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南風窗

作者 | 南風窗記者 朱秋雨

蔓延全球的新冠疫情讓世人意識到，流行病的步伐比全球化快多了。疫情重塑世界格局，全球化受到抑制。東北限電、全球集裝箱大堵塞、英國油荒等等，都是其中縮影。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校長講座教授鄭永年認爲，疫情促使歐美和日本等發達國家更強調自身的“經濟主權”，全球化方向已然從之前的“超級全球化”變爲“有限全球化”。

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中國站在新的歷史關口，巨大的不確定性和新的機遇並存。在新書《大變局中的機遇》裏，鄭永年教授提出，中國正進入第三次開放，這時應主動開放，包括在諸多領域實現單邊開放。他同時強調，中國應通過競爭國際規則制定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從而解決“捱罵”問題。

如何科學地理解雙循環？有限全球化下緣何堅持對外開放？中國又該如何通過競爭國際規則制定權，掌握國際話語權？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中國如何在風浪之中捕捉機會？

南風窗記者就上述話題，與鄭永年教授展開對話。

1

精準開放

南風窗：你在疫情之後對國際形勢作出過一些精彩判斷，比如有限全球化——中國面臨更低限度的全球化，更高程度的科技封鎖。在這樣的形勢下，雙循環下的國際循環，中國佈局的重點會在哪裏？

鄭永年：有限全球化不止是我的預測，而是已經成爲一個確切的現實了。

實際上，有限全球化已經深刻影響了人們日常生活。例如，英國最近發生油荒。以前歐盟可以說是區域超級全球化的代表，因此英國開油車的司機都來自羅馬尼亞、波蘭等東歐國家。現在英國脫歐，外國司機很難進入，油供馬上受到影響。中國一些地方前段時間出現的“停電限產”，也是有限全球化的表現——煤的進口影響了發電。

有限全球化讓中國的外循環受到很大的影響。美國要與中國脫鉤，從某些方面來說是大趨勢，很難逆轉。過去大家都認爲，拜登比起特朗普，對華政策稍微緩和一點，但實際情況更差。特朗普針對中國，搞的是全面封殺，現在喬·拜登採取精準封殺，後者影響了中國的各個方面，如中美科學界的科技交流，中國留學生赴美學習等。儘管近來中美貿易似乎區域“緩和”，但這是暫時的，只是美國根據其物資供應不足的微調。

美國大使館對華開放簽證以來，千名來自中國高校的留學生被拒籤

但另一方面，中國的經濟很有韌性。（中美）脫鉤的影響不僅僅是對中國，也是對美國。從特朗普開始，美國想把他們的生產線返回到本國，一直沒實現，也不可能實現。從長遠來看，雙循環的戰略是非常正確的，即我們對內搞活，對外開放。

對內搞活即提高內需。現在爲什麼要強調共同富裕？中國現在的目標是做大做強中產社會。任何一個社會，富裕階層都是消費過度，窮人消費不足，真正能消費的是中產。但中國的中產還不夠大，4億，30%的人口，共同富裕即做大做強中產，提高內需。

但也不要忘了，外循環很重要。中國尤其像長三角、珠三角兩個最重要的經濟帶，是在外循環過程中發展起來的，即在開放條件下得到發展的。這些地方必須通過深化開放而實現可持續發展。

對於任何國家來說，發展是硬道理。所有的問題都是發展中的問題。沒有發展了，所有問題變成真問題了。

南風窗：我想接着問開放。你最近曾提及，中國要學習以前的大英帝國，不僅要開放，還要單邊開放。單邊開放的程度在哪裏？可以具體再闡釋一下單邊開放嗎？

鄭永年：我提出“單邊開放”以後，在國內引發了很多爭議。我們需要辯證地看單邊開放，它並非等於毫無條件地開放。英國以前是單邊開放，但也不是所有領域都單邊開放；美國講對等開放，但它們在很多方面都是單邊開放。

目前，中國在很多領域，都在講對等開放。中國跟東盟等國家簽署RCEP，跟新西蘭、跟其他國家的自由貿易，都是在講對等。但是爲什麼要講單邊開放？用另外一個詞形容，叫“精準開放”，即我們需要的領域，哪怕被美國或者一些西方國家封殺，我們也是要向他們開放。

