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雙減”落地150天,教培機構的生死大考 | 回望2021⑧

記者 | 查沁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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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培訓行業正在經歷有史以來最大的一場變革。

724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正式打響“雙減”第一炮。

禁止寒暑假、休息日培訓,學科類培訓機構一律不得上市融資等一系列嚴厲規定,讓大批K9學科培訓機構遭受重創。好未來(NYSETAL)、新東方(NYSEEDU)兩巨頭的市值,較年內高點共蒸發超五千億元,頭部機構裁員、中小機構倒閉、退費糾紛不斷。

K9學科機構還要面臨“營改非”的艱難選擇。到今年年底前,須統一登記爲非營利性機構。“營改非”後,教培機構定價、收費、營銷將受嚴格限制,且辦學者和股東不得再挪用辦學結餘。

在這五個月內,雙減的補充文件也陸續出臺,包括對義務教育階段學科類培訓機構的培訓材料實施校內外雙審覈、設立預收費銀行託管和風險保證金、全面禁止面向中小學的培訓廣告,同時對機構收費實施政府指導價。

19個部門組成“雙減”工作的專門協調機制,已經出臺了20多個配套的文件。”1221日,教育部新聞辦主任、新聞發言人續梅在教育部新聞發佈會上表示。

如今,距離雙減落地已經過去150天。據教育部最新公佈的“雙減”成績單顯示,“校內減負成效初顯,校外培訓機構壓減超八成。”留下的培訓機構一部分轉爲非營利性機構,實行政府指導價,爲人民羣衆提供公益服務;不適合轉非的將被進一步註銷。

教育部教育督導局一級巡視員胡延品在教育部新聞發佈會上介紹稱,8月的8000條有效舉報線索目前已經辦結70%,剩餘的30%主要涉及退費問題,因爲退費問題涉及合同雙方,有的還需要多個部門協同覈查,辦結需要一定的時間。11月份共收到舉報線索4280條,數量大幅下降,印證了“雙減”工作的效果已經開始顯現。

胡延品表示,2022年,教育部教育督導局將繼續把“雙減”作爲教育督導“一號工程”,特別要加大督辦、通報、約談和問責力度,推動“雙減”工作取得新的成效。

雙巨頭市值蒸發超5000

官方對於雙減信號的釋放,最早可追溯到今年521日,中央召開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審議通過雙減

上述會議強調,要全面規範管理校外培訓機構,堅持從嚴治理,對存在不符合資質、管理混亂、藉機斂財、虛假宣傳、與學校勾連謀利等問題的機構,要嚴肅查處。要明確培訓機構收費標準,加強預收費監管,嚴禁隨意資本化運作。

關於嚴禁隨意資本化運作雙減規定得更爲嚴格,即學科類培訓機構一律不得上市融資,嚴禁資本化運作;上市公司不得通過股票市場融資投資學科類培訓機構。

此外,外資不得通過兼併收購、受託經營、加盟連鎖、利用可變利益實體等方式控股或參股學科類培訓機構。已違規的,要進行清理整治。

發展數十年來,教培行業誕生數十家上市公司,疫情後的在線教育更是成爲百億美元湧入的投資風口。雙減的出臺,極大地挫傷了教培上市公司的命脈。

二級市場的教育股表現尤爲慘烈。截至美東時間1222日收盤,好未來股價從今年2月的最高點90.96美元/股一路跌至4.12 美元/股,跌幅高達95.47%,市值蒸發560億美元,約合3566.8元。

新東方從19.97美元/股下跌89.38%2.1美元/股,市值蒸發303億美元,約合1929.9億元。

高途(NYSEGOTU)股價峯值一度爲149.05美元/股,如今僅爲1.89美元/股,跌幅高達95.83%,居教育股跌幅首位。市值蒸發376.7億美元,約合2399.3元。

由於“雙減”禁止K9學科培訓機構以營利性質經營,好未來、新東方、高途、網易有道(NYSEDAO)、一起教育(NASDAQYQ)等多家上市公司,已於近期宣佈今年年末剝離其核心營收來源K9學科業務。

雙減落地後一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領導小組召開會議。此次會議從校外培訓和校內教育兩個方面做出了嚴格規範,要求抓好“三限”“三嚴”,做到“三提”“三管”。

針對校外培訓,會議要求抓好“三限”,即限制機構數量、限制培訓時間、限制收費價格;做好“三嚴”,即嚴管內容行爲、嚴禁隨意資本化、嚴控廣告宣傳。

對於校內教育,要求切實落實校內主責,做到“三提”。即提高教育質量、提高作業管理水平、提高課後服務水平;落實“三管”,即管好教育教學秩序、管好考試評價、管住教師違規補課。

此次會議還針對校外機構的轉型做出了明確指示,要求校外機構要從性質、思維、業務和模式四個方面來完成轉型,使校外機構成爲校內教育的有益補充。

教培預付費、校外培訓廣告走入歷史

“雙減”落地一個月左右,一些地方出現學科類培訓由“地上”轉入“地下”的問題,衍生出一系列隱形變異形態。

其中包括將“直播變錄播”、以“家政服務”“住家教師”“衆籌私教”等名義違規開展學科類培訓;在居民樓、酒店、咖啡廳等場所開展“一對一”“一對多”等學科類培訓;以遊學、研學、夏令營、思維素養、國學素養等名義,或者在科技、體育、文化藝術等非學科類培訓中,違規開展學科類培訓等。

