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於玉泉山下、昆明湖畔的北京市六一幼兒院，前身爲成立於1945年6月1日的延安第二保育院，在迄今76年的歲月裏，走過了從革命時期的紅色“馬背搖籃”到現代化幼教基地、兒童樂園的滄桑鉅變，在中國乃至世界保教史上留下了一筆特殊的財富。

在北京市六一幼兒院的院史館裏至今都保留着許多珍貴的老照片和被稱爲“鎮館之寶”的木箱子。它們是珍貴歷史的見證，更是寶貴的精神財富。今天，丹丹帶大家一起走進北京市六一幼兒院，領略這些特殊的紅色印記，瞭解關於“馬背搖籃”的感人故事。

延安第二保育院

籌建延安第二保育院

1944年秋，抗日戰爭勝利前夕，延安大批幹部急需奔赴前線進行戰略反攻，延安的廣大幹部都積極要求到前線去。爲使一部分已經成家的幹部上前線打仗能少些後顧之憂，黨中央決定把這些幹部的幼小子女和之前從敵後方轉送到延安的革命烈士遺孤都託管起來。因此，決定籌建延安第二保育院。

當時朱德總司令和康克清同志對建院工作做了很多重要指示，並親自爲第二保育院選址，定在了延安城北的小砭溝，因爲這個地方特別開闊，陽光充足，便於孩子們活動，生長發育，到1945年6月1日，延安第二保育院誕生了。

延安第二保育院做遊戲的孩子（供圖/北京市六一幼兒院）

保育員用生命保衛革命後代

1946年，國民黨進攻延安，保育院全體人員奉命撤離。

保育院第一任院長張熾昌帶領全體保育人員和136名孩子，在槍林彈雨中輾轉3000餘華里，歷時兩年十個月，在1949年將孩子們全部安全護送到北京，這就是著名的“三千里行軍”。

炮火連天的年月，要帶領136個年幼的孩子長途行軍，除卻翻山越嶺的艱辛，還要防備敵人的圍追堵截和敵機的狂轟濫炸，可謂困難重重。交通工具也只有毛驢、馬和騾子。孩子們年齡小，體質有強有弱，有的出發時就生着病。

在轉移途中，孩子們被背過，馬馱過，牛車馬車拉過，多次遭到敵機的掃射轟炸，這樣的轉移，真是“一步一個困難，一步一個危險”。但是，保育員們堅決響應黨組織提出的“一切爲了革命、一切爲了前行、一切爲了孩子”的號召，不怕困難，不怕勞累，不怕艱險，不怕犧牲，從內心發出了“大人在，孩子在；大人不在，孩子也要在”的口號，用生命保護孩子們的安全。

延安第二保育院的孩子和保育員（供圖/北京市六一幼兒院）

時任院長的張熾昌是經過正規軍事訓練的革命幹部。面對這一艱鉅的任務，他召開緊急會議進行動員，談到如何在行軍中保證孩子們的安全時，張院長號召大家擺問題，再逐步想出解決的辦法。保育院各個崗位的同志都相繼提出了具體問題，有人提出：行軍途中，遇到敵機轟炸和掃射怎麼辦？張院長給出了相應的對策，在行軍隊伍的前、中、後部設立三個荷槍的防空瞭望哨，由軍人出身的男同志擔任。若發現敵機即吹響警戒哨，保育員聽到哨聲，立即把孩子抱出馱牀，找就近的有利地形臥倒。爲了做到臨危不亂，還對全院工作人員和孩子宣佈了防空紀律和防空措施，並進行了防空襲的常識教育和防空演練。所以，後來隊伍在陝甘寧邊區三十里鋪村突遇敵機掃射時，工作人員能夠按照預先演練的程序做好隱蔽，保證了所有孩子都安然無恙。

撤離準備過程中，保育員們爲每個孩子縫製了大小各一個口袋，裝上換洗衣物，還不辭辛苦地拆洗了全部的被褥，考慮到路上風大，爲每個孩子趕製出一頂棉風帽。炊事員準備了路上應急喫的一千八百斤牛肉肉鬆、一千斤餅乾、六百斤炒麪和五百斤煮雞蛋。醫護人員準備了輕便的急救藥箱，配備了醫療器械和急救藥品。總務人員對全院物資無論帶走的還是帶不走的都進行了登記造冊。終於在上級規定的時間內，全院的同志完成了繁重而細緻的行軍準備工作。

延安第二保育院的孩子和保育員

在離開延安前，張熾昌院長就一再強調“大人在，孩子在；大人不在，孩子也要在”。孩子是希望，是革命的火種，大家拋頭顱、灑熱血乃至獻出寶貴的生命，就是爲了這些孩子們以後能夠過上幸福美好的新生活。

1946年11月23日拂曉，經過幾個小時的夜行軍，隊伍來到黃河岸邊。考慮到孩子們普遍想看看黃河的好奇心，阿姨們帶他們先到黃河邊觀察了翻滾的激流。等上船後，保育員們便反覆叮囑孩子們要乖乖地躺在馱牀裏，孩子們也因滿足了想看看黃河的願望，上船後都很安靜，直至順利抵達河對岸，並平安轉移到渡口的山下林地中。就因爲安排好的夜行軍，趕在天亮之前渡過了黃河，整個隊伍才躲避了每日追蹤他們的敵機，所有的工作人員都長出了一口氣。

