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风窗

作者 | 南风窗记者 朱秋雨

蔓延全球的新冠疫情让世人意识到，流行病的步伐比全球化快多了。疫情重塑世界格局，全球化受到抑制。东北限电、全球集装箱大堵塞、英国油荒等等，都是其中缩影。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讲座教授郑永年认为，疫情促使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更强调自身的“经济主权”，全球化方向已然从之前的“超级全球化”变为“有限全球化”。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站在新的历史关口，巨大的不确定性和新的机遇并存。在新书《大变局中的机遇》里，郑永年教授提出，中国正进入第三次开放，这时应主动开放，包括在诸多领域实现单边开放。他同时强调，中国应通过竞争国际规则制定权，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从而解决“挨骂”问题。

如何科学地理解双循环？有限全球化下缘何坚持对外开放？中国又该如何通过竞争国际规则制定权，掌握国际话语权？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如何在风浪之中捕捉机会？

南风窗记者就上述话题，与郑永年教授展开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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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开放

南风窗：你在疫情之后对国际形势作出过一些精彩判断，比如有限全球化——中国面临更低限度的全球化，更高程度的科技封锁。在这样的形势下，双循环下的国际循环，中国布局的重点会在哪里？

郑永年：有限全球化不止是我的预测，而是已经成为一个确切的现实了。

实际上，有限全球化已经深刻影响了人们日常生活。例如，英国最近发生油荒。以前欧盟可以说是区域超级全球化的代表，因此英国开油车的司机都来自罗马尼亚、波兰等东欧国家。现在英国脱欧，外国司机很难进入，油供马上受到影响。中国一些地方前段时间出现的“停电限产”，也是有限全球化的表现——煤的进口影响了发电。

有限全球化让中国的外循环受到很大的影响。美国要与中国脱钩，从某些方面来说是大趋势，很难逆转。过去大家都认为，拜登比起特朗普，对华政策稍微缓和一点，但实际情况更差。特朗普针对中国，搞的是全面封杀，现在乔·拜登采取精准封杀，后者影响了中国的各个方面，如中美科学界的科技交流，中国留学生赴美学习等。尽管近来中美贸易似乎区域“缓和”，但这是暂时的，只是美国根据其物资供应不足的微调。

美国大使馆对华开放签证以来，千名来自中国高校的留学生被拒签

但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很有韧性。（中美）脱钩的影响不仅仅是对中国，也是对美国。从特朗普开始，美国想把他们的生产线返回到本国，一直没实现，也不可能实现。从长远来看，双循环的战略是非常正确的，即我们对内搞活，对外开放。

对内搞活即提高内需。现在为什么要强调共同富裕？中国现在的目标是做大做强中产社会。任何一个社会，富裕阶层都是消费过度，穷人消费不足，真正能消费的是中产。但中国的中产还不够大，4亿，30%的人口，共同富裕即做大做强中产，提高内需。

但也不要忘了，外循环很重要。中国尤其像长三角、珠三角两个最重要的经济带，是在外循环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即在开放条件下得到发展的。这些地方必须通过深化开放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对于任何国家来说，发展是硬道理。所有的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没有发展了，所有问题变成真问题了。

南风窗：我想接着问开放。你最近曾提及，中国要学习以前的大英帝国，不仅要开放，还要单边开放。单边开放的程度在哪里？可以具体再阐释一下单边开放吗？

郑永年：我提出“单边开放”以后，在国内引发了很多争议。我们需要辩证地看单边开放，它并非等于毫无条件地开放。英国以前是单边开放，但也不是所有领域都单边开放；美国讲对等开放，但它们在很多方面都是单边开放。

目前，中国在很多领域，都在讲对等开放。中国跟东盟等国家签署RCEP，跟新西兰、跟其他国家的自由贸易，都是在讲对等。但是为什么要讲单边开放？用另外一个词形容，叫“精准开放”，即我们需要的领域，哪怕被美国或者一些西方国家封杀，我们也是要向他们开放。

