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美國外賣巨頭DoorDash爲騎手糾紛支付和解金，零工經濟勞動立法改革何去何從？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黃婉儀，實習生盧美婷、龍情 廣州報道

近日，全球平臺經濟用工問題在美國再添經典案例，外賣平臺巨頭DoorDash確定將支付500萬美元的和解金，以解決舊金山對其涉嫌違反勞動法的調查。

2019年，美國加州舊金山政府開始開展對DoorDash的勞工問題調查。據當時媒體報道，DoorDash使用了客戶小費支付外賣員的基本工資，隨後舊金山方面指控DoorDash將勞動者錯誤分類爲獨立外包工而非正式僱員，從而違反了當地關於醫療保險和帶薪病假的法律條款。

外賣平臺騎手身份問題近年來在全球範圍紛爭不斷，因其用工模式“既不完全符合傳統勞動關係的認定、但又不是平等主體民事關係”。7月16日，我國發布《關於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首次提出“不完全符合確立勞動關係情形”的概念， 嘗試賦予其部分勞動者基本權利，如最低工資標準、職業安全、休息權、社會保險等。

這個概念的提出激起了社會各界關於“勞動三分法”的最新爭論，零工經濟之下的立法調整已經像一場社會實驗在全球展開。

北京致誠律師事務所、農民工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主任佟麗華向記者表示，過去十多年，我國經濟社會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勞動領域的問題也更加錯綜複雜，當前勞動領域的很多立法都已經不適應當前形勢的發展，需要儘快修訂。

Doordash部分和解金用於支付外賣騎手

11月22日，美國加州舊金山檢察官 David Chiu、舊金山勞工標準執行辦公室 （OLSE） 主任 Patrick Mulligan 和主管Aaron Peskin 宣佈，該市從涉嫌違反舊金山的兩項勞動法的美國外賣巨頭DoorDash公司獲得了超過532.5萬美元的和解金。其中部分和解金將直接用於支付給2016年至2020年期間在舊金山市配送的外賣騎手。

OLSE主管Patrick Mulligan指出，“在整個調查過程中，關於工人錯誤分類的公開辯論一直在進行，這導致法院判決、州立法機構的行動，甚至加州的一項投票倡議。通過這一切，我們的辦公室堅定不移地致力於保護工人權利和執行勞動法。” 

追溯此次案件源頭，騎手對DoorDash公司的工資投訴早在兩年前就初見端倪。2019 年，美國媒體就曾爆出DoorDash利用客戶支付的小費來支付外賣騎手的基本工資，這一行爲在DoorDash快速發展期間依然繼續存在。另外，將外賣騎手錯誤的定性爲獨立的外包工人而非正式員工，違反了舊金山市政府有關員工醫療保險和病假休息的規定。面對該項情況，主管Aaron Peskin向OLSE提出對 DoorDash的相關行爲進行調查。

接到訴訟請求後，OLSE對DoorDash和涉嫌違反舊金山醫療保健安全條例 （HCSO）和帶薪病假條例（PSLO）的行爲展開正式調查。根據舊金山醫療保健安全條例，擁有20名或更多工人的僱主必須爲每位受保僱員的醫療福利支出最低金額。帶薪病假條例要求僱主爲舊金山的所有僱員提供病假。OLSE在調查過程中發佈了關於DoorDash的四份違規決定。最終雙方達成了和解，此次和解的達成將使2016年至2020年間在舊金山配送的近4500名DoorDash外賣騎手受益，這也是OLSE在其20年曆史中獲得的金額最大的和解。

值得注意的是，在和解協議中，DoorDash公司並未承認其存在的錯誤行爲：“雖然我們否認有任何不當行爲，但我們認爲這項和解協議代表了一個公平的妥協，將使我們能夠專注於繼續爲用戶提供最好的體驗。” 

此次的和解協議背後，是零工經濟平臺和加州立法機構之間的一場長期較量。在零工經濟就業者的身份歸類問題上，外賣平臺DoorDash、網約車軟件Uber和Lyft等新業態互聯網企業目前依舊在美國、加拿大和歐洲地區展開遊說和辯論。

騎手身份之謎揭開勞動關係“二分法”之爭

近年來，海內外圍繞外賣騎手的身份問題一直紛爭不斷。

美國加州一地方法院的法律文件顯示，2018年2月，該法院判決在線外賣平臺Grubhub的外賣司機Lawson不屬於Grubhub的僱員（employee），而是獨立承包商（independent contractor）。Lawson於2015年8月註冊了Grubhub軟件，並從同年10月到次年2月用這個應用工作了4個月。在此期間，他一直被Grubhub歸類爲獨立承包商。在美國，勞動關係劃分爲僱員和獨立承包商兩種，作爲僱員可以有權獲得最低工資、加班費、費用報銷和工人補償等福利。而獨立承包商則不享有這些權利。Lawson認爲Grubhub的錯誤劃分違反了加州的相關勞動法規，因而提起上訴。依據加州最高法院先前的判例中確立的判斷勞動關係標準，加州地方法院判決Lawson不屬於僱員。

雖然判決結果是平臺勝訴，但法官也指出了美國勞動關係二分法的侷限性。他在文書最後寫道：“根據加州法律，爲他人提供服務的個人是僱員還是獨立承包商是‘二選一’的問題……零工經濟的出現，創造出一個低收入羣體，從事低技能但高度靈活的臨時工作，立法機構需要解決這種刻板的二分法。”

