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风窗

作者 | 南风窗记者 黄茗婷

“独立的女人，靠自己才是女王”，这条标语，一直悬挂在“宝妈工厂”车间里。

深秋季节，在离武汉市中心约50公里的王家河镇的这间“宝妈工厂”，缝纫机、钉扣机、剪线机一如既往地轰轰运作，女工们一边工作，一边闲聊。机器轰鸣声、谈话声、笑声交杂。

这间服饰加工厂的正式名字叫“加十分”，但当地人更愿意称之为“宝妈工厂”。

工厂里约有220多名女工，她们曾经都是“金智英”，湮没在家庭劳动中，自身价值不被看见。

直到她们遇上“宝妈工厂”，告别了“全职妈妈”的身份，从家庭进入到工厂，成为服装生产流水线上的一个“螺丝钉”，践行着独立女性的价值信念。

对这群宝妈来说，工厂不是囚困她们的“系统”，而是她们经济收入的来源，女工不是被异化的身份，也是继母亲、妻子、女儿的角色之后个人价值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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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宝妈”敞开大门的工厂

11月的一个下午，向京艳刚从她酒红色的林肯轿车中走下来，车间主管黄红霞就迎面而来。她手里拿着一件刚做好的样衣，准备拿给向京艳检查。

从样衣的正面到反面、从颜色到拉链、从布料到走线，向京艳都一一查看了样衣的每一处细节。

向京艳是“宝妈工厂”的老板，在2018年和妹妹向京宁一起创建了工厂，目前是工厂的主理人。“宝妈工厂”常年接收来自全国各地的校服、运动服、演出服等青少年服饰订单。

向京艳在成立工厂时只有两个目的，一是保障“加十分”服饰的销售，二是为各位宝妈提供就业岗位。后者也是向京艳从只做服饰品牌到转为自己生产成衣的初衷。

2018年，向京艳正在仓库中处理事务，有一名女性走进来打听这里是否招收制衣工人，并向向京艳哭诉了自己作为“宝妈”难以找工作的遭遇。

彼时的向京艳，旨在在经营“加十分”服饰品牌，服装生产线都外包给了代工厂，囿于自己对制衣技术一窍不通，她并无开厂的打算。

让向京艳改变想法开厂招工的，来自一对夫妻的对话。

有一天，向京艳在超市排队结账，在她前面的是一对夫妻。妻子想买一样东西，在向京艳印象中，这位妻子想买的东西并不贵，但被丈夫拒绝了。

当时那位妻子很委屈：“如果我不是为了孩子、为了这个家（做起全职妈妈），我一样可以出去赚钱买我自己想买的东西。”向京艳复述道。

这句话，让向京艳很是触动：“就那一瞬间，我觉得，很多女人就是这个命运。不是说妈妈不想工作，但是没有一个合适的机会，也没有合适的工作时间，只能为了家庭牺牲了自己（的事业）。”向京艳，在这位“全职妈妈”的身上，看到了自己曾经的影子。

成立“加十分”服饰以前，向京艳也曾当了2年的全职妈妈。在这两年时间里，她在家里带孩子，生活半径就是家附近。做农产品批发生意的丈夫，负担家里的一切开支，家中用度，向京艳都需要伸手向丈夫要。

“每次伸手要钱的时候，我总觉得自己在向他乞讨。”向京艳说，她内心抗拒着伸手要钱，但没有独立收入来源的她，只能“别扭地”接受。

和宝妈的强烈共情，向京艳产生了开厂的想法，和妹妹一起成立了专门招收“全职妈妈”的工厂，她们可以边带孩子边上班，到了孩子放学的时间，可以把孩子接来工厂，宝妈们继续上班。

是否掌握制衣技术并不是向京艳筛选员工的标准，她说，只要是真的需要工作，并且工作态度认真，不随意缺勤，工厂的大门随时向“宝妈”们敞开。

“弹性工作制，还可以把孩子带来上班”，如此条件，对于加班加点、赶工赶货已成家常便饭的制衣行业来说，并不多见。

2019年，黄红霞前来应聘，“弹性工作时间，可以接送孩子上下学、可以带孩子来上班”的条件吸引了她。虽然曾经在其他制衣厂打工的她觉得，这些条件几乎不可能实现，但她还是来试试。