我舉個例子，美國儘管原則上講對等開放，但是很多領域它是非常單邊開放的。再加上美國市場大，美國對日本、對亞洲“四小龍”的開放，都不能說是對等的。但就是因爲很多領域實行單邊開放，美國才吸引了那麼多的外資和優秀人才。

再看看中國。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很多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單邊開放的結果。80年代，我們很窮，要發展經濟就主動開放，請外資進來——當時我們完全沒有外資出去。90年代，爲了加入WTO，我們的口號叫“接軌”。接軌就是改變中國自己的法律法規、政策體系，適應國際規範，也是一種單邊開放。如果從一開始中國一直跟西方要對等開放，那到現在爲止還未開放。

還有一個作用是分化美國。美國從內部分化中國，從外部圍堵中國，我們要用開放去分化美國。在開放的條件下，美國資本不會放棄中國市場，因爲中國是最大的市場，有4億中產。開放以後，我們還可以跟得上他們的技術，不會被孤立起來。

我個人一直在研究國家的發展，尤其是早期發展階段。得出的結論是，能否持續發展，要看國家的開放程度，而不是說像西方所說的民主程度。

所以，我們不要機械地看到“單邊開放”這幾個字，極端情緒就來了，單邊開放指的是要強化國家利益，實現可持續的發展。況且，對世界經濟來說，大國的開放本身就是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國際公共品），大國就是要更加開放。現在中國在履行一個大國的角色，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就要比其他國家更加開放。

南風窗：你剛剛和我們梳理了，中國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是單邊開放的受益者。那麼，可否總結一下中國當下的開放，和以前的區別？ 

鄭永年：從80年代、90年代到特朗普發動中美貿易戰，以前可以說是超級全球化，各國互相開放，現在中國面臨有限全球化，開放有來自國外與國內的阻力。

國外的阻力即西方的經濟民族主義。從特朗普開始，美國政府把與中國的貿易“武器化”，技術“國家安全化”，什麼都跟美國的國家安全掛起鉤來，藉此推動與中國的經貿脫鉤。在軍事上，美國等西方國家圍繞臺灣、南海問題等的一些動作，同樣會影響貿易。

在美國內部，現在很多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的情緒強烈，開放也面臨阻力。

在這樣的情況下，黨中央強調新型舉國體制。新型的舉國體制跟老的有什麼關係？後者即改革開放以前的體制——關起門來自己創新。新型的舉國體制強調在開放狀態下的創新——我們要繼續向其他國家學習，向其他國家開放。而且如果什麼東西都關起門來創新，時間上也等不得，開放可以大大縮短技術發展的時間。

中國需要原創性技術突破，但是我們還是要繼續向發達國家學習，並且發達國家也有這個需要。美國一些人這幾年一直在污衊我們，說中國偷了美國技術，這是妖魔化中國。實際上，中國跟美國的技術市場非常互補，過去的幾十年，中國是美國最大的技術應用市場，是最大回報的市場。

南風窗：其實還是一個互利的過程。

鄭永年：對，大家要意識到爲什麼要強調經濟開放是互利的。即使開始的目標是競爭，但是競爭過程中各國會產生合作，每一個國家無論是在勞動力、土地等方面，都有各自的比較優勢。

2

統一國內規則

南風窗：像你說的，我們如果實行單邊開放的話，在國外尤其是西方國家可能會有非常多的阻礙，包括意識形態、國家利益層面。如果要找突破點的話，會否有關鍵的舉措？

鄭永年：第一，資本主義到現在爲止是趨利的。只要有利可圖基本都會來，所以發展經濟是基礎。

第二，中國在規則方面要繼續和國際接軌。

我們首先要對國際規則有客觀的看法。早期制定規則，由西方的公司、西方國家佔主導，但是這些國際規則一旦產生，便不只是符合單一國家的利益。當時的條件下可能符合美國、英國的利益，但幾十年以後反而符合中國的利益了。特朗普領導的美國要退出自己主導建立的國際組織體系，也是這個原因。

