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劉燕春子

在經受了新冠肺炎疫情的衝擊後，全球貿易以及供應鏈安全嚴重受損。嚴格的疫情防控措施一度令全球貿易陷入“大封鎖”狀態。不過，隨着2021年新冠肺炎疫苗接種在全球範圍內的逐步開展，全球經濟開始復甦，市場需求的回暖也推動了全球貿易恢復增長。值得注意的是，涵蓋世界上最多人口、成員結構最多元、規模最大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已經在2022年1月1日正式對文萊、柬埔寨、老撾、新加坡、泰國、越南、中國、日本、新西蘭和澳大利亞10國生效，而韓國也將於2月1日生效實施。RCEP的生效將有力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以及後疫情時代經濟的恢復和增長。

在全球貿易中，區域經貿合作煥發出了更多的生機，其中數字化等新特徵也愈發明顯。儘管在近些年，以世界貿易組織（WTO）爲代表的全球多邊貿易機制受到了來自逆全球化、貿易保護主義以及疫情的輪番衝擊，WTO機制與體系中存在的缺陷也亟待改革，但不可否認的是，捍衛全球多邊貿易體系仍是推動全球貿易復甦的必由之路。同時，也更需要積極應對疫情給全球貿易格局以及治理體系帶來的衝擊和變化。

RCEP正式生效 助力全球經貿復甦

當前，全球經濟與貿易已經從疫情的衝擊中逐步恢復。聯合國貿發會議預計，2021年全球商品貿易額將同比增長22.4%，這將推動全球貨物貿易額比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前高出約15%。與此同時，WTO指出，儘管全球貿易量在2021年第三季度出現小幅下降，但截至2021年9月，2021年全球貿易量依然實現增長11.9%，並且在進出口價格快速上升的助力下，以平均進出口衡量的全球貿易額在2021年第三季度同比增長了24%。

具體到亞太地區，聯合國貿發會議指出，2021年亞太地區商品貿易強勁反彈，預計該地區的商品出口額和進口額分別同比增長23.1%和22.8%，進出口總額將超過疫情前水平。而RCEP作爲東亞地區的重要區域性協定，將顯著提升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水平。與此同時，RCEP也將提振各成員國在後疫情時代對經濟與貿易增長的信心，同時也傳遞出了反對貿易保護主義、支持自由貿易的強烈信號，爲區域以及全球的經貿增長再添強勁動力。

西南財經大學全球金融戰略實驗室主任、首席研究員方明在接受《金融時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具有開放包容性的RCEP生效後，對區域內經濟一體化帶來強大動力。第一，RCEP填補了亞洲尤其是東亞地區經濟一體化制度框架的空白，讓東亞地區經濟從地緣相近的一體化向自貿制度推動的一體化發展，東亞地區的一體化將不斷提升，並形成示範效應和吸引力，具有進一步擴展的潛力。

第二，RCEP的“零關稅目標”與“原產地規則”將進一步促進本地區產業和價值鏈的融合，促進區域內中間產品流動，增加產業鏈、供應鏈佈局的靈活性和多樣性，助推區域內形成完善的跨國產業分工體系，形成產業集聚效應和規模效應，實現資源優化配置和效率提升，爲區域經濟一體化注入強勁動力。

第三，RCEP的研發、科技合作創新也將廣泛展開，有助於打破發達國家人爲施加的技術壁壘。

第四，RCEP具有快速的經濟發展和不斷上升的消費潛力，將成爲區域經濟乃至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

第五，RCEP的互聯互通和經濟的一體化有助於維護區域內的和平穩定發展。

聯合國貿發會議指出，RCEP將成爲全球最大的貿易協定，其成員的GDP約佔全球GDP的三分之一，將對全球貿易產生重大影響。在RCEP中，關稅減讓是核心原則。它將消除成員國內部90%的關稅，RCEP內部較低的關稅將推動價值近250億美元的貿易從非成員國轉向成員國，貿易自由化也將通過逐步降低關稅來實現。而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RCEP的生效也能增強貿易韌性。

事實上，在疫情造成的不確定性嚴重影響全球經濟復甦的大背景下，RCEP提供了穩定的規則框架，降低了全球貿易投資的不確定性，爲後疫情時代亞洲經濟發展和重振全球經濟提供重要支撐。

