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的類案檢索平臺界面。記者完顏文豪攝

一件非法吸收公衆存款案，主犯在廣東一家法院審理，被判處有期徒刑5年；從犯在江蘇一家法院審理，按照量刑標準卻應判10年。

“從犯量刑不能比主犯高，但如果判5年以下，又突破了江蘇的量刑規則，當時根本判不下去。”南京市秦淮區法院訴訟服務中心主任、審管辦副主任陶劍涵，談起幾年前的這個案子時仍面露難色。

究其原因，主要是民間資本活躍程度不同。這類案件在廣東較爲常見，當地量刑相對寬一些，到了江蘇就遇到尺度不統一的困境。

“法官最擔心當事人質問，同樣的案子爲啥判決不一樣？！”陶劍涵說。

現實生活中，這種基本事實、爭議焦點、法律適用問題等方面具有相似性的案件，甚至連情節也可類比，卻出現迥異的判決結果，已引起社會廣泛關注。

如何破題這種“類案不同判”現象，讓司法機關更有公信力、人民羣衆更有公平感，近年來全國多地法院通過建立類案檢索制度做出積極探索。

“同案不同判”法官被問責

3年前，一家小喫店的員工接收4家食材供貨商上門送貨，並在供貨單上簽字驗收。後與供貨商發生糾紛，小喫店老闆認爲這些買賣合同無效，訴訟中未獲基層法院認定支持。

於是，小喫店老闆上訴到中級法院。這四個案件被分到了兩個合議庭，竟出現截然相反的判決結果。

在秦淮區法院的會議室裏，陶劍涵說起這段有意思的經歷。坐在一旁的速裁庭副庭長陳學明補充道：“這種‘同案不同判’‘類案不同判’的現象，不僅會引起羣衆質疑，還是長期困擾法院的難題。”

開篇講述的非法吸收公衆存款案，後來由最高人民法院協調才得以解決。

“‘同案不同判’‘類案不同判’現象，實際上是羣衆反映類案處理存在不一致的說法，可能涉及如何正確理解法律適用統一的問題。”最高人民法院審管辦副主任駱電向記者表示，各級法院在司法實踐中，尤其是司法責任制改革以來，一直防止出現“類案不同判”現象。

多年前，對職業打假人的不同判決，至今仍令不少法官印象深刻——這些靠購買假冒僞劣商品打官司牟利者，多以商家“假一賠十”承諾爲目標，因對其知假買假高額獲利行爲的正當性爭議較大，導致各地判決結果亦不相同。

蘇州中院民二庭庭長高小剛回憶，早期江蘇對職業打假人比較寬容，法院一般會判他們勝訴，而廣東的法院則認爲這是知假買假，不支持他們的訴求。

“據說，當時有的職業打假人每年能獲賠兩三百萬元。有一段時間，他們專門跑到江蘇打官司。”高小剛說。

近年來，在法官責任得到強化的同時，其自由裁量權也得以落實。如何提高審判質量，防止不同法院之間，尤其是同一法院出現矛盾判決至關重要。

2017年，一位當事人自稱誤將20萬元轉入另兩人賬戶，訴至武漢市蔡甸區法院要求對方返還。

因其分別起訴對方，這起案件一分爲二被隨機分配給兩名法官。由於法官對適用法律的認識不同，一個判令被告返還轉賬款，另一個判決則完全相反，結果出現同一法院內“同案不同判”的怪事。其中一位法官因此被問責。

蔡甸區法院院長彭俊認爲，出現判決結果偏差較大的現象，多是法官沒有精準地理解和適用法律。“過去遇到一些類似刑事案件，有的判一年，有的判三年，後者經常來法院鬧，說我們判重了。”

經歷這次教訓後，蔡甸區法院開始探索類案檢索制度，要求法官通過在線檢索等方式，發現與待決案件在基本事實和法律適用上類似的案例，爲裁判提供參考，規範審判裁量權。

此外，還要消除法官個人經歷等因素對判案的影響。一些受訪法官向記者舉例說，判賠金額同樣是5萬元，家境富裕的法官可能覺得少了，而經濟拮据的法官則認爲判多了；對婚內男方出軌行爲的認定，有時男女法官亦有寬嚴之別。

“類案不同判”雖是個別現象，但嚴重損害司法公信力。最近幾年，最高法在多份文件中提及類案檢索機制，去年又出臺《關於統一法律適用加強類案檢索的指導意見》，對何謂“類案”做出明確界定。

江蘇省高院審判管理與信息技術處處長劉振向記者透露，去年7月，江蘇省高院要求各地建立類案強制檢索報告制度，對6類案件應當進行類案檢索，並形成檢索報告，作爲案卷內容歸檔。

與此同時，江西、陝西、廣東和廣西等多地高院，也通過完善細化機制、建設案例數據庫等手段，加快推進了類案檢索制度。

當事人拿類案“討說法”

在南京揚子江大道一側的寫字樓裏，北京大成（南京）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薛火根，遞給記者一張列滿了案例的表格——這是他爲一位企業主做辯護檢索的多起類案材料。

“這個案子涉案金額12萬元，其他涉案八九十萬的案子也沒起訴。”從事刑事辯護多年來，薛火根早已形成類案檢索的習慣。

相比早期有限的可查閱裁判文書，近年來司法公開力度加大，有着海量的案例可參考，“現在法院也更重視我們提交的類案。”他補充道。

事後證明，企業主很快就被釋放，薛火根查閱的這些類案功不可沒。而江蘇法院系統要求類案檢索的6類案件中，包括“案件當事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或公訴機關提交類案生效裁判支持其主張的案件”。

