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獨家專訪AIIB首席經濟學家：AIIB將加大氣候領域投資力度，推動亞洲綠色議程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鄭青亭 長沙報道  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以意想不到的方式使人類陷入二戰結束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由於疫苗接種不足、政策工具有限、債務水平高企，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正在遭受最嚴重的衝擊，並將在未來幾年都難以走出疫情影響。

多邊開發銀行在推動後疫情時代的綠色經濟復甦中有着怎樣的角色？全球經濟復甦勢頭放緩將帶來哪些新的挑戰？發達國家貨幣政策轉向可能對發展中國家造成怎樣的衝擊？基礎設施融資如何避免進一步增加東道國的債務負擔？爲了備戰下一場大流行，哪些短板亟需被補齊？

針對上述問題，10月18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簡稱亞投行）首席經濟學家埃裏克·伯格洛夫（Erik Berglof）在博鰲亞洲論壇全球經濟發展與安全論壇首屆大會期間接受了21世紀經濟報道的獨家專訪。

自2016年成立以來，亞投行一直專注於爲能源、交通和水利等行業的基礎設施項目提供融資。新冠疫情期間，亞投行在繼續堅守促進亞洲經濟社會發展使命的同時，積極行動並迅速調整了業務重點以適應不斷變化的資金需求。其於2020年4月成立了總規模爲130億美元的“新冠疫情危機恢復基金”（CRF），用以幫助成員緩解疫情爲它們經濟、金融系統和公共醫療等方面受到的衝擊。去年，亞投行還成立了以醫療和教育爲投資重點的社會基礎設施投資局。

“值得注意的是，我們現在有機會對基礎醫療進行投資。基礎衛生系統對於應對疫情的重要性已經被重新認識。”他說，“隨着時間的推移，希望在基礎設施項目中增加健康版塊的內容。”

據悉，亞投行的“新冠疫情危機恢復基金”可爲緊急公共衛生需求提供資金支持，例如投資緊急衛生基礎設施項目，疫苗融資，或是對受疫情影響的製造業等其他生產性領域提供融資。

多邊開發銀行在疫情下可以做什麼？

《21經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最新一期《世界經濟展望》中將2021年全球經濟增速下調了0.1個百分點至5.9%。你怎麼看當前全球經濟復甦的勢頭？這次微調是否充分反應了全球經濟正在遭遇的逆風？

伯格洛夫：我認爲，現在最值得關注的不是GDP增長的確切數字，而是發達經濟體與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不斷增長的差距。IMF在很長一段時間以來首次預測發達經濟體的增速將超過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這是一個非常戲劇性的變化，值得我們高度警惕，因爲這意味着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差距將被進一步拉大。在大流行帶來的許多變化中，不平等的加劇尤其值得被關注，特別是在疫苗分配方面。IMF在報告中指出，當前，全球經濟依然在復甦，儘管勢頭有所放緩，但最主要的問題是，增長的前景並不是均衡的。

另一件事值得關注的事情是，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羣體內部的分歧也在變大。有一些國家在面對新一波疫情時表現較好，並擁有足夠的可支配資源，但大多數國家要度過眼前的難關是非常困難的。

《21經濟》：在這種情況下，多邊開發銀行可以發揮什麼作用？

伯格洛夫：疫情之下，多邊發展銀行確實發揮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不僅是可以幫助更多有需要的國家提供疫苗融資，而且可以幫助發展中成員加強醫療衛生基礎設施的建設——這場疫情讓我們重新審視基礎衛生醫療系統的重要性。多邊開發銀行正在把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醫療緊急需求當作工作重點，因爲這些國家還沒有走出疫情影響。隨着新病毒變種的出現，這些國家不得不經歷新的疫情，這必須成爲我們工作的重中之重。除了疫情之外，我們還有其他需要應對的挑戰，比如向淨零排放經濟的轉型。在這方面，多邊開發銀行有責任幫助其成員加速綠色轉型，爲它們提供必要的融資和以及推進數字技術設施的建設。

《21經濟》：在這個艱難的時刻，多邊開發銀行如何能夠爲發展中國家提供更多長期投資，特別是如何鼓勵和動員私營資本進入發展中國家？

伯格洛夫：多邊開發銀行不僅可以提供資金，更重要的是，還可以幫助管理許多項目風險，亞投行等多邊開發銀行的加入，可以確保項目在採購政策、環境和社會政策等方面踐行高國際標準。當前，亞投行正在加快在氣候、綠色投資領域的投資。我們已經提出到2025年氣候融資佔比達到亞投行全部批准投資總額的50%，我們對實現這個目標非常有信心，去年，我們已經達到了41%。

《21經濟》：這確實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話題，因爲全世界都在討論如何更好地爲下一次大流行的到來做準備。但亞投行的專長似乎是在硬基礎設施方面，你們將如何擴展到軟基礎設施領域呢？在這個過程中需要合作伙伴嗎？

伯格洛夫：是的，這就是我們在做的。我們在衛生領域開展的項目都是有合作伙伴的，主要包括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我們與其他多邊開發機構的關係並不是“競爭”，我們尋求合作，共同發展。我們需要更多積極的合作伙伴，一起關注這個領域的資金缺口。

發展中國家債務問題應被高度重視

《21經濟》：根據IMF的數據，2021年，全球債務估計佔全球GDP的97.8%，這比一年前低了0.8個百分點，但仍然處於歷史高位。你對當前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債務水平是否感到擔憂？