中國銀行研究院主管廖淑萍在接受《金融時報》記者採訪時表示，首先，RCEP有助於提升貿易投資便利化水平，促進亞洲以及世界經濟復甦。RCEP通過達成關稅水平、原產地規則、投資准入等方面的統一承諾，大大降低了貿易成本和市場壁壘，將促進技術、資金、人員等各類要素的高效自由流動，形成統一的亞洲大市場，從而帶動域內貿易和投資增長，幫助亞洲國家更快從疫情中恢復，也爲世界經濟注入活力。

其次，RCEP有助於改善域內營商環境，提升對外資的吸引力。過去20年，亞洲是全球吸引對外直接投資（FDI）最多、增長最快的地區之一。RCEP協議涵蓋貨物貿易、服務貿易、知識產權保護等諸多內容，將顯著改善成員國的營商環境。RCEP生效後，不僅成員國之間可以基於要素稟賦和比較優勢建立更爲緊密的產業鏈、供應鏈合作體系，也爲域外企業更加靈活地佈局亞洲創造了更有利的條件。

再次，RCEP有助於區域金融發展和合作，推動實現更高質量、更深層次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目前，亞洲域內貿易佔總貿易額、域內投資佔總投資額的比重均已超過50%，但域內股權和債權投資佔比還不足20%，經濟領域的合作深度遠高於金融領域。RCEP生效後，隨着貿易增長和產業鏈融合程度加深，審計、諮詢、評級、併購、投資、結算、供應鏈金融、跨境撮合等金融服務需求將大大增加，從而有效促進各國金融發展和市場互聯互通，爲提升區域金融合作的規模和層次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數字經濟相關條款突出 RCEP助力我國貿易與產業升級

值得注意的是，疫情加速了全球產業數字化進程，貿易數字化已成爲全球貿易發展的重要趨勢之一，並且也是推動經濟復甦的重要力量。而在近年來取得重要發展的電子商務在RCEP中也作爲單獨的一章列出。

“RCEP涵蓋了一系列推動貿易數字化、降低信息流動成本以及促進電子商務環境良性發展的有力舉措，包括信息互換、監管互認、執法互助等內容。此舉將產生系列重要影響：第一，爲跨境電商行業帶來廣闊的海外市場和良好的發展空間，並將充分奠定我國在電子商務和貿易數字化的領先優勢。第二，區域貿易數字化的發展也將推動我國全球貿易數字化的發展。第三，區域貿易和全球貿易的數字化發展，必然推動產業和政府服務的數字化發展。”方明說。

另外，廖淑萍表示，RCEP地區有望形成數字經濟生態圈。新西蘭、新加坡和智利於2020年6月簽訂了《數字經濟夥伴關係協定》（DEPA），2021年9月韓國提交了加入意向，中國於2021年11月1日正式提出申請。該協定旨在加強電子商務便利、促進數據轉移自由、保障個人信息安全，並就各國在人工智能、金融科技等領域的合作提出相應規定。在上述合作的推動下，RCEP地區有望形成數字經濟生態圈，通過消費者、企業與各生產要素的互聯互通，挖掘各國消費者與企業需求，加強區域融合。推動地區金融科技合作將加快，通過建立高速、高效的電子跨境支付平臺，商品與服務貿易往來更加便利。

“數字貿易將促進RCEP區域共同發展。RCEP地區各國收入水平差距較大，而數字技術具有跨越式發展的特點，區域內各國可以通過數字經濟合作促進優勢互補。中國、日本和韓國等數字經濟發展程度較高的國家，將通過貿易、投資等渠道帶動老撾、緬甸等國的數字經濟發展，幫助低收入國家加速實現工業化，實現‘彎道超車’。”廖淑萍說。