眼见为实。她去了车间，工作时间、制衣单价、计件数都是公开透明的，这让曾目睹过前同事工资被老板扣押的黄红霞很是安心：“自己一天做多少件，拿多少钱，自己心里有数，心中有底。”黄红霞说。

她试工半个月，早八晚五，拿到了1000多元的工资，她心满意足，留了下来。如今，在这里工作了4年的黄红霞月薪已达5000元，成了工厂车间的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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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妈”们的困境

全职妈妈，是“宝妈工厂”里大多数女工曾经的身份。她们有着相似的家庭情况：都是丈夫外出打工，双方的父母年事已高，教养孩子的任务只得落在她们肩上。

黄红霞的丈夫在武汉市区打工，从市区到家里单程都要一个小时，他很少回家。家里二孩出生后，她做了一段时间的全职妈妈，但随着大女儿与小儿子上学、生活所需的花费不断升高，她决定让家里老人带孩子，自己出去打工。

黄红霞此前工作的制衣厂连续加班，回到家时，已是晚上八九点了。每次看到小儿子眼巴巴地看着自己，又热情欢快地跑过来抱着自己，喊“妈妈你回来啦”的时候，愧对孩子的情绪一下子就涌上心头，她于心不忍。

顶着家庭责任和亲情，全职妈妈在为自我、为家人考虑的摇摆中，更容易陷入焦虑。

向京艳在2013年生下小女儿成为“全职妈妈”的两年时间里，每天都是围绕着孩子和家庭转，关心的只有柴米油盐酱醋茶，和丈夫的共同话题逐渐缩减到以家为范围。

当丈夫跟自己分享在生意上遇到的事情时，向京艳已经不知道应该作出什么样的反应了。她能感觉到，当时的自己和丈夫在眼界上的差距越来越大。

当送了小女儿上幼儿园，完成了一天的家务，在家里等待着孩子放学的那几个小时里，她独自在家中，坐立难安，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就像一种在浑浑噩噩混日子的生活，我当时就想，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向京艳说。

同样焦虑的还有罗淑媛。在来“宝妈工厂”前，罗淑媛做了10年“全职妈妈”。丈夫在武汉市区工作，大女儿和小女儿的日常以及教学成为了她每天的任务。

自己一个人照顾小女儿，有点力不从心。在小女儿一岁多的时候，罗淑媛在厨房里刚煮好蛋花汤，正准备倒在碗里的时候，锅柄突然断裂，热汤洒在了地面，而小女儿此时站的地方离热汤洒落的位置不到半米，她既恍惚更后怕。

当自己的大部分精力都投射到大女儿身上时，这种方法起了反作用。大女儿刚进小学，成绩并不理想。罗淑媛从网上看了些教育方法，照搬用来盯着大女儿写作业。可不仅是孩子成绩不见起色，还跟孩子闹起了矛盾，自己的心情也变得烦躁与郁闷。

每一天，一直到孩子们入睡后，罗淑媛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时间，玩玩手机或者跟邻居打打毛衣。

有次在刷视频时，她看到一个小女孩评价自己的妈妈“只会在家玩手机”，罗淑媛惊到了：“我不想我的女儿说，‘我的妈妈是一个中年妇女，只会在家里玩手机。’”

宝妈工厂成了罗淑媛的出路，现在的她是一个可以包揽流水线尾端剪线、叠衣、包装等流程的熟练女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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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里的孩子

南风窗到访工厂的这天傍晚，一个扎着马尾、穿着粉色棉服套装的小女孩，径直走到了杂物房里的图书角，从手上拎着的粉色与黑色相间的文件袋中拿出了一支笔和一叠灰色的草稿纸。

