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美國需要系統性解決債務上限問題

隨着12月的臨近,債務上限問題再次浮出水面,美國需要系統性解決債務上限問題,不能夠“臨時救火”,如果美國國債出現債務違約,將給全球金融市場帶來重大威脅。

2021年上半年,美國經濟實現了6.5%的報復性快速增長,但是第三季度美國經濟的增速明顯放緩,美國商務部於11月25日公佈的經修正的數據顯示,第三季度美國GDP按年率計算僅增長2.1%。這主要是受德爾塔變異病毒影響,夏季新冠病例激增,阻礙了美國經濟的復甦,遭受影響最嚴重的行業就包括娛樂和酒店業。

美國供應鏈隨之也出現了嚴重問題,尤其體現在美國的汽車行業。在美國過度寬鬆的貨幣政策支撐下,通過“撒錢”的方式紓困,美國家庭和企業的財務狀況被認爲是健康的,特別是現金流動性方面,這使得美國的總需求看起來非常強勁,這被看作是支撐經濟復甦的最關鍵力量。

但是美國經濟面臨的困境並沒有得到有效緩解,在衆多緊急事項中美國債務上限問題仍將需要美國國會的重要抉擇。9月29日美國衆議院通過一項將債務上限提高4800億美元的法案,參議院於10月7日最終同意該法案,以支持美國聯邦政府維持運行至2021年12月初,拜登總統於10月14日簽署該法案,美國債務上限問題暫時緩解。隨着12月的臨近,債務上限問題再次浮出水面,美國需要系統性解決債務上限問題,不能夠“臨時救火”,如果美國國債出現債務違約,將給全球金融市場帶來重大威脅。

美財政部迫切需要擺脫債務上限桎梏

美國財政部需要保持強大的“借債能力”,纔可以保持現金平衡,來確保美國聯邦政府的各項開支和償付債務。在新冠疫情暴發和蔓延的2020年和2021年,美國財政部持有現金餘額水平大大高於之前的任何年份。在2020年3月正式宣佈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後,當時的財政部長史蒂文·姆努欽採取行動增加現金持有量,以支持《疫情紓困、救濟和經濟安全法案》(CARES Act)下的各項緊急支付需要,爲此,美國財政部持有現金餘額水平急劇增加,2020年7月曾經最高達到約1.8萬億美元。

之後財政部持有現金餘額水平一路下行,2021年7月底財政部持有現金餘額已縮減至約4590億美元。就在2021年10月債務上限被上調之前,現金餘額僅爲約720億美元。因此,財政部長耶倫必須解決債務上限的桎梏,恢復財政部的“借債能力”以保證財政部可以獲得足夠數量的現金,包括支付拜登政府“慷慨”的各項紓困措施。

但是,債務上限問題的解決困難重重。2021年8月2日耶倫宣佈“債務發行暫停期”(DISP)開啓,在此期限內財政部將使用“非常措施”維持繼續支付聯邦政府的各項債務。DISP允許財政部暫停對公務員和美國郵政退休基金的投資,儘管美國財政部仍舊可以保持美國聯邦政府的正常運行,但是債務上限問題導致美國財政部的債務和現金管理變得更加複雜。耶倫也不得不於9月28日、10月18日和11月16日多次延長DISP。

11月19日耶倫再一次就債務上限問題致信國會領導人,提醒國會對公務員退休金和殘疾人保障基金(CSRDF)的債務發行暫停期(DISP)將在12月3日到期,由於債務上限問題,財政部無法向CSRDF充分投資。受此影響,財政部根據法律授權暫停向CSRDF新增投資。另外,對郵政系統退休人員健康福利基金(PSRHBF)的投資將與CSRDF採用同等政策。耶倫重申,一旦債務上限問題解決,上述投資欠賬將一次性解決。儘管耶倫保證聯邦退休人員和僱員將不受這些行動的影響,但是她再次敦促國會迅速採取行動來維護美國的國家信譽。

紓困措施加速通貨膨脹上升

成本增加是造成通貨膨脹的直接因素,如果企業生產商品和服務的成本提高,在大多數市場條件下,企業就會對最終產品設定更高的價格。勞動力成本是商品或服務成本的重要組成,如果通常以工資衡量的勞動力價格快速上漲,那麼生產者就要提高最終商品和服務的價格,這被稱爲“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另一方面,勞動力工資的增長使工人擁有更高的可支配收入,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將可能導致總需求的上升,因此也會導致最終商品或服務價格的上升,即所謂的“工資-價格螺旋上升”。

新冠疫情暴發之前,美國的勞動力就業水平是較高的,失業率較低。疫情暴發後,美國失業率迅速上升,曾經達到美國經濟大蕭條以來未曾有過的高度,在2020年2月份曾達到14.2%。儘管2020年3月以後美國的就業形勢有所改善,但截至今年10月美國的失業率仍比2020年2月高出1個百分點以上,就業人數仍比同期減少約500萬。這意味着2021年美國的勞動力市場比2019年似乎更“寬鬆”,即相對於職位空缺而言,可用勞動力數量較多,而工資上漲壓力較小。

