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美國司法部今年啓動150項出口管制和制裁調查，中國企業如何應對？法律專家支招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王雪晴 深圳報道 10月21日，在以“新形勢下應對美國非通行合規要求的企業能力建設”爲題的研討會上，美國世強律師事務所華盛頓辦公室合夥人布賴恩·赫伯利格 （Brian Heberlig）透露，在制裁與出口管制執法方面，美國司法部今年啓動了150項公開調查，較前兩年大幅增加，其中70%涉及中國、伊朗、俄羅斯和朝鮮。

赫伯利格表示，美國司法部國家安全司專門負責出口管制相關的刑事起訴，美國檢察官辦公室也有相關權限，違反相關規定將面臨刑事起訴風險。處罰形式除罰款、強制賠償和沒收財產外，對個人還包括有期徒刑。

美國製裁企業都有哪些手段？

赫伯利格提到，拜登政府執政以來，美國司法部增加了公司執法資源，將此前隸屬聯邦調查局的工作小組納入欺詐犯罪調查部門，並旨在利用資產沒收達到“最大的破壞性效果”。

除了最嚴重的刑事處罰，美國製裁企業的手段還包括行政手段和民事處罰。世強所紐約辦公室合夥人大衛·斯特森（David Stetson）在研討會上表示，美國政府採取的行政措施包括：商務部產業安全局（BIS）開列的實體清單、財政部海外資產控制辦公室（OFAC）開列的特別指定國民清單（SDN），及其與國防部在特朗普政府執政後期新設的中國軍工集團清單（CMIC）。

民事處罰方面，世強所香港辦公室合夥人宋慧婷（Wendy Wysong）表示，美國政府越來越傾向於採取民事處罰和罰款的形式制裁中國企業，處罰金額也越來越大。除罰款外，還包括取消對美出口權利、向企業派駐政府合規員等措施。

她提到，觸發美國民事執法的因素衆多，包括銀行對可疑活動的報告，美國政府機構之間的信息共享，媒體或NGO報道，商業競爭對手（特別是美國對手）舉報，與美國政府合作的商業夥伴、客戶或供應商披露，心懷不滿的員工舉報等。

此外，美國可以實施管轄的連接點也極多，包括涉及美國人，美國管制的商品、技術、軟件、服務，直接或間接使用美國金融體系（含代理帳戶），在美國的營銷推廣行爲（包括使用美國服務器）等。

法律專家對企業的建議

世強所華盛頓總部及北京代表處管理合夥人黃迎表示，上述歧視性單邊規則對企業往往風險最大，適用的不確定性也很大，一旦發生，後果也最嚴重。對此，企業需要高度重視，認真瞭解可以選擇的合規武器，積極應對。

斯特森表示，企業如果被列入實體清單等上述清單，可以以認定錯誤，無法律依據，企業行爲、事實或其他情形發生改變等事由，向美國主管部門申請行政複議和解禁。在此過程中，可以尋求公司在美國利益相關方的支持。

除行政手段，企業還可向美國法院提出異議、申請初步禁令，或者基於案情，依據美國實體法或憲法規定，向法院提出永久禁令。

宋慧婷表示，由於美國出口管制規則比較籠統、模糊，相關部門的內部決策或對類似情形的處罰可能自相矛盾，但所有處罰都有溝通協商的空間，方法包括：證明公司建有完善的合規體系、違規事項只是孤立事件，或因規則改變，受罰行爲在當下已不再違規等。

宋慧婷強調，在溝通協商前，需要做好充分的對美信息公開準備，並做好因向查處部門溝通公開，其他有權部門介入調查的準備。同時還要考慮信息公開是否符合中國或歐盟法律要求等，在全盤周密計劃的前提下，通過溝通和信息披露，爭取達成一攬子和解。

對於刑事處罰，赫伯利格表示，因刑事起訴需要大陪審團認定存在犯罪意圖才能定罪，難度較大。檢察官往往會與被告尋求不起訴協議（NPA）、延緩起訴協議（DPA）、控辯交易（認罪不起訴）等和解協議。企業如果建立了有效的合規體系，或者配合調查，也能爭取寬大處理。如果進入庭審環節，陪審團需要遵循無罪推定原則、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據原則等。即便一審判定有罪，企業仍有上訴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