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專訪哈佛大學研究員陸克:中歐關係不存在“結構性衝突”

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研究員陸克(Philippe Le Corre)

金句

中美關係降溫並非始於特朗普時代,也很可能不會終於拜登政府。我的看法是早在奧巴馬的第二個任期,中美關係就開始出現了一些不和諧的跡象。

雖然“稱霸世界”的想法也許會在國內得到一部分人支持,但明智的中國政府並不會將此作爲一個目標。

中歐雙方都不願停止合作,特別是在經濟領域,原因或許在於中歐之間不存在所謂的“結構性衝突”,歐盟在亞洲的存在感不強。

十年前,默克爾曾說,歐洲人太過天真。我很贊同她的觀點。我認爲在中歐合作在很多領域都有進步空間。

當前,新冠疫情仍肆虐全球,世界面臨歐洲民粹主義崛起、美國特朗普主義延續、中美關係緊張等諸多問題和挑戰。

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研究員陸克(Philippe Le Corre)對新京智庫表示,中美關係降溫並非始於特朗普時代,也很可能不會終於拜登政府。中歐之間不存在所謂的“結構性衝突”。

陸克是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研究員,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非駐會高級研究員。他曾在政府、學術、媒體和商業多個領域工作,曾擔任法國國防部長特別助理和法國國防部國際關係和戰略部的亞洲高級顧問。陸克曾在上海工作,是2010年上海世博會顧問團隊成員,長期致力於研究中美關係、中國的國際關係等領域。

近日,就當前的中美關係、中歐關係等話題,新京智庫專訪了陸克。

▲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研究員陸克近日接受新京智庫專訪。陸克認爲,中歐合作在很多領域都有進步空間。

民粹主義在歐美乃至世界政治中長期存在

新京智庫:非常感謝你與我們對話並分享你對於中國與世界上其他地區和國家之間關係的看法,我們尤其期待了解你基於歐洲的視角進行解讀。在我們進入正式討論之前,先請你介紹一下你目前的工作和研究。

陸克:很榮幸獲得你的邀請。我現在的職務是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HKS)及其屬艾什民主治理與創新中心(Ash Center for Democratic Governance and Innovation)、商業與政府中心(Mossavar-Rahmani Center for Business & Government)的高級研究員,我同時也是哈佛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的副研究員和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的非駐會資深研究員。不過當下我正在法國埃塞克商學院(ESSEC)教授一門以“新冠時代的亞洲”爲主題的綜合性課程。

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國的國際關係。在進入學界之前,我也曾從事外事記者工作,並於上世紀90年代擔任過法國防長的高級顧問。在這些工作時期,我有過多次訪問亞洲的經驗且長期關注中國事務——我特別關注的是中國與歐洲國家的經貿關係和往來,例如我近期與在卡內基基金會的幾位同事一起研究了希臘、匈牙利、羅馬尼亞、格魯吉亞四國(如您所見,有三國是歐盟的一部分)的國際經貿往來以及它們自身的債務問題,而中國都是這些國家經濟活動的重要參與者。此外,結合我在美國長期工作的經驗來看,我認爲目前中歐關係已經在過去5-6年間發生了許多變化。

新京智庫:感謝你的詳細介紹。目前有一個比較宏觀的問題希望聽聽你的見解。當前,我們似乎面臨着包括新冠疫情肆虐全球、歐洲民粹主義崛起,也包括美國特朗普主義的延續等諸多問題和挑戰。所以首先,你怎樣看待目前全球政治的宏觀局勢與特徵?我們是不是處於一個與此前完全不同的時代?