但這是數字意義下的表面現象,儘管總體上勞動力市場條件相對“寬鬆”,但某些行業已經顯示出勞動力市場“緊縮”的特徵,如娛樂和酒店行業出現的招工困難、應聘者議價能力增強、名義工資要求提高等特徵,這些特徵造成美國娛樂和酒店行業出現勞動力就業方面的嚴重損失,並且就業水平上也未能恢復到疫情前的水平。

疫情持續蔓延使得低薪勞動力的失業速度遠高於高薪勞動力,爲抑制這種趨勢和緩解社會矛盾,2020年4月美國的平均時薪水平被大幅提高,這是美國“慷慨”紓困措施的重要體現。美國勞工統計局(BLS)的數據顯示,美國私營部門的名義平均時薪自2020年5月份的29.4美元一路飆升,到2021年9月已升至近31美元,而同期美國娛樂和酒店行業的名義平均時薪也自17美元升至近19美元。提高工資的政策意圖在很大程度上是爲了吸引工人就業,這在客觀上造成一定比例的勞動者在疫情期間換了工作,或利用目前的勞動力市場條件轉行。

疫情改變了美國勞動力市場的供求關係,並加速了工資水平的上升,這在一定程度上給終端市場商品和服務的價格帶來巨大的上行壓力。雖然通貨膨脹是指整體經濟的價格普遍上漲,疫情期間並不是所有部門和行業都存在工資和商品價格的上漲,但是,特定行業的價格上漲會在短期內顯著地影響通貨膨脹。例如,美國勞工統計局的分析報告認爲,2021年6月份CPI上漲,超過三分之一的原因應歸咎於二手車和卡車的價格上漲了10.5%。而到了2021年10月,美國商品和服務價格上漲的範圍更廣,能源、住房、食品、二手車和卡車以及新車的價格上漲都對通脹起到了催化劑的作用。

根據BLS最新發布的消費者價格指數(CPI),2021年全年美國的通貨膨脹率增長相對較快。10月,CPI同比增長6.2%,顯著高於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美國民衆習以爲常的低於2%的通脹率。造成美國CPI增長較快的原因有很多,但是緣於美國勞動力市場的原因,是基本上沒有太多爭議的。

過度寬鬆的貨幣政策不會完全取消

對於美國目前的通脹問題,美聯儲主席鮑威爾11月3日公開表示,相信隨着疫情防控措施的逐步解封,美國目前經歷的供應鏈問題將會逐步得到解決,並將在很大程度上緩解通貨膨脹的壓力。如果僅觀察工資和通脹之間的關係,二者相互的影響不是單向的,工資水平的提升將對商品或服務的價格產生上行壓力,但價格上漲之後也會向工人發出信號,他們應該要求更高的工資,以補償通貨膨脹的影響。目前的現實是,美國公衆對高通脹的預期似乎根深蒂固,美國的工人們將毫不猶豫地要求提高工資水平,而這樣做的後果將帶來價格進一步的上行壓力。但是,鮑威爾堅持美國目前總體工資的漲幅尚未超過通脹的漲幅,因此目前不太可能推動通脹持續上升。

2021年11月3日美國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做出繼續將利率水平維持近於零的決定,同時,考慮到通貨膨脹等方面的壓力,美聯儲決定開始減少資產購買的步伐。美聯儲於2020年3月將基準利率區間下調至0~0.25%,並且每月至少購買1200億美元的國債和抵押債券,這種近乎“大水漫灌”式的過度寬鬆貨幣政策即將被改變。但是,估計美聯儲不會一下子將“水龍頭擰到底”,美聯儲減少資產購買,更多的是向市場發出信號,但美國不會立即全部退出當前的貨幣寬鬆政策,而是將繼續爲疫情後美國的經濟復甦提供強有力的貨幣支持,這一點從美國總統再一次提名鮑威爾擔任美聯儲主席可以窺得端倪。

11月16日拜登提名鮑威爾繼續擔任美聯儲主席,這一提名向市場發出的信號是,拜登政府希望延續和穩定目前的經濟政策,包括貨幣政策,面對疫情的反覆和突變,拜登採用“穩字當頭”的策略。對這一重要提名,作爲上一屆美聯儲主席的耶倫在第一時間發表聲明,對鮑威爾表達堅定的支持。耶倫在聲明中指出,疫情期間美國經濟經歷了最具挑戰性的時期,鮑威爾和美聯儲的穩定領導幫助確保美國經濟能夠從危機中開始強勁復甦,耶倫認爲過去幾年鮑威爾在美聯儲發揮了強有力的領導作用,有效地應對了艱難的經濟和金融挑戰。

耶倫和鮑威爾都強調,疫情期間美國的貨幣政策目標就是支持最大程度的就業和最大程度地保持市場價格穩定。從目前看,這兩大目標均受到挑戰,而債務上限問題如“芒刺在背”,必須給予系統性的解決,以維護美國國債的信用;如果美國出現債務違約,如耶倫指出的,將給全球金融市場帶來重大威脅,美國貨幣政策的兩大目標更是無從談起。

(勵賀林系天津商業大學會計學院院長、教授;姚麗系天津理工大學管理學院講師。本文系2020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數字經濟徵稅權國際競爭加劇背景下更好維護我國國家稅收利益研究”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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