我举个例子，美国尽管原则上讲对等开放，但是很多领域它是非常单边开放的。再加上美国市场大，美国对日本、对亚洲“四小龙”的开放，都不能说是对等的。但就是因为很多领域实行单边开放，美国才吸引了那么多的外资和优秀人才。

再看看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很多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单边开放的结果。80年代，我们很穷，要发展经济就主动开放，请外资进来——当时我们完全没有外资出去。90年代，为了加入WTO，我们的口号叫“接轨”。接轨就是改变中国自己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适应国际规范，也是一种单边开放。如果从一开始中国一直跟西方要对等开放，那到现在为止还未开放。

还有一个作用是分化美国。美国从内部分化中国，从外部围堵中国，我们要用开放去分化美国。在开放的条件下，美国资本不会放弃中国市场，因为中国是最大的市场，有4亿中产。开放以后，我们还可以跟得上他们的技术，不会被孤立起来。

我个人一直在研究国家的发展，尤其是早期发展阶段。得出的结论是，能否持续发展，要看国家的开放程度，而不是说像西方所说的民主程度。

所以，我们不要机械地看到“单边开放”这几个字，极端情绪就来了，单边开放指的是要强化国家利益，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况且，对世界经济来说，大国的开放本身就是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国际公共品），大国就是要更加开放。现在中国在履行一个大国的角色，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就要比其他国家更加开放。

南风窗：你刚刚和我们梳理了，中国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是单边开放的受益者。那么，可否总结一下中国当下的开放，和以前的区别？ 

郑永年：从80年代、90年代到特朗普发动中美贸易战，以前可以说是超级全球化，各国互相开放，现在中国面临有限全球化，开放有来自国外与国内的阻力。

国外的阻力即西方的经济民族主义。从特朗普开始，美国政府把与中国的贸易“武器化”，技术“国家安全化”，什么都跟美国的国家安全挂起钩来，借此推动与中国的经贸脱钩。在军事上，美国等西方国家围绕台湾、南海问题等的一些动作，同样会影响贸易。

在美国内部，现在很多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情绪强烈，开放也面临阻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党中央强调新型举国体制。新型的举国体制跟老的有什么关系？后者即改革开放以前的体制——关起门来自己创新。新型的举国体制强调在开放状态下的创新——我们要继续向其他国家学习，向其他国家开放。而且如果什么东西都关起门来创新，时间上也等不得，开放可以大大缩短技术发展的时间。

中国需要原创性技术突破，但是我们还是要继续向发达国家学习，并且发达国家也有这个需要。美国一些人这几年一直在污蔑我们，说中国偷了美国技术，这是妖魔化中国。实际上，中国跟美国的技术市场非常互补，过去的几十年，中国是美国最大的技术应用市场，是最大回报的市场。

南风窗：其实还是一个互利的过程。

郑永年：对，大家要意识到为什么要强调经济开放是互利的。即使开始的目标是竞争，但是竞争过程中各国会产生合作，每一个国家无论是在劳动力、土地等方面，都有各自的比较优势。

2

统一国内规则

南风窗：像你说的，我们如果实行单边开放的话，在国外尤其是西方国家可能会有非常多的阻碍，包括意识形态、国家利益层面。如果要找突破点的话，会否有关键的举措？

郑永年：第一，资本主义到现在为止是趋利的。只要有利可图基本都会来，所以发展经济是基础。

第二，中国在规则方面要继续和国际接轨。

我们首先要对国际规则有客观的看法。早期制定规则，由西方的公司、西方国家占主导，但是这些国际规则一旦产生，便不只是符合单一国家的利益。当时的条件下可能符合美国、英国的利益，但几十年以后反而符合中国的利益了。特朗普领导的美国要退出自己主导建立的国际组织体系，也是这个原因。