在晉綏解放區山西汾陽縣柳林鎮休整了兩個多月後，1947年春天，隊伍又繼續開始了馬背搖籃的征程。不過這次出發，換上了清一色的大馬車，每輛車上放有十來張小馱牀，使孩子們減少了很多顛簸。保育阿姨輪流或坐在車幫上、或跟車步行，隨時看護照料着車上的孩子。

行至晉綏解放區的李家灣村子邊，面前是一條寬闊的大道，路南有連綿不斷的山脈，路北則是一片廣袤的農田。就在這裏，發生了這次轉移行軍中最驚險的一幕。

原來，一直尾隨偵察的敵機突然發現了眼下是伏擊的好地方，猛地俯衝下來。擔任對空瞭望的戰士見勢連忙吹響了警戒哨。坐車的保育阿姨聞聲跳下車，和隨車走的人員迅速抱起孩子衝向山根兒隱蔽。就在此時，一匹受驚的馬從遠處飛奔而來，轉眼間連車帶馬撞翻滾進田地裏。伴隨着翻車的撞擊聲，傳來了孩子的哭喊聲。敵機在頭上盤旋，子彈在空中呼嘯，保育員田喜英不顧一切地朝着翻車的方向奔去。馬車翻了個底兒朝天，扣在小馱牀裏的孩子大哭大喊地亂蹬着。田喜英連忙把孩子從空檔處拉出來，竟然是小班的孩子梁漢元。她抱起哭喊的孩子，飛奔向山腳下，小漢元得救了。其實，這個小漢元是保育院保教科副科長姚淑平最小的孩子，當時只有兩歲半。姚淑平一直是把小兒子交由她11歲的外甥女幫忙照看，所以，孩子遇險的時候，姚淑平根本顧不上，她當時正抱着別的孩子衝向山腳。

“馬背搖籃”羣雕

兩隻木箱子的故事

兩個木箱子是這次轉移過程中僅次於孩子生命的重要物品，因爲裏面裝着136個孩子和他們家長的花名冊，以及保育院所有教職員工的檔案材料。特別是那本手寫的花名冊，它是孩子們和自己父母相認的重要依據。從柳林鎮出發時，保教科的黨支部書記程宜萍負責保管這兩個文件箱，因爲人手不夠，程宜萍還要負責照看四個保育院孩子。她自己的兩個孩子和行李則由一頭小毛驢馱着，由18歲的警衛員全超幫忙照看。

被稱爲院史館“鎮館之寶”的，曾裝着136個孩子和他們家長的花名冊的木箱子。（供圖/北京市六一幼兒院）

那是1947年2月9日清晨，爲了安全地通過閻錫山的封鎖線——正太路，負責轉移掩護的部隊集中火力拿下了閻錫山軍隊封鎖的要衝——兩渡口。當時，在此地聚集了五個單位兩千多人的過路隊伍，有中央黨校三部媽媽隊（由帶着小孩的女同志或體弱有病的女幹部組成）、延安中央療養所、晉綏解放區民工運輸大隊、洛杉磯託兒所和延安第二保育院。按照上級指示，五個單位要抓住有利時機依序渡汾河，於是，夜裏九十點鐘，輪到延安第二保育院過河。在漆黑的夜幕下，一部分人走在臨時搭設的簡易渡橋上過河，另一部分保育員緊隨由民工牽着馱孩子的牲口淌水過河。

正當程宜萍帶着兩隻木箱和四個孩子即將到達河對岸時，突然聽到背後同志喊：“快傳上去！程宜萍的兩個孩子掉進汾河了，大的救活了，小的淹死了。”消息傳來，程宜萍悲痛萬分，她真想馬上回去，把自己的大孩子接到身邊，但看着一對極其重要的文件箱和自己負責的四個孩子，還是剋制住悲痛的心情，繼續前進。

當行軍轉移隊伍抵達太嶽軍區的韓洪鎮後，意外地接到陳賡同志發來的電報，“程宜萍的兩個孩子還活着”。保育院領導當即決定，將衛生科科長潘瑞珍醫生、程宜萍和一名公務員三人留下，等待程宜萍的兩個孩子。直到全超帶着兩個孩子隨部隊輾轉二十多天，終於在韓洪鎮把兩個孩子交給了他們的媽媽，程宜萍才知道事情的經過，原來是孩子因牲口失足而落水，全超捨生忘死跳入河中救了兩個孩子。

後來，隊伍每到一個目的地，都有一些孩子憑着花名冊裏提供的信息，找到了他們的父母或其他親人。136個孩子，最終都回到了自己溫暖的家。

1949年9月，延安第二保育院歷盡艱辛，終於來到北京。1950年，遷址北京的延安第二保育院正式更名爲北京市六一幼兒院。

北京市六一幼兒院

北京市六一幼兒院是黨直接創建並領導的一個革命搖籃，無論作爲“延安第二保育院”，還是“馬背搖籃”，都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與貢獻，她帶着戰爭的硝煙、帶着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親切關懷、帶着馬背搖籃里長大的活潑可愛的孩子，從寶塔山到玉泉山，走過了70多年的光輝歷程，爲國家培養了數萬名優秀畢業生，他們已經成長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骨幹。70多年來，一代代六一人不忘初心，讓紅色基因形成燎原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