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王帆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後,共同富裕將成爲未來較長時間內國家施政的方針和導向。

8月17日,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研究了紮實促進共同富裕問題,提出要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正確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係,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並提高精準性,擴大中等收入羣體比重,增加低收入羣體收入,合理調節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分配結構。

增加居民收入,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基石。公開數據顯示,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2016年的23821元增長到2020年的32189元,突破3萬元大關。扣除價格因素後,2011年至2020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實際增長7.2%,10年累計實際增長100.8%,城鄉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目標如期實現。

在共同富裕的背景下,除了要關注收入增長,也需要更多地關注收入差距。

21世紀經濟研究院選取了14個同時滿足“GDP超過萬億,常住人口超過千萬”條件的城市,梳理其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情況。作爲全國經濟實力最強、人口集聚力最高的城市,它們的居民收入構成有何特點?哪些城市的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較小,有着相對更好的共同富裕基礎?

這14座“雙萬”城市分別爲:上海、北京、深圳、廣州、重慶、蘇州、成都、杭州、武漢、天津、鄭州、西安、青島和長沙。

需要指出的是,廣州和武漢僅分別披露了城鎮和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故結合兩地的城鎮化率情況進行了計算,得出全體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數據,與官方數據或有一定偏差。此外,2004年,深圳市的寶安、龍崗兩區18個鎮將全面撤銷鎮的建制,建立街道辦事處和社區居民委員會,深圳也由此成爲全國首個無農村、無農民的城市,故而居民收入並未分開披露。

上北深廣蘇杭跨過6萬元大關

2020年,上海是唯一一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過7萬元的城市,北京離7萬大關僅有一步之遙,深圳、廣州、蘇州和杭州也均超過了6萬元。

長沙是“5萬檔”唯一的選手,青島、武漢、天津和成都處於4萬元到5萬元的區間內,鄭州、西安和重慶則在3萬元到4萬元之間。

值得注意的是,在14座城市中,2020年受疫情影響最嚴重的武漢居民收入出現了下降,其中,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0362元,比上年下降2.6%;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057元,下降2.9%。但今年武漢的居民收入在加速恢復,前三季度達到了40559元,已經超過了青島同期水平。

重慶的居民收入在14座城市中排最末,僅相當於杭州的約一半,並且低於全國同期32189元的水平。

整體來看,除了上海、北京、深圳、廣州之外,其他城市的居民收入排序與GDP排序並不吻合,甚至有的相差甚遠。

事實上,人均GDP與人均可支配收入往往存在更爲密切的關聯。前者反映的是一個地區的人均產出創造水平,後者則衡量的是居民財富收入。一般而言,人均GDP越高,意味着產業附加值越高,相對應從事這些產業的人員收入水平也會更高。

21世紀經濟研究院認爲,對於頭部城市而言,提高居民收入最主要的途徑在於,通過持續的產業升級,創造大量優質的就業崗位,進而形成吸引人才、進一步支撐和促進產業升級的良性循環。

此外,按照來源來分,可支配收入分爲工資性收入、經營淨收入、財產淨收入、轉移淨收入四大項。不同城市間的經營淨收入往往差距較大。

以長沙、青島爲例,儘管2020年其居民人均工資性收入分別爲29373元、28082元,並不算突出,但經營淨收入分別高達8277元、8816元,大約相當於北京同期812元的10倍有餘,也大幅高於公佈了該項數據的蘇州、成都、西安等地的水平。

2020年,受疫情影響,居民在外就餐和服務消費有所減少,一些地方經營淨收入出現負增長,但長沙、青島的經營淨收入均保持了正增長。

21世紀經濟研究院認爲,地方政府營造良好的創業環境,藏富於民,並且在當前的形勢下,切實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是確保居民收入提升的強有力保障。

城鎮化水平也是影響居民收入的另一重因素。以西安和重慶對照來看,西安的城鎮居民收入更高,重慶的農村居民收入更高,但由於西安的常住人口城鎮化率更高,2020年達到了79.2%,比同期重慶的69.5%高出了接近10個百分點,這也使得西安整體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重慶高出了近5000元。