時隔三年，在同樣實行勞動關係二分法的意大利，四家主要餐飲外賣平臺，分別爲Uber Eats、Glovo、Just Eat和Deliveroo，卻因將外賣員歸爲獨立承包商而被罰款7.33億歐元。據媒體報道，今年2月24日，意大利米蘭檢察官已經責令上述四家主要外賣平臺正式僱用6萬餘名騎手，並支付總計7.33億歐元的罰款。檢察院副檢察官Tiziana Siciliano表示，雖然這些騎手中的絕大多數都簽訂了自僱合同，但他們完全被納入公司的組織中。“這個系統實際上迫使騎手接受所有訂單，以免在排名中被降級，然後減少工作。這就是不能請假的原因，”她補充道。

華南理工大學零工經濟研究中心院長劉善仕教授在對此分析稱：“四家公司需與騎手建立的合同關係是一種‘合作性的以及持續的勞務提供合同’，它不屬於意大利二分法框架中的“從屬性勞動”與“自治性勞動”關係……它也向我們表明，在涉及平臺用工關係的法律屬性的界定問題上，三分法已經成爲主導性立場。”

在國內，隨着外賣平臺規模的急劇擴張，騎手的用工模式不斷演進，出現了衆包、網絡狀外包、個體工商戶等用工模式，勞動關係的確認也變得愈發複雜。      

北京致誠農民工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今年9月份發佈的《外賣平臺用工模式法律研究報告》顯示，外賣平臺和配送商/衆包服務公司的法律隔離效果顯著，如今外賣平臺的認勞率基本控制在1%以內，而配送商也通過網絡狀外包和個體工商戶模型將認勞率從81.62%成功降至46.89%和58.62%；在侵權類案件中，外賣平臺原本需承擔的僱主責任幾乎全部轉移給配送商/衆包服務公司，其自身擔責率由100%降至15%以內。

針對零工經濟的勞動立法如何破局？

外賣騎手勞動權益保障的首要條件是與用人單位確認勞動關係。而在複雜的用工模式之下，騎手難以確認僱主是誰、與僱主是勞動關係還是勞務關係，從而陷入維權的困境。

目前我國勞動法並沒有針對平臺經濟下的新型勞動關係做出調整，仍然採用傳統的二分法，主要規定了勞動關係和勞務關係兩大主要用工勞動法律關係。勞動者如果與用人單位簽訂勞動合同，則對用人單位具有從屬性，與之形成勞動關係，可以享有五險一金、就業保護等權利；反之，則成爲勞務關係，對用人單位沒有從屬性，同時也無法享有各項權利。而外賣騎手等平臺工作者與平臺之間既有勞動控制的屬性，又有自僱的屬性，是一種新型的勞動關係。

在歐美，零工經濟之下的勞動關係立法已經像一場社會實驗一樣展開。歐洲方面，今年5月11日，西班牙內閣批准了《騎手法》，該法案要求Deliveroo、Uber Eats、Glovo等在線外賣平臺重新將騎手歸類爲僱員，而不是獨立承包商，法案已於8月12日生效。

2020年1月1日生效的美國加州AB5法案則要求僱用獨立承包商的公司將他們重新歸類爲僱員；如果要證明工人不是僱員，則需要採用“ABC測試”來證明工人是獨立承包商。與傳統的Borello測試用13條標準來判定工人是僱員不同，ABC測試是用三條標準來判定工人不是僱員，這大大增加了平臺在否認勞動關係方面的難度。

然而，有學者擔心，這份意在幫助勞動者的法案反倒可能害了他們。康奈爾大學的Louis Hyman教授認爲：“獨立的勞動力需要收入的穩定性，但是因爲傳統的工作已經無法提供穩定性，很多人不得不進入共享經濟……對於大多數司機來說，成爲Uber司機是增加家庭收入的方法，他們試圖通過低薪、不規律的服務工作來維持生計……AB5法案努力將加州人民統一到全日制工作的經濟當中，但是這個經濟並沒有提供他們所需要的收入穩定性。”

隨後，在2020年11月3日，加州大選又以58%的選民支持率通過了反對“AB5法案”的“22號提案”。這是一項由Uber、Lyft和DoorDash三家共享經濟平臺推動發起的提案，核心內容是在保持平臺勞動者獨立承包商身份的前提下，提高他們的待遇，增加勞動保護。這是Uber、Lyft和DoorDash爲了獲得AB5法案的豁免資格而做出的妥協。而在2021年8月20日，加州Alameda縣高等法院的法官Frank Roesch裁定22號提案的兩個部分違憲，並且該措施整體上無法執行。對此，Uber和Lyft宣佈提出上訴。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社會法室副主任王天玉認爲，22號提案將網約車司機確定爲“需要報酬和其他福利保護的自僱者”，在原有的“僱員—自僱者”二分法基礎上增加了第三類主體，實現了三分法轉型的第一步，而“報酬和其他福利保護”是什麼，還需要進一步探索。

然而向勞動關係三分法轉型在學術界存在不少爭議。北京致誠律師事務所律師佟麗華則認爲，“創設三分法這樣一種新的制度，可能從根本上會毀壞原有的勞動法制體系，給勞動者權益保障帶來無法預見的後果。我們承認在平臺經濟的條件下，存在不完全勞動關係的情況。但是，我們認爲解決不完全勞動關係的情況，不是要在勞動法制以外單獨創設一項制度，而是在勞動法制以內分類解決。我們應該儘快把《勞動法典》的制定，全面修訂中國的勞動法律體系提上議事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