第三，在规则方面做加法。这与第二点并不矛盾，接受世界现有的好规则。比如中国加入WTO后，才可以去改革WTO。加入这些国际组织是第一步，你不加入，只能在门口骂，谁也不理你。

我一直在提一个观点，像长三角、珠三角的开放，一定要把国内的规则统一起来。当前现状是：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大的经济区域规则不统一，珠三角内部九个城市规则不统一，更不用说将内地与香港、澳门的规则统一起来。中国消费的量很大，但是这些量还没法转变成规则。我们市场很大，但都是分割的市场，是大而不强。

广州

举个例子，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汽车消费国，也是生产国，但我们没有制定出任何规则，都是欧美的、日本的规则。中国有很多大的互联网公司，欧盟很少，但互联网有欧盟规则。中国那么多互联网公司有规则吗？没有。为何如此？美国互联网公司之间互相开放，而中国的互联网大公司很大，就像一个个大土豆，土豆之间不仅没有关联的，而且互相排斥。

所以我认为内循环第一要务是把中国内部规则统一起来，形成巨大无比的国内市场。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可以让中国的规则走向世界。

南风窗：你也强调了规则的重要性。但国家的运行很多时候会有路径依赖。我想请问，在国内建立起来一套统一的规则，难度会很大吗？

郑永年：不大。举个欧洲的例子。近代以来，欧洲先形成统一民族国家，把一切封建、分散的地方经济统一了，变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经济规则，即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第二步是形成欧盟，在欧洲多个主权国家间统一起规则。而现在我们有强大的统一领导，各地区的规则也应该能统一。

因此，还是要解放思想。比如，粤港澳大湾区可以尝试接受香港的国际化规则，将这一套延伸到整个大湾区去。大湾区的规则能不能最终统一起来呢？完全可以，珠海横琴是个典范，马上跟澳门在规则上相对统一了。

一个现象是，我们会称呼自己为“市民”，这是真实的。在很多方面，我们还没有达到“省民”的地位，因为我们的很多公共服务都是市统筹的。不同市之间土地的税收、环保标准、公共服务等均不统一。大家经常会说地方差异，但再想想，如果让省来统筹，这些能不能实现呢？省统筹能解决很多的问题。举个例子，同一个省份，有的城市房价很贵，有的城市就便宜很多，为什么？就是行政阻隔的原因。

从长远来看，规则不统一起来，我们国家就很难强大。

3

话语权竞争最核心的是规则竞争

南风窗：你很强调规则，规则竞争与我们现在常说的话语权竞争，有何不同？

郑永年：话语权竞争最核心的是规则竞争。过去英国、美国都靠规则来统治世界和内部。用孔子很早说过的话来说，就是用“礼”，礼就是规则。靠规则治理是最聪明的、成本最低的。联合国不是国家，联合国是一套规则，世界银行不是一个银行，而是一套规则，国际组织后面就是规则。

我认为，英国比美国成功。英国没有航空母舰，但成就了大英帝国，它们完全靠一套规则。放在中国当今的现实也一样。这几年西方国家攻击我们，我们也要注意他们在骂什么。美国说的是，中国不遵守WTO的规则、不遵守海上航行自由的规则等等。他们怕的也是中国不服从它的规则了，自己有自己的规则了。

最近，杜塞尔多夫出版的《商报》发表背景分析文章指出，欧盟和美国正在协同抵制中国的一项经济战略——在全球推行自己的工业技术标准。文章也认为，像互联网协议这样的工业标准和规范，对于中国、欧洲和美国之间的经济战，属于战略资源。

美国、欧洲所指向的规则，正是中国当下要着手的、真正能跟美国竞争的东西。现在欧盟等都强调气候，我国也一直强调碳中和，那是因为针对气候问题马上有欧盟规则、美国规则了。如果产品不符合这些规则就根本出不去。美国为什么怕华为？大家可能没意识到，美国不是担心华为的高科技——华为的5G只是在建立基站等一些方面先进，美国真正害怕的是华为主导电信市场，开始影响世界的规则了。