第三，在規則方面做加法。這與第二點並不矛盾，接受世界現有的好規則。比如中國加入WTO後，纔可以去改革WTO。加入這些國際組織是第一步，你不加入，只能在門口罵，誰也不理你。

我一直在提一個觀點，像長三角、珠三角的開放，一定要把國內的規則統一起來。當前現狀是：珠三角、長三角、京津冀等大的經濟區域規則不統一，珠三角內部九個城市規則不統一，更不用說將內地與香港、澳門的規則統一起來。中國消費的量很大，但是這些量還沒法轉變成規則。我們市場很大，但都是分割的市場，是大而不強。

廣州

舉個例子，中國是世界最大的汽車消費國，也是生產國，但我們沒有制定出任何規則，都是歐美的、日本的規則。中國有很多大的互聯網公司，歐盟很少，但互聯網有歐盟規則。中國那麼多互聯網公司有規則嗎？沒有。爲何如此？美國互聯網公司之間互相開放，而中國的互聯網大公司很大，就像一個個大土豆，土豆之間不僅沒有關聯的，而且互相排斥。

所以我認爲內循環第一要務是把中國內部規則統一起來，形成巨大無比的國內市場。在這個基礎之上，我們可以讓中國的規則走向世界。

南風窗：你也強調了規則的重要性。但國家的運行很多時候會有路徑依賴。我想請問，在國內建立起來一套統一的規則，難度會很大嗎？

鄭永年：不大。舉個歐洲的例子。近代以來，歐洲先形成統一民族國家，把一切封建、分散的地方經濟統一了，變成一個統一的民族國家經濟規則，即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第二步是形成歐盟，在歐洲多個主權國家間統一起規則。而現在我們有強大的統一領導，各地區的規則也應該能統一。

因此，還是要解放思想。比如，粵港澳大灣區可以嘗試接受香港的國際化規則，將這一套延伸到整個大灣區去。大灣區的規則能不能最終統一起來呢？完全可以，珠海橫琴是個典範，馬上跟澳門在規則上相對統一了。

一個現象是，我們會稱呼自己爲“市民”，這是真實的。在很多方面，我們還沒有達到“省民”的地位，因爲我們的很多公共服務都是市統籌的。不同市之間土地的稅收、環保標準、公共服務等均不統一。大家經常會說地方差異，但再想想，如果讓省來統籌，這些能不能實現呢？省統籌能解決很多的問題。舉個例子，同一個省份，有的城市房價很貴，有的城市就便宜很多，爲什麼？就是行政阻隔的原因。

從長遠來看，規則不統一起來，我們國家就很難強大。

3

話語權競爭最核心的是規則競爭

南風窗：你很強調規則，規則競爭與我們現在常說的話語權競爭，有何不同？

鄭永年：話語權競爭最核心的是規則競爭。過去英國、美國都靠規則來統治世界和內部。用孔子很早說過的話來說，就是用“禮”，禮就是規則。靠規則治理是最聰明的、成本最低的。聯合國不是國家，聯合國是一套規則，世界銀行不是一個銀行，而是一套規則，國際組織後面就是規則。

我認爲，英國比美國成功。英國沒有航空母艦，但成就了大英帝國，它們完全靠一套規則。放在中國當今的現實也一樣。這幾年西方國家攻擊我們，我們也要注意他們在罵什麼。美國說的是，中國不遵守WTO的規則、不遵守海上航行自由的規則等等。他們怕的也是中國不服從它的規則了，自己有自己的規則了。

最近，杜塞爾多夫出版的《商報》發表背景分析文章指出，歐盟和美國正在協同抵制中國的一項經濟戰略——在全球推行自己的工業技術標準。文章也認爲，像互聯網協議這樣的工業標準和規範，對於中國、歐洲和美國之間的經濟戰，屬於戰略資源。

美國、歐洲所指向的規則，正是中國當下要着手的、真正能跟美國競爭的東西。現在歐盟等都強調氣候，我國也一直強調碳中和，那是因爲針對氣候問題馬上有歐盟規則、美國規則了。如果產品不符合這些規則就根本出不去。美國爲什麼怕華爲？大家可能沒意識到，美國不是擔心華爲的高科技——華爲的5G只是在建立基站等一些方面先進，美國真正害怕的是華爲主導電信市場，開始影響世界的規則了。