陸克:理解大局確實非常重要,我想從你提到的全球民粹主義這個細節上來入手進行探討。首先,如果我們縱觀歷史便可以知道,民粹主義在歐美乃至世界政治中都是長期存在的,從帝國時代到早期的共和國都出現了不少借民粹掌權的統治者和領導人,在兩次世界大戰時期,民粹帶來的危害可以說人盡皆知。

目前大家都認爲歐洲的右翼民粹勢力再次當道,然而我的看法較爲樂觀。現在看來,即將於3個月后角逐法國總統大選的幾位右翼民粹領導人聲勢頗高,尤其是“國民陣線”的領導人瑪麗娜·勒龐(Marine Le Pen)女士擁有非常高的民調,然而事實上他們的力量卻很難整合到一起,而且坦白地說,法國的“兩輪選舉”在制度設計上並不利於持有極端主義的政治家,以過往的經驗來看,比較溫和務實的一方通常會在第二輪投票中獲勝。在英國方面,鮑里斯·約翰遜(Boris Johnson)首相確實非常符合一位民粹領導人的特徵,不過我認爲他的當選與彼時英國民衆對於脫歐的不全面認識有關,目前約翰遜首相對於英國內部社會經濟的處理不盡如人意,所以我並不認爲他會有太長遠的政治前途。

美國的情況則更爲複雜。我還非常清楚地記得在2016年11月8日的選舉之夜,有3個關鍵的搖擺州突然決定投票給特朗普,這讓很多人始料未及。

而在2020年的選舉中,拜登贏得也並不容易,並且現在拜登政府的表現也讓美國民衆不太滿意。美國的這兩屆選舉將民主制度的缺陷放到了檯面上:一方面,西方引以爲傲的民主制度沒有避免一個特朗普式的民粹主義領導人當選;另一方面,民主制度最終可能造就一個缺陷頗多的“中產”政府,如拜登政府。這個政府看似擁有更專業的行政和決策團隊,但是他們或許只能代表美國一些精英階層和部分中產階層的看法,卻得不到普羅大衆的正面回應。

中美關係降溫並非始於特朗普時代

新京智庫:你提出了許多觀點值得我們稍後進一步探討。現在我想問的是你對拜登政府時代的中美關係有何看法?與之前的特朗普時代相比,當下的中美關係是否有所不同?

陸克:很重要的一點是,中美關係降溫並非始於特朗普時代,也很可能不會終於拜登政府。我的看法是早在奧巴馬的第二個任期,中美關係就開始出現了一些不和諧的跡象:最典型的例子是在中國開始倡議建設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後,美國開始意識到以自己爲核心的國際經濟秩序正在面臨挑戰,因爲亞投行吸引了包括英國在內的不少西方國家。

隨着事態的發展,美國對於中國經濟力量的擔憂致使其開始傾向於將中美之間的種種問題作出“政治化”、“安全化(Securitization)”的解讀,這樣的理解最終爲今天的中美全面競爭推波助瀾。當然,我們也應該明白“中國問題”從許多年前開始就一直是美國曆任總統、歷屆政府的重要關切,例如在上世紀90年代的總統競選中,有關臺海話題的討論就一直是無法避免的環節。而在今天,日益自信且強大的中國更是躲不過美國精英和媒體界的眼睛。

現在中美競爭已成定局,各方尤其是拜登政府真正需要思考的是如何管控風險、擺脫困境。我認爲當下的新冠疫情大流行反映出了中美競爭的不少主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國將中國對非洲、中東、拉丁美洲的疫苗援助或銷售解讀爲一種“中國模式”的輸出。同時,新冠疫情可能也加劇了中美之間的緊張關係,因爲雙方“人與人”的交流(包括官方和民間的交流)開始大大減少,這樣的趨勢可能導致中美越來越無法直接地瞭解到彼此從而產生更大的嫌隙。

新京智庫:正如我們見到的那樣,國家間的合作或競爭從來都是國際政治生活中的組成部分。在你看來,當下的中美競爭是否有什麼主題或目的呢?我們經常聽到一些聲音認爲雙方競爭的目的是爲了獲取全球權力,對此你怎麼看?