所有事物，最重要的东西是它的规则。再延伸一下，规则是一套制度体系。拜登为何会把中美那么多的竞争歪曲为所谓的“美国民主”对“中国专制”之争？实际上这也是两套规则的竞争。

南风窗：中国最近围绕中概股赴美上市发生的波折，可不可以看作另一个层面上来说的一种规则竞争的体现。

郑永年：中美国家都在互相竞争，底下就是规则竞争，只是利用不同的话语体系表达出来，比如国家安全。

国家安全也是规则本身，所以实际是两个国家的规则在较量。而中美的竞争不可避免，你要回避也回避不了，只能直面，但要认识到，核心是规则，不是产量、出口量的问题。规则、标准是赚钱的。

例如，中国生产的服装，贴上一个欧洲标签，价格几十倍上去了，这就是规则。用规则赚钱，用规则立国、富国方面，最聪明的是欧洲人。人们说中国人勤劳而不富裕、而欧洲人懒惰而富裕的现象，也就是这个原因。我们太勤劳了，老是用我们双手双脚，结果忘记了规则，劳累了半天还没有人家富裕。

南风窗：一部分声音认为，中西意识形态的冲突，对中国建立规则会是很大阻碍。你怎么看待？

郑永年：这涉及两方面。一方面，任何一个国家的规则，国际化的道路上都会碰到阻碍。欧盟也是一点点从欧洲煤钢联营开始的，推行规则美国也花了很长时间。

中国规则很难一下子成为世界规则，但是我们有很多的优势：

首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猛增长，中国是在开放状态下、通过跟世界接轨成长起来的，我们这套规则也是世界规则的一部分。我国一直积极加入国际组织，比如申请加入CPTPP，就是为了规则对接。我们没有说要把自己的规则强加给别人。

第二，在规则方面，有些领域还可以做一些加法。

我认为，意识形态其实是怎么样解读规则的问题。在这个方面，中国跟西方的方法刚好相反。规则建立在利益之上，规则就是在interaction过程中形成的，大家做贸易就要互动，靠规则来减少交易成本。虽然我们实际上也是如此，但是外界却不这么感觉。为什么西方对中国的反弹那么严重？一方面是西方一些人在妖魔化中国，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反思，如何才能把自己的东西做的让别人愿意接受。

整体来说，从规则建立到走向世界，还需要一些时间，但是现在必须有意识去做。

南风窗：你总结过中国的体制叫制内市场，在世界大变局的时代，中国这一套体制是否有比较优势？但是否也有其问题？

郑永年：英美是一个极端，我把它称为场内国家——政府也要服从市场的，政府也可以倒闭。中国我把它称为制内市场，市场服务国家利益。而如德国、北欧等一些国家居中，他们叫social market，社会市场。实际上，中国经过改革开放以后，拥有三层资本、三层市场，顶端的国有资本，底下庞大的民营资本，中间还有互动的资本。

历次金融危机的经验告诉我们，太过于资本主导的英美体制在危机面前很难对付。而中国的三层资本越来越靠近德国的社会市场，邓小平把它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好的经济体都是政府跟市场两条腿走路，两个都能发挥作用。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得最好——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中国体制从过去四十年到现在，三层市场、三层资本的混合经济体制都在发挥着优势。

有一点我特别要强调，这些年国有企业很多都在说要向新加坡学习淡马锡模式，让我感到非常担忧。向淡马锡学习商业精神、企业精神可以，但是我们把这套做法应用到国有企业上，从长远来看会产生不好的结果。

要明确哪些行业和领域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国有企业是要有边界的。但现在，部分国有企业资本成立主权基金，哪里有钱就去哪里赚钱。如果国有资本乱窜，会造成孔子所说的“与民争利”的局面，从长远来说对中国发展民营企业非常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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