所有事物，最重要的東西是它的規則。再延伸一下，規則是一套制度體系。拜登爲何會把中美那麼多的競爭歪曲爲所謂的“美國民主”對“中國專制”之爭？實際上這也是兩套規則的競爭。

南風窗：中國最近圍繞中概股赴美上市發生的波折，可不可以看作另一個層面上來說的一種規則競爭的體現。

鄭永年：中美國家都在互相競爭，底下就是規則競爭，只是利用不同的話語體系表達出來，比如國家安全。

國家安全也是規則本身，所以實際是兩個國家的規則在較量。而中美的競爭不可避免，你要回避也迴避不了，只能直面，但要認識到，核心是規則，不是產量、出口量的問題。規則、標準是賺錢的。

例如，中國生產的服裝，貼上一個歐洲標籤，價格幾十倍上去了，這就是規則。用規則賺錢，用規則立國、富國方面，最聰明的是歐洲人。人們說中國人勤勞而不富裕、而歐洲人懶惰而富裕的現象，也就是這個原因。我們太勤勞了，老是用我們雙手雙腳，結果忘記了規則，勞累了半天還沒有人家富裕。

南風窗：一部分聲音認爲，中西意識形態的衝突，對中國建立規則會是很大阻礙。你怎麼看待？

鄭永年：這涉及兩方面。一方面，任何一個國家的規則，國際化的道路上都會碰到阻礙。歐盟也是一點點從歐洲煤鋼聯營開始的，推行規則美國也花了很長時間。

中國規則很難一下子成爲世界規則，但是我們有很多的優勢：

首先，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迅猛增長，中國是在開放狀態下、通過跟世界接軌成長起來的，我們這套規則也是世界規則的一部分。我國一直積極加入國際組織，比如申請加入CPTPP，就是爲了規則對接。我們沒有說要把自己的規則強加給別人。

第二，在規則方面，有些領域還可以做一些加法。

我認爲，意識形態其實是怎麼樣解讀規則的問題。在這個方面，中國跟西方的方法剛好相反。規則建立在利益之上，規則就是在interaction過程中形成的，大家做貿易就要互動，靠規則來減少交易成本。雖然我們實際上也是如此，但是外界卻不這麼感覺。爲什麼西方對中國的反彈那麼嚴重？一方面是西方一些人在妖魔化中國，但另一方面我們也要反思，如何才能把自己的東西做的讓別人願意接受。

整體來說，從規則建立到走向世界，還需要一些時間，但是現在必須有意識去做。

南風窗：你總結過中國的體制叫制內市場，在世界大變局的時代，中國這一套體制是否有比較優勢？但是否也有其問題？

鄭永年：英美是一個極端，我把它稱爲場內國家——政府也要服從市場的，政府也可以倒閉。中國我把它稱爲制內市場，市場服務國家利益。而如德國、北歐等一些國家居中，他們叫social market，社會市場。實際上，中國經過改革開放以後，擁有三層資本、三層市場，頂端的國有資本，底下龐大的民營資本，中間還有互動的資本。

歷次金融危機的經驗告訴我們，太過於資本主導的英美體制在危機面前很難對付。而中國的三層資本越來越靠近德國的社會市場，鄧小平把它稱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好的經濟體都是政府跟市場兩條腿走路，兩個都能發揮作用。所以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得最好——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中國體制從過去四十年到現在，三層市場、三層資本的混合經濟體制都在發揮着優勢。

有一點我特別要強調，這些年國有企業很多都在說要向新加坡學習淡馬錫模式，讓我感到非常擔憂。向淡馬錫學習商業精神、企業精神可以，但是我們把這套做法應用到國有企業上，從長遠來看會產生不好的結果。

要明確哪些行業和領域國有企業占主導地位，國有企業是要有邊界的。但現在，部分國有企業資本成立主權基金，哪裏有錢就去哪裏賺錢。如果國有資本亂竄，會造成孔子所說的“與民爭利”的局面，從長遠來說對中國發展民營企業非常不利。

責任編輯：劉萬里 SF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