这是罗淑媛的小女儿殷辰轩。殷辰轩刚刚从舞蹈课下课，就赶到了车间。刚被“任命”为“图书管理员”的她，正要做起图书角书籍的登记工作。

带着孩子来厂里上班，是“宝妈工厂”里的“标配”。“宝妈工厂”里一共有二十几名孩子，学龄大多在幼儿园和小学阶段，主要在工厂附近的王家河幼儿园和王家河小学上课，方便宝妈们接送孩子上下学。

这一便利并非巧合。“宝妈工厂”在2019年经历了一次搬迁，原本在市区的工厂需要另外寻找厂址。“离学校近”，是向京艳选址的唯一条件。

走访了三处场地后，她选中了现在这一位于王家河中学、王家河小学和王家河幼儿园附近的一间工厂。

平常一到放学时间，“宝妈工厂”就化身为一个儿童乐园，孩子们在外面的空地上奔跑嬉闹。由于工厂空间有限，需要完成作业的孩子，只能拿着小板凳坐在妈妈旁边，在缝纫机的桌面上写作业。

为了解决孩子没有地方写作业的问题，向京艳在杂物房里开辟了一个角落，放置了一套桌椅，专门给孩子们学习。

11月中，武汉当地一间书店的老板联系上了向京艳，说要为厂里的孩子安装一个图书角。杂物房的墙壁上很快就有了一个白色的书架，北京和广州等地的朋友捐来了图书，“宝妈工厂”的孩子拥有了第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

下午，工厂里一共来了5名孩子，他们挤在那张一平米多的桌子上，看书、写字。这是向京艳最想看到的画面：妈妈在车间工作，孩子在书桌上学习，跟车间里挂着的那条横幅遥相呼应：妈妈认真是孩子最好的榜样。

罗英子是“宝妈工厂”里的一名钉扣工，她每天的工作就是将6000至8000颗扣子钉在衣服上。

一天下班，她提着白天在市场买的5斤大米、地瓜、水果正要扛上楼，这对身材娇小的她来说有点吃力。

这时，和她一起下班、只有8岁的儿子说：“妈妈我来提吧，你工作那么辛苦了，女生提轻的，男生提重的。”说罢，儿子将她手里的重物一把提走。

一路上，看着儿子提着东西，时而用左手、时而换成右手，摇摇晃晃走路的样子，罗英子觉得儿子长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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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女工，做自己的女王

提到能来到“宝妈工厂”上班，罗英子直言：“我觉得真的很幸福。”

进入“宝妈工厂”前，罗英子做了大半年的全职妈妈。她觉得家人并没有充分认可自己对家庭的付出，而把妈妈做家务看作是理所当然的。

进入工厂后，当自己赚到了钱，不需再向丈夫伸手要钱了，罗英子觉得“经济独立了，实现了自己的价值。”

虽然在厂里完成了一天的工作之后，罗英子回家还需要做晚饭、辅导孩子作业、洗衣打扫卫生、准备第二天的早饭。工作和家庭的重担，还是压在她身上，但是她觉得，这样的辛苦是值得的，生活更有了底气。

“像我们所有的宝妈其实都是一样，都很辛苦，在这里（指工厂）辛苦，回家也辛苦。”罗英子说：“自己的孩子自己照顾，这是自己的责任，必须去承担。在厂里上班辛苦，是有工资、有回报的，是值得的。”

成立了工厂四年以来，向京艳每天的生活也是被孩子和工作占据了，除了接送小女儿上下学和料理家务之外，她每天还需要在工厂和仓库之间奔波，甚至是自己驱车为客户送样衣，每天两万步，是她的常态。

但工作是她每天的快来源泉。“看着孩子们穿着我们工厂生产的衣服，我觉得蛮有成就感的。和‘宝妈’们聊天，看见她们每天生活得开开心心的，每到发工资的时候，她们都会说感谢我，让她们成为自己的女王，这是最开心的时候。”向京艳笑咪咪地说。

向京艳说，一开始她向丈夫提出想要开工厂的时候，丈夫是反对的。他一方面担心没有经验的妻子会吃亏，另一方面是希望她可以将精力和时间更多地放在孩子和家庭上。

“但他反对无效。”向京艳说：“我不需要找他拿钱，这就是女人自己赚钱的好处。”

责任编辑：刘万里 SF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