伯格洛夫：我們確實應該關注這個問題，許多國家的債務水平都增加了很多。但同樣，不同國家的債務問題有很大差異。發達經濟體不僅體量龐大，還能調動大量的資金來應對疫情；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也盡力提供了大量的紓困措施，但現在造成的問題是債務水平顯著上升，大概增加了10%至20%，這個增幅比全球金融危機時要高得多。因此，對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來說，債務可持續問題比當時要嚴重得多。

作爲提供貸款的金融機構，我們必須對債務問題保持高度謹慎，以避免使我們開展業務的國家的債務問題進一步惡化。我們必須時刻關注我們的投資是否有助於東道國降低債務水平。通常來說，我們可以做到這一點，比如，我們投資的新能源項目降低了能源生產成本，這有助於增加政府預算收入。我的部門有相關專家專門研究債務可持續問題，並在這個問題上與IMF保持密切溝通。

《21經濟》：能否具體談談亞投行如何管理債務風險？會根據債務水平將各國分爲“紅色國家”、“黃色國家”和“綠色國家”嗎？

伯格洛夫：我們有一些評級。我們通常會遵循國家的官方評級，然後具體研究每個項目的風險，以及所在國政府的收支狀況。舉例來說，如果我們可以提高某國電力系統的能源效率，那麼隨着時間的推移，這將有助於增加該國政府預算收入。在很多情況下，初始投資很快就可以產生回報。所以，要重點關注這些項目對公共財政的影響是什麼。也許在過去，這更多是我們順便做的事情，但現在它變得非常重要。

另外，開展基礎設施項目的方式也很重要。如果你認真地做項目，你更有可能給政府創造收益。但如果一開始就在標準上有所妥協，沒有采用高標準的採購政策，那麼政府的採購成本就會高得多。在我們看來，採購規則可能是最有效的降低政府赤字的手段之一。我們必須確保項目的採購是有效的和充分競爭的，我們一直遵循國際高標準。

美聯儲貨幣政策轉向將帶來溢出風險

《21經濟》：現在大家普遍認爲，美聯儲將很快逆轉貨幣政策。怎麼看美聯儲政策調整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

伯格洛夫：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風險，可能是我們面臨的最嚴重的風險之一，可能造成很多發展中國家發生資本外流。但令人鼓舞的部分是，美聯儲等中央銀行已經意識到它們可能造成的影響，這與上一次發生縮減恐慌時非常不同。關於發達國家的貨幣政策調整，現在有更多的公開對話，包括何時停止量化寬鬆、合適開始加息，這有助於其他國家準備好政策工具，減輕受到的衝擊。

值得注意的是，過去，很多發展中國家都有大量以美元和歐元計價的政府外債，而如今要少得多，雖然有些國家的私營部門的外債有所上升。去年3月，我們看到了大量資金從發展中國家快速流出，但好在很快局面就出現了逆轉。不過，我們無法確定這一幕是否會重演。

《21經濟》：現在，亞投行已經可以提供一些本幣計價的貸款了，對嗎？在匯率可能發生大幅波動的背景下，發展中國家是否會對本幣融資有更高需求？

伯格洛夫：這方面可做的很多，因爲幾乎所有的基礎設施都可以產生以當地貨幣計價的收入。以當地貨幣提供貸款非常重要，否則就會造成我們所說的“不匹配”。這正是美元和歐元貨幣政策發生調整時可能造成的不穩定。我們需要提升本幣融資能力，以滿足成員的需要。因爲我們在大多數國家的貸款規模還不夠大，暫時還無法發放本幣計價的貸款。一定程度上來講換幣對沖會使得融資變得相對昂貴。我們希望與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銀行合作，通過發行當地貨幣的債券來給它們提供本幣融資。但是這需要一定規模的發行量，需要時間在市場上建立可信度。

銀行戰略堅定支持《巴黎協定》的宗旨與目標

《21經濟》：當前，我們距離實現《巴黎協定》目標還有一段路要走。多邊開發銀行在幫助發展中國家實現綠色轉型方面可以做些什麼？

伯格洛夫：無論是在減緩方面，還是在適應方面，我們都可以做很多事情。我們已經在大力推廣可再生能源，我們也可以爲提高能效做更多工作。在大多數國家，電力化可能都是降低碳排放最經濟的方式，我們將在這個領域做更多努力。我們已與很多多邊開發銀行一起承諾對標《巴黎協定》。這意味着我們所做的每個項目都要確保項目標準、投資方式與《巴黎協定》保持一致，比如，自成立以來，我們沒有給任何燃煤電廠提供過融資。此外，對於很多項目，我們現在必須更加認真地研究，因爲需要確保投資組合與《巴黎協定》保持一致。亞投行今年即將舉辦的年會上，我們也會宣佈相關目標。在與其他開發銀行的合作中，我們還希望建立能夠爲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提供氣候融資的機制，因爲這些國家需要大量的支持才能不在能源轉型中掉隊。

《21經濟》：中國已經宣佈不再新建境外煤電項目。你對此有何評價？這個決定對“一帶一路”倡議具有怎樣的影響？

伯格洛夫：這是一個非常受歡迎的進展，釋放出了非常重要的政策信號。要推動能源轉型，我們需要提前釋放的明確信號。現在，有些國家可能還需要煤電項目應對能源轉型中出現的一些問題，但不應該再新建新的燃煤發電廠，因爲這將成爲擱淺資產。我認爲，中國承諾不再在海外新建燃煤電廠，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爲這也會鼓勵其他發展中國家重新思考自己在減排方面的目標。對“一帶一路”倡議來說，這意味着“一帶一路”倡議致力推動更環保的項目，以實現更高的標準。這些積極的舉措將有助於確保“一帶一路”投資真正爲東道國服務，不會建設低於標準或很快被退役的基礎設施，更好的實現基礎設施建設與環境的可持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