直觀來看,提升城鎮化水平,讓更多人在城鎮就業、創業,能有效拉昇居民收入水平。對於重慶而言,仍有較大的城鎮化提升空間。重慶“十四五”規劃綱要提出,到2025年,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力爭達到73%。

21世紀經濟研究院認爲,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既是不斷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新期待的基本前提,同時,在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中,隨着居民收入持續提高,尤其是中低收入階層收入持續提高,進而擴大消費,中國市場也將持續擴大,這是形成國內大循環的基礎。

長沙、鄭州、杭州城鄉收入倍差小

在共同富裕的背景下,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也愈發受到關注。

有經濟學家認爲,由於多年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影響,造成收入分配的城鄉不平等,導致龐大的低收入階層聚集在農村,這將是未來推進共同富裕一系列措施的關鍵着力點,也是最大的困難點。

在“雙萬”城市中,杭州的農村居民收入最高,達到38700元。今年6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公佈《關於支持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範區的意見》,國家發改委有關負責人在回覆“爲什麼要選取浙江省作爲共同富裕示範區”的問題時就指出,浙江一是富裕程度較高,二是發展均衡性較好,三是改革創新意識較爲濃烈,同時,浙江在市場經濟、現代法治、富民惠民、綠色發展等多個領域也取得了一些顯著成果。

這很大程度得益於浙江發達的縣域經濟、鄉鎮經濟,而這些特徵也同樣適用於杭州,尤其是近些年新經濟業態、電子商務的東風,進一步催生了大量的個體從業者及商貿型企業,農村居民的經營性收入進一步提升。杭州統計年鑑數據顯示,2019年,城鎮常住居民的經營淨收入爲5849元,農村常住居民則達到了9067元。

今年10月,杭州專門發佈《高質量促進農民農村共同富裕行動計劃(2021-2025年)》,其中提出,到2025年,杭州市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5.7萬元。

如果從城鄉居民收入倍差來看,杭州並非表現最優,長沙和鄭州的城鄉居民收入倍差分別爲1.67和1.73,其次纔是杭州的1.77。其中,長沙儘管居民整體收入排在第7,但農村居民收入排名升至第4,與上海不相上下,超過了廣州、北京等地。

長沙統計局曾在不同的分析文章中指出,工業園區落戶農村,在一定程度上帶動了家庭經營二、三產業的發展;得天獨厚的交通區位優勢爲發展都市農業提供了便利;城鄉統籌走在全國前列,城鄉基礎設施加快對接,公共服務一體化成效顯著,城鄉居民養老、醫保統籌一體化和大病保險全覆蓋等。

去年,長沙發布《發展壯大新型村級集體經濟三年行動計劃(2020-2022年)》。據長沙本地媒體今年3月報道,全市集體經濟組織實現應建盡建,有條件的集體經濟組織已進行股改和股權量化,收入在20萬元以下的521個“薄弱村”中已有416個村級集體經濟組織完成提標任務。

相比之下,鄭州的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較小或許並不值得過度推崇,這很大程度是因爲鄭州城鎮居民的收入相對比較低,僅爲42887元,在“雙萬”城市中僅高於重慶。對於鄭州而言,未來仍需大力重視城鎮、農村居民收入的同步提升。

21世紀經濟研究院認爲,要提升農村居民收入,一方面,需要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戰略,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提高農業生產效益,同時也促進農民就地就近創業就業。另一方面,在城鄉二元結構下,農村居民的財產淨收入、轉移淨收入和城鎮居民有着較大差距,在共同富裕的要求下,有必要加快深化農村改革,盤活用好農村資源要素,尤其是推進以土地爲重點的改革向縱深推進,探索農民權益價值實現機制。最後,要注重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體系建設,讓農村居民也能夠享受到更優質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

(作者:21世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王帆 編輯:李博)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