备。主流媒体或许在经济效益上相对于互联网平台处于劣势，但在最重要的社会效益上，主流媒体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新京报：目前，媒体融合进行到哪一阶段了，存在哪些问题、困境或者挑战？

支庭荣：目前，媒体融合已经从表层融合进入了深度融合阶段，从物理融合和化学融合进入了生态融合阶段。媒体融合是一个持续进行的变革，若从必须完成的任务来讲，均已完成了启动和加速，正进入一个从与时代跟跑到并跑、领跑的阶段，处于一个并线超车的阶段。

媒体融合要做得好，取决于五个到位。首先是认识到位。对于媒体融合的重要性，及其方向、路径有明确的、深刻的认识。其次是决心到位。具有刀刃向内、自我革命的勇气和决心，而且上下同心、众志成城。再其次，动作到位。融合举措有力，改革方案可行，而且执行力强。还有管理到位，小到一家媒体，大到区域的或全国的媒体，能有机协调起来。在方向、节奏的把控上，张弛有度。另外，外部扶持政策到位，要充分有效地聚合来自党委政府、企事业单位的资源。

反过来说，媒体融合还存在问题的话，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媒体行业自身，自身是最大的变量，它也完全可以成为最大的增量。外部因素、风险挑战往往是给定的条件，媒体融合真正的瓶颈来自自我设限。比如，对于媒体融合，还有一些媒体对实现融合变革持一种将信将疑的态度，不能全心全意地投入。还有一些从业人员抱着一颗守成的心，在公益一类或二类这样的保护机制下，反而“雪拥蓝关马不前”。如果“五个到位”的要求实际上变成了“五个不到位”，就会制约媒体融合发展的进程。

新京报：你认为，中国媒体融合需要把握哪些方面的问题？未来的媒体融合有哪些新趋势？

支庭荣：对于中国的媒体融合来讲，最为重要的，是将先进技术与制度优势结合起来。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和引领，以及相应的市场变化、产品创新、体制机制的改革等，都是媒体融合进程中的关键点。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探索出一条进一步放大而不是约束制度优势的路径。

未来的媒体融合存在取得更大突破的空间。单从智能化来说，目前的人工智能应用，主要还是“弱人工智能”条件下的比较浅层的应用，未来的智能化将逐步地走向“强人工智能”，并能为媒体行业开发出专用型的、量身定制式的、不断细分的技术，应用于新闻生产分发的全场景。

同时，我们也期待在媒体组织维度上的新突破。包括出现更多的“新新媒体”。媒体融合不是某一家媒体的跨越、某一种形式的蜕变，它是全行业共同的潮流。

新京报记者 展圣洁

编辑 樊一婧 校对 吴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