陸克:我想結合我自身的經歷和感受來討論這個問題。我在中國的改革開放之初也就是上世紀80年代第一次到中國旅行,那時的中國幾乎一窮二白,人們剛剛打開國門——從那時起,我看到中國人將民族主義的熱情化爲力量,試圖不斷地學習高新科技、引進外國資本和管理模式以充實自身的實力和提高國民生活水平。時至今日,中國已經在經濟和科技實力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中國的經濟總量與美國越來越接近。

但是我們也應該意識到,中國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面臨着一些明顯的問題,包括人口老齡化、環境污染、氣候變化等問題。所以我認爲雖然“稱霸世界”的想法也許會在國內得到一部分人支持,但明智的中國政府並不會將此作爲一個目標,繼續鞏固國內的社會經濟環境同時發展金融與實體產業纔是中國的主要任務。

中歐之間不存在所謂“結構性衝突”

新京智庫:從你之前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中歐關係不同於中美關係。你能否用一兩個詞彙或者術語來描述中歐關係的特徵?另外,你之前提到雙方都不願妥協,那麼在未來雙方應當如何推進關係?在2022年,是否會有一些解決方法?

陸克:2019年4月,歐盟在對華戰略文件中表示,中國是歐盟的夥伴、“經濟上的競爭者”和“制度性對手”。這應當可以用於描繪中歐關係。中國顯然並不喜歡這一定義,或許中國不喜歡“對手”這一用詞,但這僅用於描繪兩者關係,即雙方制度的不同,且這一術語會沿用下去。“夥伴”和“競爭者”或許對於合作更容易有施展空間。雙方都不願停止合作,特別是在經濟領域,原因或許在於中歐之間不存在所謂的“結構性衝突”,歐盟在亞洲的存在感不強。

中美關係緊張的原因之一是美國將自己視爲“太平洋力量”,在太平洋有軍事存在。中國沒有大西洋海岸,所以在大西洋沒有太強的存在感,或者說不像美國在印度-太平洋區域一樣存在長期夥伴。中國與歐盟之間有幾個問題,導致了《中歐全面投資協定》的停滯。《中歐全面投資協定》是默克爾去年決定卸任前的產物,但是結果並不盡如人意。在其他方面,包括經歷了七年商談的投資方面,中國表達了善意。十年前,默克爾曾說,歐洲人太過天真。我很贊同她的觀點。我認爲中歐合作在很多領域都有進步空間。

新京智庫:歐洲內部變化也是雙方合作的重要因素,你能否對歐洲新變化進行一些評估,特別是德國新政府,是延續大於變化還是變化多於延續?默克爾卸任後,德國作爲歐盟支柱性力量會有什麼變化?

陸克:去年9月德國大選期間我在柏林,但對於默克爾卸任沒有感受到任何特殊的氛圍。德國的政治體制基於妥協、合作和執政聯盟。現在的執政聯盟內有三個黨,由奧拉夫· 朔爾茨(Olaf Scholz)領導的德國社會民主黨(SozialdemokratischePartei Deutschlands)、阿娜蕾娜·貝爾波克(Annalena Baerbock,現任德國外交部部長)領導的德國綠黨(Bündnis 90/Die Grünen)和克里斯蒂安·林德納(Christian Lindner,現任德國財政部部長)領導的自由民主黨(FreieDemokratische Partei)。德國的特殊之處在於,綠黨和自由民主黨理念在很多方面大相徑庭,但同時存在於執政聯盟內。在外交和對外貿易方面,我不認爲默克爾卸任後會有很大變化,尤其是在貿易方面。德國是貿易大國,與中國、美國和法國等國的貿易關係非常重要。

新京智庫:你認爲中國在歐洲和美國的普通人心中的形象和在政治精英內部的形象是否存在差異?未來的發展是什麼樣的,是否會成爲一個問題?

陸克:首先,疫情對世界造成了很大的傷害。有關疫情的話題和誤解讓普通人有了負面的想法。目前,外國媒體中的中國形象不夠積極。我在幾年前曾研究過這個問題,發現人們實際上非常希望在媒體上看到有關中國的故事,希望看到中國學生等。

但雙方缺少正常的交流對話,中國在歐洲的形象是“不熱衷於對話”,難以接受批評。但是在歐洲內部,批評是一直存在的。歐洲政府頒佈法令時,也會進行不斷地討論、協商。正常的交流對話有助於塑造積極的形象。

新京智庫特約訪談員 | 陳定定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