事實上，對我國而言，RCEP在推動對外貿易發展以及產業升級方面都將發揮重要作用。根據海關總署公佈的數據，2021年1至12月，中國對東盟進出口總額爲56743.1億元，同比增長19.7%；中國對日本進出口總額爲24019.7億元，同比增長9.4%；中國對韓國進出口總額爲23407.5億元，同比增長18.4%；中國對澳大利亞進出口總額爲14946.8億元，同比增長26%；中國對新西蘭進出口總額爲1597.6億元，同比增長27.2%。“RCEP生效後，區域內90%以上的貨物貿易最終會實現零關稅，域內15國巨大的經濟體量不僅爲貿易發展帶來規模支撐，還將顯著增加市場深度，進一步發揮各國比較優勢。”廖淑萍表示。

與此同時，在產業升級方面，方明表示，RCEP生效有助於我國國內產業升級。我國目前正處於勞動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產業的上游，技術密集型製造業的中游，整體制造業水平較高。從產業層面來看，RCEP規則對技術密集型製造業影響較小，對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影響相對顯著。藉助RCEP提供的機遇，優化供應鏈，提高出口產品的附加值，將有助於推動我國由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轉變，從而實現產業結構的升級。

多邊貿易體系面臨困難挑戰 中國堅定捍衛多邊自由貿易

在推動全球貿易復甦發展、貿易便利化以及自由化的過程中，以WTO爲代表的多邊貿易機制以及包括RCEP在內的區域自貿協定均是不可或缺的。兩者無論是在推動全球貿易從疫情中復甦，還是在抵禦貿易保護主義方面，都發揮着重要的作用。

RCEP等區域自貿協定與WTO多邊貿易機制在推動貿易自由化以及便利化方面是相互促進的，但同時兩者也存在一定的差異。廖淑萍認爲，WTO是目前多邊貿易體系的重要組織，其規則是RCEP等區域自貿協定的重要基礎，但RCEP是對WTO規則的進一步深入，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RCEP是一個現代、全面、高質量的區域自貿協定。例如，除了傳統的貨物貿易、原產地規則、貿易救濟、服務貿易等領域外，RCEP將傳統的“邊境準則”進一步拓展至“邊境內準則”，納入電子商務、知識產權、競爭政策、政府採購、中小企業等內容，遠超WTO規定的範疇。在服務貿易方面，RCEP部分締約方採用負面清單方式進行市場準入承諾，要求現在採用正面清單的締約方在協定生效6年內轉化爲負面清單模式，進一步消減了域內跨境服務貿易的限制性和歧視性措施。

第二，RCEP秉持包容性開放原則。由於RCEP成員結構多元，因此具有很強的包容性。同時，爲部分締約國服務貿易開放設置了6年的轉換期和適應期。在金融服務領域設置文件的審慎例外條款，爲各國防範金融系統不穩定性提供了充分的政策和監管空間。

第三，RCEP是以發展中經濟體爲中心的區域貿易協定。RCEP由東盟發起，所有其他參與國都是通過先與東盟構建“東盟+1”的自貿協定，再通過東盟作爲節點將這些經濟體聯繫在一起。RCEP協議內容並不一味地追求更高程度的開放，而是本着以“發展”爲核心的利益訴求，最大程度地實現參與各國的經濟利益平衡。RCEP體現了各國攜手抱團應對逆全球化浪潮的決心，是發展中國家利益在全球經貿治理中的集中展現。

而從WTO多邊貿易機制的角度看，在疫情暴發前，在貿易保護主義“逆風”中，以WTO爲代表的多邊貿易機制就已遭遇衝擊。美國特朗普政府高舉“美國優先”大旗，挑起與主要貿易伙伴之間的貿易爭端，以及阻撓WTO上訴機構新任法官遴選程序等行爲，都對全球多邊自由貿易體系產生了負面影響。近年來，WTO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改革的過程中也不斷面臨着困難與挑戰。

廖淑萍表示，現有多邊貿易機制嚴重落後於全球經濟發展現實。當前，新興經濟體已成爲全球經濟和貿易增長的重要貢獻者，但現有規則和治理體系仍由發達經濟體主導，無法反映新興經濟體的利益訴求，導致國家間利益分歧不斷加大，WTO決策能力越來越弱、決策效率越來越低，多哈回合談判歷經多輪仍停滯不前，上訴機構陷入癱瘓。除了在農業、漁業補貼等傳統議題上成員國難以達成共識之外，WTO在電子商務、數字貿易等新興議題上也沒有及時更新規則，無法反映當前全球經濟貿易發展的新趨勢。

