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穿過《魷魚遊戲》，走進“地獄韓國”

因爲它太不真實，也因爲它過於真實。

《魷魚遊戲》到底有多火？

發行23天后，全球超過1.32億家庭看過這部韓劇。

首播兩週內，語言學習軟件多鄰國的海外新學韓語用戶激增。

韓國大型超市魷魚近期銷量較往年暴漲約四分之一，全國的港口都在展開激烈的魷魚爭奪賽。

中國的義烏小商品市場也捲入了這場韓流文化的全球風暴，糖果色制服和黑色面具成了跨境爆款商品，各色訂單應接不暇。

我們爲何如此癡迷於這部韓劇？

《魷魚遊戲》的故事主線並不複雜。被鉅額債務逼至絕境的456名玩家以性命爲籌碼，加入一場基於童年遊戲的獎金爭奪賽。玩家們在混合童真與暴力的關卡中彼此廝鬥，直至最後一人生存獲勝，將456億韓元（約合人民幣2.5億元）獎金收入囊中。

將角色置於極限情境，對人性進行拷問也不是一個新鮮的主題。從好萊塢大片《飢餓遊戲》到日本漫改電影《誠如神之所說》，再到前幾年的國產影片《動物世界》，均帶有濃重的反烏托邦色彩。

但《魷魚遊戲》仍憑藉自己的獨特之處強勢“出圈”。

因爲它太不真實，也因爲它過於真實。

虛擬場景和魔幻現實

456人被圈禁在一處荒無人煙的小島。在這裏，殺人不受約束，道德反而是枷鎖。目光所及都裝有攝像頭。室內裝置既像監獄，又像兒童樂園。室外場所被彩色塗鴉的假畫板包圍，只有頭頂的一小方天空是真的。

和《楚門的世界》如出一轍的荒誕設定以及誇張道具和甜美色調的混搭，都給人一種強烈認知，這樣的超現實畫面在生活中不可能存在。

而將玩家們帶到這個真人鬥獸場的個體遭遇，卻是韓國社會的真實弊病。

脫北者金某表示，爲與家人團聚，她曾給過中介3000萬韓元（約合人民幣16.3萬元）。“錢被騙走了，至今沒能把孩子帶來”。

據韓國電視臺JTBC報道，渴望與孩子團聚的脫北者遭遇中介詐騙，多年積蓄被一卷而空；來自柬埔寨的外國勞工在工作時膝蓋破裂，卻從未得到僱主賠償；還有非法高利貸的受害者，他們被迫簽下空白保證書，按下手印，“只要有這個，你的人生就會完蛋。”劇中登場的每一個人物，都能在今天找到原型。

《魷魚遊戲》裏，負債累累束手無策、只能賭上性命殊死一搏的參賽者，似乎正是這些邊緣羣體的縮影。同時作爲背景的，還有一個更廣泛的問題：隨着貧富差距不斷加劇，超重的債務負擔已經成爲韓國社會的頑疾。

韓國家庭負債規模自有記錄以來節節攀升。根據國際清算銀行，今年的最新數字甚至超過該國的國民生產總值。而隨着經濟形勢惡化，韓國家庭部門的償還能力急速減弱。這讓許多人陷入困境，在階層跌落的邊緣苦苦掙扎。

“漢江奇蹟”不再，

“地獄韓國”顯現

韓國經濟於上個世紀60年代起飛，其增長規模令全球驚歎，被列入“亞洲四小龍”。

《魷魚遊戲》的主人公成奇勳成長於這個黃金年代，也見證了它的消亡。隨着2008年金融危機波及全球，下崗潮爆發，奇勳沒能躲過時代的滾輪。被裁員後，他先後開過炸雞店和小喫店，但都因經營不善倒閉，欠下一屁股爛賬，還染上好賭習性，只能靠當代駕和送快遞維生。

《魷魚遊戲》主人公成奇勳。

導演黃東赫表示，這個人物的設定參考了2009年真實發生過的裁員事件。他希望告訴觀衆，奇勳的遭遇有可能在任何人身上發生。當時，韓國第五大車企雙龍汽車陷入經營困境，公司爲削減成本計劃裁員超過兩千人，工會組織罷工抗議，示威活動持續了兩個半月。

《魷魚遊戲》上線後，親歷雙龍汽車裁員事件的李昌根說，自己從中“得到了莫大的安慰”，因爲曾經“同事們就是這樣生活的”。他們被解僱後，只能靠打零工餬口，許多人生活陷入窘境。根據高麗大學的一份報告，至少28名雙龍下崗工人或其親屬死於自殺或嚴重的健康問題。

在大流行仍未消退的時節，也有聲音指出，遭到防疫打擊的個體工商戶與片中人物的絕望處境如出一轍。許多人因爲資金鍊斷裂，店鋪面臨倒閉危機；還有人無法發放工資和繳清房租，像主人公一樣，四處借錢然後四處碰壁。

疫情以來，韓國至少有22名自僱人士在債務壓力下自殺。根據韓國小工商業者聯合會和全國個體經營者非常對策委員會統計的數據，僅在過去一年半時間，個體經營者累積的債務就高達66萬億韓元（約合人民幣3600億元），關閉的店鋪數量超過45.3萬家。