有法律學者建議，只要當事一方提交了案例，法官就應當進行類案檢索。

按照江蘇省高院規定，類案檢索範圍應有明確順位層級，優先參考最高法指導性案例，其後依次是最高法公報案例、裁判文書，最高法及其業務部門發佈的典型案例、作出的生效裁判，包括江蘇省高院公報參閱案例、長三角四地高院聯合發佈的典型案例，上級法院及本院作出的其他生效裁判。

“指導性案例應當參照適用，其他案例和生效裁判雖然不具有約束力，但也有一定的借鑑價值。”劉振認爲，類案檢索制度有助於促進“類案同判”。一年來，江蘇法院系統共有12485件案件進行了類案強制檢索。

南京雨花臺區法院審管辦主任楊俏坦言，過去法官遇到疑難複雜案件，也有參考類案的需求和習慣，借鑑其他法官的思考方式和裁判智慧。

在實際工作中，基層法院受理的案件千差萬別，經常會遇到新型案例，而上級法院有限的案例無法完全覆蓋，有時其他省市的案例更有參考性。

陶劍涵建議，法官應儘量提交層級較高的檢索報告，江蘇更傾向於參考北上廣，以及與江蘇經濟發展水平相當省份的案例。

武漢市蔡甸區法院法官方雯曾審理一起棘手的合同糾紛案件，當時審判庭內部爭議很大，法官意見無法統一，後來通過類案檢索和審委會討論才形成判決。

“我們首先選擇市中院的案例，做到本區域內統一標準，如果檢索不到類案，再按省高院、最高法與其他省市案例順序參考。”她進一步解釋說。

據統計，從2018年試行類案檢索制度以來，蔡甸區法院連續三年結案率均超過95%，案件改發率以10%的比例逐年遞減。

蘇州市相城區法院副院長吳宏告訴記者，實行類案強制檢索後，結案效率和審判質量均有所提高，一審案件服判息訴率等指標明顯改善。

“通過類案檢索，當事人更能接受判決結果，上訴相應減少了，這方面的數據變化比較直觀。”該院民一庭副庭長黃堅邊說邊展示一張記錄類案情形、參照適用情況等內容的統計表。

據最高法提供的數據顯示，近三年全國法院一審案件服判息訴率，一直在89%以上的高位，很大程度反映了統一法律適用工作取得的成效。

“案多人少”與“無米之炊”

近年來，爲破解“類案不同判”難題，最高法建立了統一法律適用標準的相關工作機制，出臺了相關實施辦法，不斷規範法官裁量權行使、妥善解決法律適用分歧問題。

駱電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司法公開有利於促進法律適用統一工作，提高法官依法公正裁判的能力和水平，不斷提升司法公信力。

截至今年10月，中國裁判文書網共計公開各類文書超過1.2億篇，中國庭審公開網累計直播數量超過1600萬場。

然而，一些受訪法官的“槽點”則在於，既要提高審判質量，又要保證結案效率，兩者兼顧並非易事。

據江蘇省高院審判管理與信息技術處副處長馬洪濤反映，雖然全省類案強制檢索的制度框架已經搭建起來，但“案多人少”矛盾日益突出，制約法官類案檢索的意願。

由於電腦檢索出來的案件龐雜，還要人工分析才能找出有參考價值的類案，工作量非常之大。畢竟法官精力有限，這些工作往往只能由法官助理來完成。

不僅如此，牽扯法官辦案精力的，還有數據和平臺的問題，比如檢索平臺能否統一、數據庫資源是否全面準確以及跨區域彙總等仍需改進。

具體到司法實踐中，哪些案件應當進行檢索，法官有時難以精準認定，無法進行量化考覈，也讓這項制度的強制性“打了折扣”。南京六合區法院審管辦主任樊兵認爲，眼下更適合通過獎勵性措施，鼓勵法官加強檢索。

目前，針對這些問題，多地法院系統正在研發或升級類案檢索平臺，幫助法官更加精準、高效辦案。

儘管各地探索類案檢索初現成效，但令一些學者和律師擔憂的是，在司法越來越公開透明、法院類案檢索壓力巨大的同時，仍有部分盲區死角亟待清理。

“最近一兩年，司法公開在一些地方未落實到位，有的法院裁判文書公開率僅7%。”薛火根對此不無擔心。

亦有基層法院人士反映，工作中需要檢索最近的新型案例參考時，有時會遭遇“無米之炊”的尷尬——最高法確定的裁判文書“以公開爲原則、不公開爲例外”，在個別地方變成了“以不公開爲原則，以公開爲例外”。

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周光權認爲，目前在刑事司法領域，有不少無罪判決和不起訴文書沒有全面公開。辦案人員有時候要找一個無罪判決，來和待處理案件相對照很困難，律師的無罪辯護也很難。

不同於典型的“類案不同判”，一些極端個案往往囿於地方性問題，並非因法官理解和適用法律的差異所致。

比如，南北稻香村商標之爭，蘇州和北京的法院都曾判本地企業勝訴；金融業發達程度不同的地方，對保險理賠等金融領域糾紛，也曾出現具有明顯傾向性判決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