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避免了经济刺激带来的负面作用，并在这个过程中强化了结构性因素，使得经济在合理区间运行，基础牢固，结构优化。

日前，美国通胀长期化风险加剧，美联储等发达经济体央行有开始进行货币政策转向的可能，这不仅会影响美国国内金融市场，其溢出效应还可能对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市场产生冲击。

为应对疫情冲击，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实施了超宽松货币政策。而在此之前，西方学界认为持续的宽松政策是安全的，比如2008年次贷危机后美国实施多轮量化宽松政策并未引发通胀，日本长期执行宽松政策依旧走不出通缩压力，因此，负利率开始大行其道。

但是，美国经济在财政与货币政策刺激，以及疫苗接种等因素推动下，今年初以来快速复苏，也因供应链问题产生了物价上涨的现象，从最开始的二手车、住房等，到现在金属、原油、粮食、棉花等商品价格也大幅上涨。人们起初以为供应链问题可能很快缓解，但目前看，随着美国越来越多的人拒绝就业导致劳动力缺乏，供应链瓶颈与劳动力短缺产生的工资上涨压力会持久推动通胀压力，并改变消费者和商界的预期。再加上拜登政府急于推出庞大的基础建设法案，美国通胀风险越来越大。

基于此，美联储传递出很快就会缩减购债的信号，并将首次加息时点预期提前至2022年下半年。目前，全球已有近30家央行先后加息，范围涵盖亚洲、欧洲、美洲和非洲，欧洲央行、英国央行等其他央行也普遍强化了紧缩立场。

但是，与2008年开始发生的以美欧为核心的金融与债务危机不同，此次新冠疫情冲击的范围波及全球，而且主要是制造业与服务业运转受到影响，而非由某个特定市场的金融危机引发。因此，尽管美国实施了史无前例的宽松政策，但由于全球同时遭遇冲击，并未引发资金大规模流入新兴市场国家，因此，新兴市场面临的资本外流风险相对较小。不过，大规模的廉价资金主要流入了美国股市与大宗商品市场，大宗商品在供应链瓶颈与期货资金炒作推动下不断上涨，将通胀输入到大多数国家，使得很多国家已经早于美国开始收缩货币政策。

对于中国而言，在此次应对疫情过程中吸取了历史教训，采取了稳健的货币政策，避免大水漫灌导致货币政策进退两难，产生金融风险。2020年5月以后货币政策力度逐步恢复正常，今年已基本回到疫情前常态。也就是说，中国经济避免了经济刺激带来的负面作用，并在这个过程中强化了结构性因素，使得经济在合理区间运行，基础牢固，结构优化。

这大幅提高了中国经济应对美联储政策转向的能力与韧性。上一轮美联储采取退出政策时，中国正处于三期叠加的阶段，严格控制债务规模与房地产泡沫，经济增长存在一定压力，在美元指数快速升值后，正在推动汇率改革的中国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人民币贬值，以及资本外流现象。

现在，疫情期间流入中国的资金主要是通过购买人民币债券的途径，并且都是长期资金而非套利资本。再加上疫情期间，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构成了全球生产和贸易优势，在服务贸易逆差减少而贸易顺差增加的情况下，人民币贬值以及资本外流的可能性很小，甚至，中国在防疫方面的优异表现会吸引更多长期资本的流入。事实上，10月以来美元指数中枢升至94以上，但人民币逆势走强，说明市场已经给出答案。

相反，我们更需要担心的是美联储政策转向对美国资本市场的冲击。疫情暴发以来，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让美国股市受流动性支持而实现创纪录的上涨，楼市也出现过热的迹象。美国股市对货币转向的敏感性大幅提升，上一轮美联储持续加息至2018年的时候，股市就因无法承受而出现大跌，逼迫美联储停止加息。现在，美国资本市场可能因货币政策转向而出现动荡，这种动荡可能对中国市场的情绪产生传染效应并产生不利影响。

应当说，中国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就进行了前瞻性的布局，坚持底线思维，积极防范金融风险。因此，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不会对中国产生过大的冲击，中国需要关注的是美国通胀居高不下的风险以及美国金融市场潜在的动荡带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