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金融時報  本報記者 劉燕春子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衝擊了全球經濟。而爲推動全球經濟復甦,全球各主要經濟體推出了不同程度和規模的量化寬鬆貨幣政策以及財政支出政策。在低利率的刺激下,全球債務水平也出現了快速上漲。而在發達經濟體中,美國政府龐大的財政支出以及不斷增長的債務壓力,已經引發了全球市場的關注。

無論是美國特朗普政府還是拜登政府,爲推動美國經濟復甦,支撐美國企業以及民衆的經營以及生活,均推出了多輪大規模的財政支出計劃。而這一系列的財政刺激計劃在拉動美國經濟增長的同時,也令美國的債務水平迅速上升,美國債務違約風險再度走入大衆的視野。

今年10月,美國國會就美國債務上限問題達成協議,這一結果在當時緩解了市場對於美國發生債務違約的擔憂。然而,12月即將到來,美國國會以及市場又再次不得不面對債務上限這一棘手的問題。美國財政部長耶倫11月16日曾致信敦促美國國會,在12月15日之前提高聯邦政府債務上限,以避免發生政府債務違約風險。

一旦美國債務上限問題得不到妥善解決,美國債務負擔持續加重,甚至最終發生違約,勢必將對金融市場產生強烈衝擊。稍早前,美國財政部以0.11%的收益率發行了100億美元的四周期國庫券,這一收益率創下了2020年7月以來最高水平。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已有投資者開始要求提高收益率,以彌補其持有最短期債券的風險。

從目前的情況看,美國債務上限問題能否得到妥善解決已成爲市場關注的焦點。中國銀行研究院高級研究員王有鑫在接受《金融時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儘管多數時候當美國政府債務將要觸及上限時,國會都會及時上調債務上限以解除危機,但有時也會因爲兩黨矛盾使得提高債務上限問題無法達成一致,最終導致政府“停擺”。

“目前來看,在12月15日債務上限再次觸頂前,美國政府提高債務上限面臨較大難度。共和黨多次表態,不會幫助民主黨提高債務上限,民主黨大概率只能利用‘預算和解’程序解決該問題。但‘預算和解’程序流程複雜,需要和拜登政府1.75萬億美元氣候和社會保障法案一起付諸表決,面臨較大的不確定性,可能再次出現政府‘停擺’現象,債務違約風險加大。”王有鑫說。

值得注意的是,“缺錢”的美國政府還面臨美聯儲開始收緊貨幣政策的風險。在疫情暴發期間,美聯儲將利率降至接近零的水平,這爲美國政府借債提供了寬鬆的利率環境。然而,隨着美聯儲開始縮減購債以及美聯儲開始釋放出更多有可能提前加息的“鷹”派信號,市場對美聯儲加息預期不斷升溫,寬鬆利率環境的收緊或將進一步加重美國政府的償債成本,推升債務風險,進而影響美國經濟的復甦步伐。

王有鑫對《金融時報》記者表示,美聯儲收緊貨幣政策將加劇美國政府債務風險,政府償債壓力加大。在零利率和量化寬鬆政策下,美國政府可以較低的成本向市場融資,導致政府債務規模和財政赤字大幅攀升。然而,隨着利率中樞逐漸上移,政府債務償還負擔和利息支付壓力將不斷增大。鑑於鉅額債務及赤字,投資者會在擔憂美國財政還款能力的同時要求更高的利率,而更高的利率又會繼續使投資者懷疑其再還款的能力,並繼續推高利率,形成惡性循環。即使財政危機並不實際暴發,這種對財政危機暴發風險的擔憂也會推高美國借貸利率,對美國經濟復甦產生制約。

從金融市場的角度來看,美國政府不斷攀升的債務水平以及違約風險的增加,或給美元資產表現帶來不利影響。王有鑫認爲,目前,美國聯邦政府債務規模已達創紀錄的29萬億美元,不斷攀升的債務規模和潛在的債務違約風險,將降低美債的信用基礎和美元資產的吸引力。在今年7月美債上限危機愈演愈烈之時,惠譽國際將美國主權評級前景展望確定爲負面,而其近期再次提示該風險,警示美國財政和債務的可持續風險。這將抑制國際資本對美元資產的購買,跨境資本流入可能減少,對美元指數產生抑制。

另外,美國作爲全球第一大經濟體,同時美元也是重要的國際貨幣,一旦美國出現債務危機,勢必將對其他經濟體,尤其是部分經濟金融體系本就脆弱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帶來外溢效應以及負面衝擊。“新興市場將主要面臨兩方面風險,一是持有美元資產損失風險。美國政府‘停擺’將使聯邦政府行使職權和償債能力受到質疑,美債風險上升和收益率提高,美債價格下跌,美元指數回調,新興市場持有美債和美元資產面臨估值損失。二是國際避險情緒將升溫,短期跨境資本將快速流出新興市場,新興市場面臨匯率貶值、資本外流和融資成本提高等風險。”王有鑫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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