另外，方明表示，協商一致的決策規則對個別WTO成員的否決權予以了嚴格限制。在目前的WTO決策規則下，協商一致的決策規則試圖調和所有成員的利益，即便是在一個或者少數WTO成員反對的情況下，WTO機構的主席仍然可以認爲滿足了協商一致的條件，但這也導致了以下結果：只要沒有成員正式反對，就可以通過決策。這使得決策變得更加容易，但由於爲了使協商一致，又必須在成員間進行復雜的協調工作，這也導致了決策機制變得更加困難。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全球多邊自由貿易機制遭遇了衝擊與挑戰，但中國始終堅定地站在支持者的一方，實施了多項措施推動全球多邊自由貿易的發展，爲全球貿易發展作出了突出貢獻。2021年12月11日是中國加入WTO20週年。20年來，中國的貨物貿易從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一位，服務貿易從世界第十一位上升到第二位，中國關稅總水平由15.3%大幅降至7.4%，遠低於9.8%的入世承諾。

疫情衝擊全球貿易 全球貿易格局呈現新變化

近年來，貿易保護主義以及單邊主義“逆風”對全球自由貿易的發展帶來顯著衝擊。廖淑萍表示，保護主義、單邊主義抬頭，動搖了全球多邊貿易體系根基。近年來，伴隨着世界經濟格局的深刻調整和疫情的巨大沖擊，國際產業鏈供應鏈競爭日益激烈，個別國家開始推行保護主義、孤立主義，越來越多地以所謂國家安全爲藉口，提高關稅壁壘，限制技術轉讓。加之疫情後全球經濟呈現“K型”復甦態勢，不同國家、不同羣體之間分化加劇，部分國家內部治理面臨挑戰，國內政治社會內卷化，動搖着多邊主義的世界秩序。

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範圍暴發，更是一度將全球貿易拖入“大封鎖”的困境。

“新冠肺炎疫情的發生，對全球貿易帶來了較大的衝擊：第一，受到防疫要求的影響，全球貿易網絡部分中斷，在不少時段都出現了供應鏈中斷的現象，商品供給不足導致部分國家物價飆升。第二，服務貿易受到更大沖擊，旅遊、航空、酒店和金融等行業受到極大衝擊，疫情的反覆導致影響持續時間變長。第三，全球價值鏈和產業鏈受到衝擊，部分全球產業鏈向區域產業鏈轉移，部分區域產業鏈向國家產業鏈轉移。”方明說。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疫情在對全球經貿格局造成衝擊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全球經貿發展的模式，並且帶來新的發展動力。方明認爲，疫情對全球貿易格局有正反兩方面的影響：從負面影響來講，除貿易量和貿易結構受到較大沖擊外，疫情導致全球產業鏈的長鏈條和精細化分工有所改變，全球產業鏈配置的彈性要求越來越高，有趨向於相對集中的產業鏈佈局趨勢。但從正面來講，疫情讓人們再度深刻地認識到全球貿易的緊密聯繫，全球化具有極其重要的價值，貿易摩擦和逆全球化不得人心，人們會更主動地進行不受干擾和不被中斷的產業鏈和價值鏈建設。

“數字經濟將爲全球經貿發展帶來新的推動力。隨着新一輪科技革命的快速發展，全球經貿模式也由傳統貨物貿易向服務貿易和數字化轉型。近年來，全球數字經濟快速發展，尤其是2020年全球經濟大幅衰退，數字經濟卻逆勢增長2.5%，各國數字經濟增速均遠超GDP增速，成爲維護世界經濟穩定的重要動力。其中，以跨境電商平臺爲代表的數字貿易蓬勃發展，有力促進了國際貿易復甦。據估算，2021年全球零售電子商務銷售額同比將增長16.8%，規模達4.9萬億美元。數字化轉型有望成爲驅動新一輪經濟全球化的重要因素。”廖淑萍說。

另外，廖淑萍表示，全球產業鏈轉型步伐將加快。疫情對全球產業鏈的影響將從暫時、局部的調整演變爲長期、全面的轉型。全球產業鏈的發展方向將會從之前的成本、效率因素主導，轉變爲可持續性與效率性兼顧的雙元驅動。