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宣部全面降準之際，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悄無聲息地繼續走強。

12月8日上午，在岸和離岸人民幣攜手衝高，雙雙突破今年5月份高點，創出2018年5月以來的新高。

截至12月8日16：00左右，在岸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報6.3555。儘管人民幣匯率近期無礙美元指數走強，上演一波堅挺升值的獨立行情，但人民幣匯率回調貶值的風險也愈發值得警惕。尤其是在明年中美貨幣政策或趨向分化的窗口期，受訪的分析人士認爲，人民幣匯率易貶難升，匯率拐點正在形成。

人民幣短期強勢格局難撼

自11月以來，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與美元指數之間的背離逐漸引起市場關注，並引發政策面的風險提示。11月18日，人民銀行官網發佈的消息顯示，全國外匯市場自律機制在第八次工作會議上少見地提出“偏離程度與糾偏力量成正比”，這被市場解讀爲暗含人民幣升值已偏離中樞之意。

然而，距離官方風險提示過去二十餘天，人民幣匯率升勢依舊。CFETS人民幣匯率指數從11月19日至12月3日上漲幅度達0.82%，同期美元指數升幅僅0.1%左右。

支撐人民幣匯率獨立走強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中國銀行研究院高級研究員王有鑫在接受證券時報·券商中國記者採訪時表示，11月以來，在美聯儲收緊貨幣政策的預期下，美元指數快速走高，但同期人民幣走勢保持穩定，甚至略有升值，這主要源於以下幾方面因素：

一是在海外供應鏈產業鏈瓶頸不斷深化背景下，中國出口訂單持續增加，貿易順差和外匯收入保持在高位，有力地支撐了人民幣匯率。

二是自去年以來，人民幣的投資和避險屬性就不斷凸顯，隨着中國金融市場開放程度加大，外資不斷增持人民幣股票和債券資產，特別是海外新型變種毒株的出現，使得市場避險情緒升溫，人民幣受到更多青睞。

三是海外通脹高企，而我國通脹保持在較低水平，從購買力平價角度看，也在一定程度上提振人民幣。

華創證券首席宏觀分析師張瑜還對記者表示，推動人民幣匯率逆勢走強有兩方面因素值得關注，一是近期人民幣兌美元的即期交易量顯著放量，交易情緒助推匯率走強。二是由於貿易順差走闊，同時銀行代客涉外收付款順差同步走高，企業結匯意願提升導致銀行代客結匯需求走強。

匯率拐點正形成，明年或將小幅走弱

正如事物都有兩面性，人民幣匯率走強的同時，推動匯率貶值回調的動因也在積蓄。在張瑜看來，人民幣匯率的大拐點正在形成。

“疫情後人民幣匯率持續走強的行情可能正在接近尾聲，明年人民幣匯率易貶難升。”張瑜稱，日前全國外匯市場自律機制工作會議出現了“偏離程度與糾偏力量成正比”的新提法，似有暗含人民幣升值已偏離中樞之意。無論匯率是升值還是貶值，一旦匯率由於交易因素或者預期因素過度偏離基本面，事後都會面臨市場自發的糾偏力量或者政策糾偏力量，偏離越遠，此後的糾偏就越大。

據張瑜解釋，當前人民幣匯率需要重點關注以下三方面的貶值風險：一是明年初新的5萬美元境內居民便利化換匯額度刷新生成，從歷史規律看，這會對人民幣匯率造成一定的季節性貶值壓力。二是美聯儲態度逐漸轉鷹，開啓貨幣政策收緊週期，聯邦基金期貨已在定價2022年7月首次加息；同時，中美經濟增速之差在收窄，明年中美實際GDP增速差或將收窄至1989年以來最小。在歷史上三輪中美經濟、貨幣背離期，人民幣回落都趨向於貶值。三是資本流入對2022年人民幣匯率的支撐也在走弱，隨着美聯儲進入緊縮週期，中國等新興市場經濟體本就有資本外流、資產價格下跌的風險。

王有鑫提醒，在美聯儲收緊貨幣政策背景下，國內貨幣政策制定將面臨更多挑戰。貨幣政策除了要關注經濟復甦，同時也要考慮金融穩定問題，爲降低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調整對我國的溢出衝擊，國內貨幣政策存在被迫調整壓力。

不過，儘管不少分析認爲明年人民幣匯率易貶難升，但其回調幅度預計相對可控。“當前中美10年期國債收益率相差超140bp，中美利差足夠‘厚’，當前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也較前期7.1左右的低點留足了戰略縱深。從這兩方面看，即便美聯儲收緊貨幣政策，也不會對我國貨幣政策獨立性、匯率以及跨境資本流動形成太大制約。”張瑜稱。

王有鑫也認爲，最近兩年，中美貨幣政策並不同步。我國在制定貨幣政策時更多考慮國內經濟發展和金融穩定需要，特別是人民幣匯率保持相對強勢，使得貨幣政策受到的外部掣肘減弱，可以將關注點聚焦在內部均衡方面。美聯儲收緊貨幣政策對我國人民幣匯率和跨境資本流動的外溢影響將低於上一輪緊縮週期，人民幣匯率和跨境資本流動有望保持基本穩定。

中金公司研報預計，伴隨出口進一步放緩，國內貨幣政策邊際寬鬆和美元週期性走強，預計人民幣匯率在春節後到二季度或將承壓。但人民幣風險溢價仍將在低位震盪，疊加外資對國債較有粘性的配置需求，人民幣匯率或將小幅走弱，伴隨下半年經濟企穩回升，可能將在6.6附近窄幅震盪。

此外，美聯儲收緊貨幣政策，中國在跨境資本流動方面會有何應對舉措？王有鑫認爲，在人民幣匯率和跨境資本流動穩定波動背景下，無需採取額外的管理手段。但需要對異常波動和短期的市場超調保持關注，證券資本可能存在急進急出風險，可視情況動態調整、更新跨境資本流動宏觀審慎政策工具，確保市場穩定波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