僅在過去一年半時間，韓國個體經營者累積的債務就高達66萬億韓元（約合人民幣3600億元），關閉的店鋪數量超過45.3萬家。

與此同時，韓國迎來就業寒冬。韓國經濟研究院的一份報告指出，疫情爆發前的2020年，韓國青年就業率就只有42.2%。疫情帶來的經濟衰退無疑將使問題進一步惡化。

梨花女子大學的應屆畢業生沈玟我就感受到了大環境的冷峻。她提到，因爲公司招人少，簡歷合格率大幅降低；加上海外留學生迴流，競爭更加激烈。“和朋友們聊天的時候，經常從頭到尾談的都是就業問題，”她說，“只有親自經歷，才能真的瞭解有多難。”

對於正在成爲社會中堅力量的年輕人來說，現實的不平等和未來經濟前景的黯淡令他們感到不安。他們在競爭教育的薰陶中長大，經歷過“漢江奇蹟”的父輩告訴他們，努力就會有收穫。

但原來的康莊大道早已被走成獨木橋，競爭更加慘烈，回報卻大不如前。《韓國日報》去年對千禧一代的一項調查表明，70.5%的受訪者都認同，沒有希望的“地獄韓國”已經成爲韓國社會的某種自畫像。

每次遊戲開始前，玩家們都要經過的糖果色樓梯。這似乎象徵着底層人士幻想往上攀爬的階梯，看似明亮，實則血腥。

在無望的上升通道掙扎

過去十餘年間，韓國經濟不平等的擴大造就了富者愈富、窮者愈窮的局面。夾在兩者之間的人也並不好過。中產階級規模年年縮水，往下跌落的比爬上去的多。

《魷魚遊戲》中，畢業於首爾大學的“精英人士”曹尚佑正是被這一鴻溝吞噬的犧牲品。他出生於沒有背景的“土湯匙”家庭，依靠自己的努力進入人人豔羨的“SKY大學”，畢業後順理成章進入大公司就職。這儼然已是一個成功故事，但他卻渴望爬得更高。自恃聰明的曹尚佑挪用公款投資期貨，結果押注失敗，跌入債務深淵。

和劇中人一樣夢想撬動槓桿、實現階級躍遷的，是大批不懼借貸投資的韓國年輕人。在大流行創紀錄的低利率和財政刺激帶來的流動性下，他們前赴後繼湧入金融市場和房地產市場，導致韓國一度出現青年借貸狂潮。

從機會主義的角度切入，韓國人借錢也要投資的理由並不複雜。韓國社會原有的上升通道競爭“濃度”早已超標，作爲普通人，在學校被“學閥”壓制，在職場被財閥擠壓已成常態，想要出人頭地，只有兵行險招。在一些人看來，股市和虛擬貨幣等高風險投資是他們打破階層壁壘、超越父母的最後風口。

貸款買房的邏輯也不外乎如此。疫情之下，全球樓市遭遇衝擊，首爾房價卻逆勢上漲。央行放水催化了行情，但恐慌性購房的背後，還是對房價未來繼續攀升的預期。文在寅上臺後，年年樓市新政，年年房價上漲。結果是：有產者變得更富，窮人距離買房目標更遠，咬牙“上車”的普通人簽下合約後，背上沉重債務。

根據韓國國家統計局數據，由於房地產和股票等資產價格飆升，2020年韓國收入上位圈前20%的平均身家高達11.25億韓元（約合人民幣612萬元），爲最底層20%收入者的166.64倍。

Youtube用戶以《魷魚遊戲》爲藍本自制的視頻《文在寅遊戲》。

《文在寅遊戲》與資本主義之惡

受《魷魚遊戲》啓發，有網友圍繞房價飆升、個體戶自殺、性別對立等問題，製作了名爲《文在寅遊戲》的系列短片，諷刺當前韓國民衆面臨的“生死考驗”都是由於本屆政府的奇葩遊戲設定。影片上線後好評如潮，引發熱議。

從一開始，導演黃東赫對《魷魚遊戲》的現實意義就毫不避諱。他說自己想寫的正是一個“關於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寓言”。他提到韓國社會對競爭的重視，以及資本主義對待失敗者的殘酷。但他想要人們記住那些失敗者：正如劇中所展示的，失敗者成奇勳也是在別人的幫助下，才得以走到最後。

回到《魷魚遊戲》。

當頭頂主角光環的奇勳贏得遊戲，回到現實世界，已是寒冬。母親在家中孤獨死去，無人知曉，女兒也早已跟繼父一起搬往美國。他懷揣鉅額獎金，卻失去生活意志，渾噩度日。

本季劇情最大的謎底也在結尾前得以揭曉。整場殺戮遊戲的操盤手正是所有選手中的001號，那個名叫吳一男的瘦弱老人。與奇勳再次會面時，他剖白了自己親身下場遊戲的動機：生命苦短，而有錢太無趣。

對此，仁荷大醫院的醫生宋浚豪表示，世人常常以爲金錢是所有問題的解決方案，認爲金錢可以買幸福，但這只是錯覺。“我在診室曾無數次看到像奇勳媽媽那樣的人。我向你保證，他們迫切希望的是關心和愛，而不是金錢。”

（作者系資深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