98日,教育部下發《關於堅決查處變相違規開展學科類校外培訓問題的通知》,從正反兩個方面劃清合規培訓行爲與變相違規開展學科類培訓行爲的界限。

之所以產生上述違規形態,根本原因還是在當前的教育評價體系之下,家長有提高孩子的分數、名次的現實需求,如果這一需求沒有得到疏導,通過公開、合法的渠道無法滿足,就可能轉爲“地下”補課。

隨着校外培訓機構治理工作不斷深入,各類培訓材料也成爲監管重點。其中一些存在導向性、規範性、科學性不足等問題,對其編寫、審覈、選用等方面的要求不夠明確,培訓材料管理存在制度缺失。

這些培訓材料,主要是指經審批登記的校外培訓機構自主編寫的面向中小學生的學習材料,包括線上與線下、學科類與非學科類培訓材料。

同月,教育部發布《中小學生校外培訓材料管理辦法(試行)》,對培訓材料的編寫、審查、監管提出明確規定,共列出十二條負面清單。

其中包括,超出相應的國家課程標準、植入商業廣告或變相的商業廣告,以及含有誤導中小學生產商不良行爲的內容,強調要守牢政治底線,不得出現意識形態問題,確保正確育人方向。

針對校外培訓廣告更嚴厲的整治也隨之而來。

119日,市場監管總局、中央宣傳部、中央網信辦、教育部、民政部、住房城鄉建設部、國務院國資委、廣電總局八部門聯合發佈《關於做好校外培訓廣告管控的通知》(下稱《通知》)。

《通知》在目標要求中明確,不區分學科類、非學科類,要確保做到主流媒體及其新媒體、網絡平臺以及公共場所、居民區等線上線下空間不刊登、不播發面向中小學(含幼兒園)的校外培訓廣告。

這是對“雙減”政策的進一步細化。“雙減”中對於校外培訓廣告的要求是,確保主流媒體、新媒體、公共場所、居民區各類廣告牌和網絡平臺等不刊登、不播發校外培訓廣告。

此次《通知》新增了針對非學科校外培訓的監管,這也意味着,學科和非學科的硬廣和軟廣都將被禁止。

“最後的靴子”

校外培訓廣告一同走進歷史的,還有教培行業的預收費模式。

1029日,教育部等六部門印發《關於加強校外培訓機構預收費監管工作的通知》,強化校外培訓機構預收費監管。

被納入監管的對象包括,各地面向中小學生、幼兒園兒童的校外培訓機構,包括線上和線下教培機構。除了學科培訓機構,還將非學科類校外培訓機構納入監管範圍。

此前,北京市、浙江省、四川省、銀川市、合肥市、廣東省等多地發佈了有關校外培訓機構的資金監管辦法,提出引入銀行對培訓機構的預付費資金進行存管。

近年來預付費問題頻頻困擾消費者,主要集中在服務而非商品類領域,如教培、健身等。過去,教育培訓機構的學費可以任意處置使用,捲款跑路、激進型機構大規模投資擴張等情況時有發生。

今年1月,以一對一輔導爲主的在線教育機構學霸君宣佈倒閉,創始人、CEO張凱磊在微信朋友圈中回應“爆雷”時提到,學霸君至少五次遊走在資金鍊崩斷邊緣,並懇請市場頭部的培訓機構能夠伸出援手。

同爲老牌一對一培訓機構的優勝教育也在去年10月爆出大量校區關停,創始人陳昊發佈致歉信稱,因加盟商資金斷裂、失聯、停課連累到正常經營的校區,加速了總部資金鍊斷裂。

爲了規避上述問題,“雙減”政策已明確提出,通過第三方託管、風險儲備金等方式,對校外培訓機構預收費進行風險管控,各地可按照實際情況選擇其一。

收費價格也有明顯壓制。據國家發展改革委、教育部、國家市場監管總局聯合印發《關於加強義務教育階段學科類校外培訓收費監管的通知》,義務教育階段線上和線下學科類校外培訓收費,均屬於非營利性機構收費,依法實行政府指導價管理。各地制定的浮動幅度,上浮不得超過10%,下浮可不限。

目前,多地已出臺限價方案,培訓價格屢破新低。按照10人以下、10-35人、35人以上三種班型,浙江金華爲50元、40元、30元;廣西爲70元、50元、30元;現有公示中,海南省定價最低,三檔分別低至25元、7元、5元。

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熊丙奇認爲,政府指導定價標準,被認爲是監管非營利性學科類培訓機構“最後的靴子”,將直接影響到學科類培訓機構是否選擇營改非,以及營改非之後的學科類培訓機構的規範經營。

熊丙奇認爲,要遏制機構天價收費,但必須尊重市場規律。政府指導定價要讓不以營利爲目的的機構能生存下去規範經營,而不是無法生存。

此外,關於非學科類培訓機構也有了詳細規定。128日,天津市出臺“雙減”後全國首份非學科教培機構設置標準,明確體育類校外培訓機構辦學要具有辦學許可證,而對文化藝術類、科技類未作此規定。

各地雙減推進得如火如荼,但也“要警惕部分地區的‘清零’思路

熊丙奇認爲,“雙減”的治理目標是學生過重的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家庭教育支出和家長相應精力負擔。1年內有效減輕、3年內成效顯著,人民羣衆教育滿意度明顯提升。因此,要始終聚焦這一目標,不能把目標偏移爲關停“清零”學科類培訓機構。

(實習記者陳銀霞對本文亦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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