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11年至今，我國生育政策已從“雙獨二孩”發展到“全面三孩”。歷經10年嬗變，“讓不讓生”已不再是問題，取而代之的是“想不想生”和“生了怎麼養”。

回顧政策歷程，10年間，從2011年的“雙獨二孩”，到2013年的“單獨二孩”，再到2016年實施“全面二孩”，2021年放開“三孩”，這表明政府提高人口生育水平的決心。事實上，生育背後還有諸多複雜的社會因素相互牽扯，“說生就生”並不容易。

基於此，澎湃新聞推出“生育的細節”系列報道，精選國內外新刊發的人口研究，將後人口轉型時期人們的生育決策及行爲置於“顯微鏡”下，以人爲本，探究細節。

今天，本系列推出第五篇，聚焦幼兒園擴張對生育的影響。

育兒成本過高已經成爲當前抑制生育意願的主要因素。“入園難、入園貴”敲打着衆多城鄉家庭。

那麼，幼兒園供給擴張能提高生育嗎？近日，湖北經濟學院的一項研究給出肯定答案：研究表明，社會興辦幼兒園政策對家庭子女數量具有正向因果影響。

2003年，我國曾推行“以社會力量興辦幼兒園”的學前教育改革，並延續至2007年。該政策原本是爲了應對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計劃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公辦幼兒園大幅下降的問題。上述湖北經濟學院的研究，則剖析了此項學前教育改革對家庭生育的影響。

作者表示，這可能是國內第一篇估計幼兒園改革的生育效應和影響機制的論文，提供了學前教育可及性和可用性的改善有助於提高生育的證據。

18年前的一場學前教育改革

湖北經濟學院的這項研究回答了一個關鍵問題：擴大學前教育供給所產生的生育效應究竟有多大？2003年，中國開始實施“引入社會力量興辦幼兒園”政策，大幅增加了幼兒園教育供給。該研究分析發現，平均來看，社會興辦幼兒園政策力度增加0.1個單位，將導致受影響家庭增加0.012個孩子。這意味着在該政策推行的五年內（2003-2007年），如果每年有2000萬家庭受該政策影響，則該政策力度增加0.1個單位，將引起平均家庭孩子數量額外增加120萬。

論文顯示，2000萬家庭的估算來自於：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03年和2007年每十萬人口中幼兒園學生分別有1560人和1787人。2003年和2007年年末總人口分別是129227萬人和132129萬人。以此數據大概計算2003年和2007年幼兒園學生分別爲：20159412人和 23611452人。其餘年份幼兒園學生數量均大於2003年、但小於2007年幼兒園學生數量。故假設大概每年2000萬家庭有孩子上幼兒園。

該研究題爲《幼兒園供給擴張能提高生育嗎？——來自社會力量興辦幼兒園準自然實驗的證據》，2021年8月該研究成果發表於北大核心期刊《財經研究》，作者爲湖北經濟學院經濟與貿易學院講師江濤。

該研究數據來源於中國家庭收入調查數據 (CHIP2013)，CHIP2013的樣本來自國家統計局2013年城鄉一體化常規住戶調查大樣本庫，CHIP項目組按照東、中、西分層, 根據系統抽樣方法抽取得到CHIP樣本。樣本覆蓋了15個省份126個城市234個區縣, 包括7175戶城鎮住戶樣本、11013戶農村住戶樣本和760戶外來務工住戶樣本。該研究使用了CHIP2013微觀家庭數據和地級市層面彙總數據。

作者用雙重差分估計、公辦園與民辦園此消彼長對生育率影響的理論分析、平行趨勢檢驗、工具變量回歸，最終得出上述結論。

上述結論背後的邏輯是：幼兒園教育供給擴大有助於節省家庭照料兒童時間，緩解家庭工作−養育衝突，降低家庭養育成本，進而提高生育。由於工作−養育衝突的嚴重程度存在家庭差異，研究者進一步進行了異質性檢驗。

由於高學歷人口工作前景、技能和收入較高，所以養育機會成本較高，面臨工作-養育衝突較高，而低學歷者相對較低。爲反映學歷高低帶來的家庭工作-養育衝突差異，研究者以父母是中專學歷作爲分界點，將中專及中專以上作爲較高學歷組、中專以下作爲較低學歷組。

表3.社會興辦幼兒園政策對家庭子女數量的異質性影響，列（1）和列（2）反映父母學歷差異；列（5）和列（6）反映父母工作時長差異。論文截圖。

研究者使用迴歸模型，分別在高、低學歷組組內進行迴歸，表3列（1）和列（2）顯示，在較高學歷（中專及以上學歷）樣本組，社會興辦幼兒園政策對家庭子女數量的影響（0.214）遠大於在較低學歷樣本組中的影響（0.025）。

此外，研究者認爲平均每人每天工作是否超過8小時，可以在一定意義上反映工作-養育衝突的高低。爲此，研究者以每人每天工作是否超過8小時作爲節點進行劃分：高於8小時，則工作-養育衝突較高，如表3列（5）所示；低於8小時，工作-養育衝突較低，如表3列（6）所示。

結果表明，在表3列（5）中，社會興辦幼兒園政策係數顯著爲正，而在列（6）中該變量係數並不顯著。這可能是因爲在工作−養育衝突較高的家庭組，幼兒園數量大幅上升對該組家庭生育的影響較大。對於工作−養育衝突較低的家庭，幼兒園對生育的影響可能較低。

研究者提出，鑑於中國“入園難、入園貴”問題嚴重，以及幼兒園教育緩解工作-養育衝突的積極作用，政策需重點考慮如下幾點：增加公辦和民辦幼兒園數量供給，確保就近入園；壓縮家庭與幼兒園之間的時間和空間距離，改善幼兒園的可及性；均衡幼兒園質量，降低實際幼兒園入園價格，提高幼兒園教育可用性。

公益性學前教育服務短板較大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兩位研究員近期發文表示，育兒成本過高已經成爲當前抑制生育意願的主要因素。在前一階段“全面二孩”政策實施過程中，由於“養不起、沒人帶”等造成生育意願較低的問題已經集中凸顯，“公益性學前教育服務短板較大”是主要表現之一。

該文題爲《制約生育潛能釋放的成本因素及社會支持措施》，於2021年9月發表在北大核心期刊《行政管理改革》，作者爲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研究部研究員佘宇以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辦公廳副研究員單大聖。

教育部官網2021年3月1日公佈的《2020年全國教育事業統計主要結果》顯示，2020年，全國共有幼兒園29.17萬所。入園兒童1791.40萬人，在園幼兒4818.26萬人。其中，普惠性幼兒園在園幼兒4082.83萬人，普惠性幼兒園覆蓋率達到84.74%。學前教育毛入學率85.2%。

對於該數據，上述文章進行了深入剖析。作者表示，普惠性幼兒園(公辦幼兒園和普惠性民辦幼兒園)覆蓋率達到84.74%，供需矛盾似乎不那麼尖銳，但是，相當一部分的普及成果是依靠社會力量實現的，政府舉辦的公辦幼兒園佔比仍較低（剛剛超過50%），且存在缺乏穩定財政經費保障、投入體制機制不健全等突出問題。

同時，文章還指出，一部分學前教育服務是由政府支持下的收費較低的民辦園提供，保教質量總體不高，而一般的逐利性民辦幼教機構，只能提供基於家庭經濟承受能力的選擇性服務。

作者認爲，未來一個時期，學前教育數量、佈局、結構、質量等還在深度調整中，將顯著影響有孩家庭的預期。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民生調查（2020）”顯示，“周邊沒有公辦園（或普惠性民辦園）或學位不足”和“想進公辦園（或普惠性民辦園）進不去（受戶籍、房產等限制）”排在子女沒有上普惠性幼兒園的原因前兩位，佔比分別爲38.4%和23.2% 。

有鑑於此，作者建議即將部署實施的第四期學前教育行動計劃在鞏固普及成果的基礎上，要更加突出兜底線、促公平、提質量的導向。

對於公辦園，作者建議，進一步發揮好公辦園兜底線、補短板的主體作用。加強省級統籌，綜合考慮人口數量結構變化和城鎮化的進程，逐步提高公辦幼兒園比例，多渠道挖潛增量。

對於民辦園，作者建議，引導民辦幼兒園提供普惠性服務。作者表示，社會力量舉辦的幼兒園，擴大了學前教育資源總量，在政府引導下也能提供普惠性服務。未來一個時期，在政府財力還難以保障所有學前教育需求的情況下，仍然要堅持公辦民辦並舉，綜合採取政府獎勵、購買服務、減免租金稅費、水電氣價格優惠、派駐公辦教師、教師培訓、辦園指導以及園所共建等措施，大力支持民辦幼兒園發展。

關於政策細節，作者建議，要根據區域實際情況，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適當調整或放寬現有的場地、面積等准入門檻，努力擴大學前教育資源供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